本书记录“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这场婚姻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前言

我不再沉默

“文革”带来灾难

抄家连累岳父

章含之态度变了

第三者出现

剪掉结婚照

往事不堪回首

两情相悦时

两地书鱼雁传情

门当户对定终身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突如其来闹分手

喜结良缘喜得千金

“牛棚”给我启迪

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鲤鱼洲再经考验

夫妻相见不相识

离婚迫在眉睫

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激怒老人

后记

附录

 洪的非正常生活——读洪君彦新著想到的

 不辜负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多维历史，兼听则明——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读后

 大红门背后

 长恨人心不如水——谈洪君彦兼评章含之

 亦师亦友的洪老师

 记忆的流水

 记“绯闻”缠身的老师——洪君彦

 在苦难的历程中散发出的人格魅力——记我永远的老师洪君彦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比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5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筒·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这些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个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挑事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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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载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四面八方的读者(包括新加坡报界)打电话到《明报》询问因由；我家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亲友、同学和学生辈从美国、法国、北京、上海纷纷打电话来问我：文章登了一小半突然停了，究竟为什么？他们一致要求继续登完。那一阵网上的讨论更热闹了。有同情我被剥夺话语权的；也有人恶意讽刺谩骂，说我话说了一半不敢说了，不像个男子汉。而各种奇谈怪论也出笼了：有人怀疑《明报》慑服于某种压力把文章停了；有人猜测可能是我的版权被买断了，担心这篇文章再不能见天日，还有人说是不是文章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等等。总之，人人都觉得事情太古怪，太不可理喻了。

其实，以上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那些话。我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30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自己遂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有骨鲠在喉之感。”

2006年2月中旬洪晃来电话说：“爸，把你文章的后半部分放在我的博客上登吧，我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我终于打破了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块垒，写出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了心中所思所想，如释重负。

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我的遭遇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囚禁、被流放、被迫害致死的受难者，不算太悲惨。但是，为什么事隔几十年，“文革”的恐怖景象还时而在我的梦中出现？其实，十年浩劫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但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十年的难以忍受，犹如熬过漫长的一个世纪，它如幽灵缠身，挥之不去。我觉得对世人来说，“文革”的惨痛教训不能遗忘。

关于“文革”，有些人视之为禁区加以刻意淡化，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千千万万受难者本身，因为伤痛太深，怕触及，怕回忆。这样久而久之，这十年的历史就被湮灭了，以致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为何物。他们听到红卫兵打老师、给老师“坐喷气式”的情节，如同听天方夜谭般新奇。有鉴于此，希望读者们能从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窥见十年浩劫之一角。

我之所以有勇气提笔，最大动力来自关心我的各方亲友。我在海内外的亲人、老同学和学生辈经常催促我、鼓励我，要我写出“文革”十年我所经受的冤屈。他们要我抚平过去的创伤，乐观面对未来，祝福我后半生过上好日子。所以这本小书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诸亲好友对我的关爱，凝聚了他们对我的期望。

今天我欣然告诉各方亲友：你们的祝福应验了，你们的期望我做到了。

“文革”结束后，我从人生的谷底走出来。我惊觉“文革”十年恍若一场噩梦。那十年本应是我最有作为的十年。那时我身强力壮、头脑灵活，是我一生中精力最旺盛、最能为国家出力的时期。可惜我在不断被批斗、被蹂躏中浑浑噩噩过了十年。那十年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我必须奋起直追，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重返久违的教学岗位，颇有枯木逢春之感。当我再次走上讲坛，看到大学生渴望知识的眼神，我既感动又兴奋。从1977年到1992年的15年间，我拼命工作，丝毫未顾及自身的健康。1992年终因心肌梗塞倒下了，1993年不得不因病退休。

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是年8月，我接受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基金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是中美建交后富布赖特基金邀请的首名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一直从事美国经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从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到美国作实地考察。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初到纽约，我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并不陌生，只是感到比我生长的城市上海更现代化、更繁荣而已。但当我第一次走进超级市场，见到物资如此丰富，吃的穿的应有尽有，竟有些眼花缭乱、目眩的感觉。因为从60年代开始，中国长期物资匮乏，老百姓靠粮票、油票、布票度日。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对比，更促使我要深入研究美国经济，以便吸取美国好的经验供我国借鉴。

初次赴美，使我格外欣喜的是，可以见到我日思夜想的女儿。在我之前，女儿已赴美国上学。她能够去美国上大学，了却了我一桩最大的心事。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女儿回国了，继续在外国语学院附中上学。她于外院附中毕业后投考北京大学西语系，入学考试外语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但当时章含之正在外交部接受审查，因母亲的关系，洪晃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女儿很伤心，这也成了我的心病。大学不录取，洪晃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英语播音员，表现出色。

1980年初，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波茨(New Paltze)分校教授欧文·巴乃特(Irvin Baraaett)在北大学中文，我通过他为洪晃争取到奖学金，这是女儿第二次去美国留学。虽然纽波茨离纽约有’段距离，不过我们父女时有见面。后来我从女儿的言谈中，察觉到她对纽波茨分校的学习环境不大满意。刚好我认识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校董海伦(Helen)女士，在她的帮助下，为女儿取得了该校奖学金。洪晃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转到著名的瓦瑟学院完成学业。

我在哥大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从事美国经济研究工作及指导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那时与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教授几乎天天在一起研究、切磋有关中美的经济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进入了美国经济研究课题。其间，美国拜耳(Bayer)公司控告中国向美国倾销薄荷脑油，中国对外贸易部请我以中国专家身份到美国商务部帮中国打官司。代表中方的美国Sherman & Sterling律师事务所邀请我和卡尔·里斯金教授写状子。我们有力地反驳了美方的控告，并到华盛顿美国商务部为此案作证。结果，中美间一场薄荷脑油的反倾销官司，中国打赢了。美国Sherman & Sterling律师事务所要给我一笔颇可观的报酬，我一口拒绝了。我说，我为自己国家做事不要报酬，我不收报酬可为中国省一笔律师费。Sherman & Sterling律师事务所的人听后十分惊讶。在美国这种商业社会，干活不要钱，简直不可思议。

次年我完成任务返国，我选用在美国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见闻编教材，给学生讲授世界经济、美国经济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当时，校方还为我在全校范围内举办多次大型报告会，反应很热烈。在此期间，国际经济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领域的人才。他们现在都是中国金融界、教育界的骨干和精英，其中有几位在国际金融界作出了贡献。

那几年，我除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担任国际经济系系主任和北大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行政职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聘我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聘我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及研究员。其时，我还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及美国经济学会担任理事，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任常务理事，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任副会长，中国投资银行聘我为高级顾问。虽然校内外工作繁多，但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我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我愉快地接受每项任务并努力完成。

记得自1980年至1990年，我以访问学者或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后四次赴美国进行学术、文化交流。1985年8月高教部委派我率领中国美国学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10届美国学研究会。我在会上作了《中国的美国学研究》的发言。这是我国第一次向美国介绍中国研究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学术状况。1985年10月，我主编的《当代美国经济》出版。

1986年我赴美国前，在7月份受命去了一次新加坡，参加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东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家教委很重视这次活动，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专院校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性的辩论会。北大任命我当领队，一位副教授当教练，在经济学院选拔了5名学习优秀、口才好的学生组成辩论团。当时我们从未见过辩论会的形式，不知道辩论会的程序规则。拿到辩论的题目就分成正反两方在校内苦练。到新加坡后，虽然学生们都是首次出国，对新加坡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为了取得好成绩，在辩论前师生都放弃游览，在旅馆内反复练习。在新加坡历时10天，经过初赛、决赛唇枪舌剑的辩论，北京大学终于夺得冠军，并产生一名最佳辩论员。师生在得奖后，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畅游了新加坡。北京大学赢得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奖杯，轰动了新加坡，也轰动了中国，从此把辩论会的形式引进中国。在中国一段时间内辩论会蔚然成风。1987年11月，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的五位学生还集体执笔写了一本《辩论和我们》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活动。  同年9月，我受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邀请赴美国安阿伯(Ann Arbor)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是李侃如(Kenneth IAeberthal)，资深研究员有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奥克森伯格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相邻，几乎天天见面讨论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后来这两位“中国通”都在美国政府里担任要职。那一年我参加了不少关于中国现况的学术讨论会，认识了美国几代的“中国通”。其中沈大卫(David Shamberg)是最年轻一代的中国通。他曾到北大留学，听过我讲美国经济的课。后来他是密歇根大学奥格森伯格的博士生，他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学者如何研究美国》，论文中有多处拿我做例子。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为高教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7所院校成立中美教育研究联合委员会，由中美双方各出7名委员共14人组成。我是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1987年和1990年中方委员两次赴美参加联合委员会会议，先后参观访问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与各校的美方委员及这些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的教授进行座谈。

自1980至1990年的10年间，我推荐了几十名成绩优异的学生赴美深造。许多人学成回国后成为“海归派”中的佼佼者。我庆幸改革开放后自己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遗憾的是因为病痛的拖累力不从心，做得太少了。

至于我的晚年，倒是过得既幸福又安定。前面提到，1986年我率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辩论团去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载誉而归。在新加坡偶遇燕京大学老同学陈贤英。她上过我教的政治经济学课，我认识她是在北大团委。1955年她在念文艺理论研究班时，在北大团委宣传部任文书，我则是北大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所以和她有工作联系。她是德才兼备的高材生，留给我的印象甚佳。自1955年后，我与她31年未见过面。老同学在异国他乡见面分外亲切，言谈甚欢。但又匆匆分别，她回香港，我返北京，各奔前程。她那时在“美国时代一生活丛书”当编辑，我在北大有教学任务。与陈告别后，我感到莫名的惆怅，心里隐隐有相见恨晚之憾。

此后又相隔6年，到1992年在美国纽约重遇。此时我才知道她遇人不淑已办离婚，而我也是孤身一人。陈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对人真诚，家庭背景与我相同，和我很合得来，而且我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价值观，又是同年出生，我深感缘分已到，遂向陈表明心迹，吐露真情。我俩到过了花甲之年才走在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于1995年11月在香港结婚。近年我身患多种疾病，几次病情危急，老伴对我不离不弃。2001年6月我动大手术，老伴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今天是你生日，是大好日子，手术一定成功。”果然我安然度过大险。我苏醒后见老伴守在病床旁，我抓住她的手，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的守护神，你的生日是我重生的日子，我决定今后与你同一天过生日。”第二年6月我完全康复了，我俩一起庆祝70岁大寿。

我一生颠簸，人到暮年终于找到一生的挚爱，可以欢度晚年。陈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女，儿子孝顺、孙女乖巧可爱。我俩与儿孙每周相聚，每年全家一起出埠旅行。儿孙辈都跟我很亲，关系和谐，其乐融融。我女儿洪晃在北京，她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我不愁寂寞，因陈家是个大家庭，弟弟妹妹几家有二十几人在香港，常常聚会。过年过节热热闹闹、欢天喜地。我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苦难、孤独和寂寞。燕京大学一位学长祝福我们说：“桑榆晚景无限好。”我说：“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洪君彦

2007年5月

2007年11月修订

本书顾名思义是讲述作者和章含之的婚恋旧事，但从“文革”乱世中这对夫妇的婚姻悲喜剧看到的，却远远不仅是一个私人化的话题，而是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还有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道路。

——丹晨(原《文艺报》副总编辑)

上世纪60～70年代，宁静的燕园烽烟四起、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知识分子遭到了～场浩劫，洪君彦也不例外，家事、国事，事事让他痛苦。我赞成洪君彦把这一切真实的回忆写下来……不是为了儿女私情，打笔墨官司，而是要对历史负责。

——哲夫(原香港燕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