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惊人的事实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阐述。倘若我们将人类过去5万年的存在以62年为一世代来划分的话，那么人类至少已经度过800个世代了。而在这800个世代里，人类有650个世代是栖息在洞穴中。
只有在过去的70个世代内，一个世代与另一个世代之间才能彼此沟通，而这主要归功于文字的出现。只有在过去的6个世代内，大多数人类才能看到印刷文字。只有在过去的4个世代内，人类才能准确地测定时间。只有在过去的两个世代内，人类才能使用电力。而在今天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物资，都是人类第800个世代的成果。
然而，第800个世代使人类与其过去的经验完全断裂。因为在这个世代，人类与资源的关系完全改头换面。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仅在这一个世代之内，作为文明原始基础的农业在世界各国纷纷失去其重要性。在今天十几个主要大国中，农业生产者占经济人口总数的比例皆不超过15％。美国的农产品除了供应三亿美国人外，还供应其他国家约1.6亿人；而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还不到4％，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急速下降中。
倘若把农业当作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工业便是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了。由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另一个阶段——第三阶段。事实上，它已经到来了。1956年左右，美国约有50％以上的非农业劳动力换下劳动工作服，被分派到各种贸易、行政、交通、研究机构、教育及其他服务部门。白领阶层的人数已超过蓝领阶层。在同一世代之内的同一社会中，人类不但摆脱了农业的枷锁，甚至摆脱了工业的羁绊，这在历史上不可不被视为空前的创举。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服务经济。
从那时起，所有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瑞典、英国、比利时、加拿大以及荷兰等国，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皆已低于15%，而白领阶层的人数早已远远超过蓝领阶层。人类经历了10 000年的农业社会，100～200年的工业社会，到了今天，已开始进入超工业社会。
法国计划学家兼社会哲学家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6)宣称：“事实上，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文明反而最不具有工业性。”为了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有必要引用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话作为参考。他曾说：“今日经济发展的最伟大成就，乃是我们想要有多少，便会有多少……现在已不是资源限制决策的时代，而是决策决定资源的时代了。这就是最基础的革命性转变，或许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革命。”而这种划时代的逆转就发生在人类的第800个世代。
由于这种变革的范围及扩张性都极为巨大，因此这个世代的变革性质也与过去不同。在以往的世代里，虽有震撼性的剧变发生，如战乱、瘟疫、地震及洪水等，但这些冲击与剧变都在同一地域或邻近的几个地域内发生，想要影响到其他地域，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地域间的限制已经消失，社会间的界线也不复存在。今天，连接社会的传播网已紧紧交织在一起，因此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事件将同时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越南战争很可能改变北京、莫斯科及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激发斯德哥尔摩的抗议活动，影响苏黎世的金融市场，引发阿尔及利亚的秘密外交活动。
事实上，不仅是现在的事件会同时传播开来，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我们也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感受其影响。过去已经以一种双重姿态朝我们倒转过来，我们貌似陷入了一种“时间差”的困境之中。
同一件事，在过去发生可能只会影响少数人，但现在发生其影响范围会很广。例如，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过去雅典、斯巴达以及邻近小城邦的战争，在他们自身看来，也许已是极一时之盛了。然而，当时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居民，对这场战事闻所未闻。当时居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当时的日本人也根本不受其影响。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改变了希腊的历史。由于它导致当地居民的迁移，间接地促进古希腊人的价值观、思想以及遗传基因等分散到其他地区，因此影响了罗马，甚至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发展。当今的欧洲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主要原因就是，欧洲人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P8-10
阿尔文·托夫勒，世界有名未来学家、社会思想家，被誉为“后工业化时代大师”。他曾任罗素·赛奇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康奈尔大学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员、IBM等跨国企业顾问，从事未来价值体系及社会走向的研究。
1970―1990年，托夫勒分别出版《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思潮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托夫勒是洞察到现代科技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的先驱。他以自己专享的方式解读现在，用蕴含着未来玄机的现象寻求对未来的理解，为读者描绘一幅新的现实世界的示意图。
当我们受到变革冲击时，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面对种种变革，我们如何适应？我们会不会无法适应未来的种种状况？这就是本书想要阐述的内容。
谈论未来的书籍为数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危言耸听之语。与之相比，本书侧重“轻松层面”，探讨与未来人类有关的种种问题。本书讲述了我们迈向未来可能经历的种种过程，并探讨了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务，如我们购买及丢弃的产品、进出的场所、任职的企业以及生活中永不停歇的人潮等。同时，本书旨在探索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新奇的亚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娱乐场所，甚至跳伞及两性关系等，都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题材。
本书讨论的实际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最主要诱因是汹涌万丈的变革浪潮。今天，这种变革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颠覆我们的组织，转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动摇我们的根基。变革，是未来扰乱人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来研究它——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对它加以分析，更要从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探索。
支配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动力，是变革的速度。这种速度的推动力对人身、心理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本书里，我将发扬拓荒者的精神，系统地探索变革速度的影响力。在此，我要郑重呼吁，除非人类能尽快学习如何应对个人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否则注定要面临崩溃的危机。
1965年，我在《地平线》（Horizon）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以表示我们在短期内遭受的重大变革及所承受的震撼性压力和困惑。在这个概念驱使之下，在之后的5 年时间里，我访问几十所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及政府机构，阅读无数篇论文及学术报道，并拜访数百位研究变革及应变能力的专家。诺贝尔奖得主、嬉皮士、精神病理学家、医生、企业家、未来学专家、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无不深表他们对变革的关切、对人类适应问题的顾虑及对未来的恐惧。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得出了两种不乐观的结论。
第一，显而易见，未来的冲击已不是一种长期的潜伏性危机，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苦的一种病症。此种心理上及生理上的病症可以用医学及精神病学的术语命名为“变革症”。
第二，令我吃惊不已的是，一般人对变革应对问题居然知之甚少，不管是那些拥护社会变革的人，还是处心积虑应对变革的人都是如此。慷慨激昂的知识分子高谈所谓“为应对变革而教育”或“为应对未来而准备”，却并未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法。虽然身处空前巨大的变革环境里，我们却仍然没有任何应对之道。
对于个人和集团对变革表现出的非理性抗拒，心理学家及政治家同样感到困惑不已。决心整顿公司的企业家，立意革新教学的教育专家，倡议和平解决种族纠纷的市长……几乎都遭遇了这种盲目的抗拒。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了解甚少。此外，为什么一些人渴求甚至着魔般地呼吁变革，忙不迭地促进变革，而另一些人却唯恐避之不及呢？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应对问题根本没有一套像样的理论，所以根本无从解答这个问题。
因此，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应对未来。在书中，我特别指出应对未来的种种方法，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应对个人及社会的变革。另外，我要特别提醒一个极为重要却常被忽视的问题。过去有关变革的影响的研究，只重视变革方向，而忽略变革速度。在本书里，我将不遗余力地阐述变革速度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变革方向；而就重要性而言，变革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变革方向。除非我们看清这个事实，否则将无法了解适应性的真正含义。要界定变革的“内涵”，绝不可忽略变革速度的影响力。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m)在其广受赞誉的文化堕距理论中指出，社会不同阶层由于面对不平衡的变革速度，会产生种种社会难题。未来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应对理论则强调，不仅社会不同阶层的变革速度必须取得平衡，环境变革的步调与人类应对的步调之间，也必须取得平衡。事实上，未来的冲击就是源于二者问日益扩大的差距。
本书不仅要提供一种理论，更要提出一种可行的方法。一般人往往研究过去以阐明现在，而我则倒转过来，我深信对未来的合理探索也可为现在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倘若不把未来当作一种习惯性工具而善加运用，我们将更难把握个人及社会的问题。在本书里，我将谨慎地运用这种工具，以证明其可行性。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本书自开篇就有意以一种微妙却意味深长的方式来改变读者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要成功应对急速的变革就必须对未来采取一种新观点，必须敏锐地认清它现在所扮演的角色。针对这一点，本书会有意增强读者的未来意识。在读完本书后，读者若能在现实中思考、探索及推测未来的种种问题，我的苦心便没有白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局限性的问题有必要谈一下。其一是，事实的时效问题。每一名资深的新闻记者都会有这种经验——自己分秒必争地报道更新速度极快的新闻，却在来不及落笔成文时，新闻本身已发生变化。而今天，整个世界便是一则更新速度极快的新闻。一本历经多年所著的书，在其研究、撰写与出版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变化。在这段时间，～所大学的教授可能转到另一所大学任教，身居某职位的政治家可能转到其他职位。
我虽然尽量谨慎地根据最新资料来撰写《未来的冲击》，但不可避免，书中某些事实也已过时了。(其他许多书籍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作者一般不愿去谈论而已。)而这种资料的过时足以证明本书所强调的变革的急速性。我想要紧跟现实的步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目前无法在“真正的时间”内思考、研究、撰写及出版。因此，读者应该多关注主题，而不必计较细节。
另外，我要交代的一点，是有关“将要”(Will)这个词的问题。一个严肃的未来学者是不会随口“预言”的。只有电视里的预言家及报纸上的占星师才会如此神通广大。一个对预测的复杂性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绝对地认识未来的。因此，有关未来的每一个陈述，都必须伴随一连串的限定语，如“倘若”“而”“但是”“在另一方面”等。如果把每一个适当的限定语统统塞进本书的话，那么读者的脑海里可能要堆满“或许……或许……”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我才毫不犹豫地采用肯定语气的字眼，深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了解这种写作风格上的问题。当读到“将要”的时候，读者请默诵一个“大概”或“依我看”之类的限定语。同样，说到未来会发生的事件，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就绝口不谈。当有“确定无疑的资料”时，我们固然不应错失良机。即使缺乏这些资料，一个负责的作家或是科学家，也有权利与责任根据其他证据，包括印象、传闻得来的数据或有识之士的看法进行判断。我便是本着这个原则撰写本书，并愿为此负责。
在探讨未来的问题时，运用适当的想象力及洞察力远比预测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更为重要，至少眼前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此。具有各种用途的理论并不一定是“确定”的。有时，即使是“错误”的也有其用处。中世纪地图绘制者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地图错误百出，在地球全部地表皆已被绘制成图的今天，那些错误百出的地图几乎变成了笑柄。但是，如果少了这些笑柄，过去伟大的探险家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倘若没有古人以极其有限的证据在纸上绘出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种更完美、更准确的地图。
探测未来的人正像古代的地图绘制者一样，我便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未来的冲击”这个概念及其适应范围的。这不是最后的定论，而是一幅描绘新的现实世界的示意图，其中充满高速变革诱发出来的种种险境和假想。
当社会受到变革冲击时，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面对种种变革，人们如何适应？会不会应为无法适应未来的种种状况而错误百出？
今天，变革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颠覆我们的组织，转变我们的价值观，动摇我们的根基。我们来不及适应便被变革击溃，孤独无依、迷失方向。短暂性的信息不断袭扰人们的感知，新奇性的事物不断撞击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多样化的选择不断搅乱人们的判断能力。当无法适应这三股联袂而来的变革浪潮时，人们便患了“未来恐惧症”。在未来的袭击下，他们开始退却，拒绝迎接。社会异化程度日益加深，核心家庭趋向解体，毒品泛滥，犯罪率上升……而大多数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源于“未来的冲击”。
世界著名未来学大师、未来学奠基人阿尔文·托夫勒在其奠定声名之作《未来的冲击》中指出，无论个人、组织或国家都会因变革太快而超载，成为未来冲击的受害者。托夫勒大胆且反潮流地指出核心家庭将逐步破裂，一次性消费社会的兴起，并预言逐渐实现的教育改革。正如托夫勒所说：“我深信对未来的合理探索也可为现在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倘若不把未来当作一种习惯性工具而善加运用，我们将更难把握个人及社会的问题。”
发达国家今日所面临的危机，乃是过去盲目地单向发展科技所致。倘若我们能借鉴其中，计划性地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不仅可以减少西方国家过去遭遇的危机，而且可以克服未来的冲击。倘若能掌握问题的症结，明智地控制变革速度和过程，我们便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我们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安身立命于变革的浪潮之上，重新掌握未来的命运。
《未来的冲击》是“未来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是阿尔文·托夫勒奠定声名之作，全球畅销700余万册，名列社科领域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著作之一。
本书讲述了我们迈向未来可能经历的种种过程，并探讨了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务，如我们购买及丢弃的产品、进出的场所、任职的企业以及生活中永不停歇的人潮等。同时，本书旨在探索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新奇的亚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娱乐场所，甚至跳伞及两性关系等，都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