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雷蒙不得不离开家，应征入伍，从此无法照顾家庭。由于身体差，他被分配到凡尔赛军队医院当护士。由于担心德国人攻入巴黎，艾玛带着孩子们走了。他们先到诺曼底，尔后到达布列塔尼地区，“我们还去过布列斯特(……)我和几个比我年长的表姐站在阳台上，她们教给我大嚼通心面，然后往过路人的头上吐去(……)”危险解除以后，艾玛回到巴黎地区，回到了父亲被任命为大教士的凡尔赛。他住的是与犹太教堂相邻的公房。她和儿子、姐妹及她们的孩子都在那儿住了下来。然而，预料之中的宗教信仰的改变却没有发生。
艾玛·列维还是姑娘时就生活在宗教氛围里。“我的外祖父是个缺乏个性的宗教人士，严守教规。一连三四年，我参加了所有宗教节日的活动。”他的妻子、克洛德的外祖母却很有独立意识。女儿们甚至怀疑母亲是否真正的教徒。她们自己也生活得无拘无束：“五个姐妹和她们的丈夫都不信教。”住在凡尔赛的时候，列维一斯特劳斯回忆道：“母亲为我们准备火腿三明治，我们立刻跑到公园里，躲在雕像后面狼吞虎咽，担心外祖父发现后会发火。”教堂和家之间是一条长长的阴冷的通道，把神圣之域与世俗之地截然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加上只用于做圣事的阴暗的教堂，使小克洛德觉得宗教不但与日常生活无关，而且令人生厌地枯燥无味。这种分离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日常生活里除去了一切宗教内容。“除了外祖父餐前必做的默祷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告诉孩子们自己生活在对于某种崇高范畴的感怀之中。”
父亲家的情形同样不那么一清二白。“我祖母仍去教堂做礼拜。这个家族里沉睡着一点点疯狂的东西，时而表现为喜剧，时而表现为悲剧。父亲的一个兄弟成日沉溺于阐释圣经，敏感脆弱得竞至自杀。那时我三岁。远在我出生之前，父亲的另一个兄弟在与父母发生口角之后，竟然跑去当了教士，借以报复父母。曾有一段时间，家庭成员里还出了个修道院的列维院长(……)”疯狂的行为没有继续下去，教士叔叔后来还了俗，最后成为煤气公司的职员。
奇怪的命运。除了他们的不稳定感和个人痛苦以外，特别明显地反映出家庭的历史和社会地位的深刻危机。在先因德雷福斯事件、后因分裂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的法国，如何做个犹太人，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两个叔叔的故事或许是一次无意识的验证：在采取雷蒙所显示的方向——即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之前，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家庭正在探索保持自豪感的途径：一个人热衷于肯定宗教信仰，另一个激烈地摈弃它。在一个高压时期内，较之那种多少使人感到羞辱的病症，“疯狂的因子”或许是宗教虔诚与民族归属之间的冲突的一条出路。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难题：“我来自父母双方的两个犹太家庭，两家都在阿尔萨斯定居达250年，或许更久(……)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根可能上溯到几千年前极富文化内容和事件的历史，虽然这一点对我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法国人。”孩子在宁静的气氛中长大。一边是当大教士的外祖父、定期礼拜的祖母，一边是持怀疑观点的外祖母和不信教的双亲。他既学习了宗教仪式，也学会了与宗教保持距离。在世俗化的社会里，无动于衷地从旁观察宗教仪式，这是解决宗教身份与宗教丧失意义之间的矛盾的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里，父母虽然不过宗教节日，但并没有忘记。他们常常讲给孩子们听。“父母在凡尔赛让我接受了洗礼。为了让我顺从，事先只告诉我一条理由：别叫外祖父难过。”这是一次并无实际内容的皈依，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列维一斯特劳斯既没有否定什么，也没有肯定什么。“我清楚自己是犹太人，这个古老的血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令我欣然。”
如果说，身为犹太人于他没有丝毫宗教方面的含义，这个事实却令他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父母越是不信仰宗教，就越是崇拜和信仰文化。我认为这是许多犹太家庭的特点。犹太民族被视为爱书的民族，的确如此，我是在书堆中长大的。从童年起，我就被鼓励读书，增长才智，对一切好奇(……)这才是真正神圣的东西。”
P12-14
《列维-斯特劳斯传》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读者从每章长长的尾注，就会感觉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一般的传记总是要涉及私人生活的，而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生中三次婚姻都被一笔带过，家庭生活几乎没有被描写。据传记作者说，这是欧洲现行的知识分子传记(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的特点。列维-斯特劳斯人生经历独特，建构起他的学问大厦，就等于见证了他的一生。作者其实是像写作博士论文那样，再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那丰富和创造性的一生。
这本传记给我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多”字来概括一——人物多，事件多，学科多，所涉及的作品多。
人物多。书后所列人物索引多达450人，仅仅翻译和核实人物的译名就需要不少的时问。事件多。列维一斯特劳斯出生于1908年，至今健在，可谓世纪老人。在那个刚刚逝去的20世纪里，我们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在那个多灾多难的世纪里，没有人比列维-斯特劳斯更能、更好地见证那个时代的变迁了。学科多。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出发去巴西，走上民族学道路之前，就已经迷恋上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还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对地质学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爱好，这迷恋、这影响以及这兴趣使他把这三门学科称作他的“三位情人”。除了这三门特别偏爱的学科外，他也曾经学习过哲学，而且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三。列维-斯特劳斯天生喜爱音乐，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工作时他都听着音乐，他觉得这样思路会更加清晰。列维-斯特劳斯热爱绘画，不但喜欢而且也会作画。他与艺术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在美国流亡时，他和以安德烈·布列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来往甚密。他还是一个语言学家，尽管他说自己是个二流的语言学家。还多亏了他与罗曼·雅各布逊在美国的相遇，相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巴西之旅使他走上了民族学道路，那么，遇到罗曼·雅各布逊就为他成就人类学家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雅各布逊使他“茅塞顿开”，给予了他一把开启民族学研究的钥匙。罗曼·雅各布逊还介绍他认识了雷蒙·德·索绪尔——精神分析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儿子，列维一斯特劳斯从此进入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
列维-斯特劳斯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是爱书的民族。童年起，父亲就鼓励他广泛涉猎，他读书庞杂，这一切都为他成为人类学大家奠定了基础。列维-斯特劳斯最后终于“进驻”法兰西学院，随着他成为这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法国著名学院中的一位教授，一门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学院前瞻性的性质决定了列维-斯特劳斯每年的授课内容都是“新”的，这非常符合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个性。他自以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开垦土地，播上一茬，来年又去开拓新的土地。对一个开拓性的人物来说，再没有比法兰西学院这个机会更适合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了。随着这个讲席的建立，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也成立了。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研究、教授、写作。尽管他说写作劳神费心，但是当教授就不得不写，他以每两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着。
这么多的“多”，翻译自然有很多困难。因为人物多，有的人物已有译名，已经约定俗成，就不好再给他另外一个译名。我读书有限，尽管多方查阅，仍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也可能由于其他理由。例如，法国语言学院、法兰西学院的Claude Hagege，他的中文名字是海然热，那是赵元任先生给他起的。不是Hagege先生亲口说，我是不会把Hagege和海然热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可能有人已有中文名字了，这时再给一个译名，就有可能产生混淆。
由于所涉及的学科很多，我不得不大量地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在于把什么都搞明白，只希望在选词造句的时候有一定依据。列维一斯特劳斯曾经邀请数学家一起来参与他的研究工作，试图用一个简洁明了的公式来说明问题。在翻译一道公式和groupe de K1ein的时候，我请教武汉大学的吴泓缈老师，他把自己尚未发表的《符号学矩阵理据考》发给我，我因此按照他的译名翻成“克莱因组”。
一般来讲，书名难译。叶廷芳先生指出：“翻译文学作品，题目或书名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是首先应该花力气的地方。”梁实秋先生也指出，翻译书名是最头痛的事，因为“译书名，须先读其书，然后才能知道书名的意义，否则望文生义，可能导致极大的错误。”(《梁实秋杂文集》，第284页)传记里提到的书，我却无法一一阅读。传记中提到的书名，有的我只能根据字面意义翻译，而且每当遇到书名我都要踌躇一番。例如我读了Triste Tropique，体验到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心情，他为印第安人悲惨的境遇而哀伤，同时又惋惜那逝去的一切。因此开始时我把此书译成《哀婉的热带丛林》后译作《忧郁的热带》。中文的特点也恰好允许这样的组合，同时表达两层意思。另外，书中所表达的特定意义有时在传记中也难以再现。例如，我同时也翻译了《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书中出现了ecart differentiel这样一个词组，ecart可以是“差异、差距、差别”，我觉得词义已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还要有differentiel来限定呢？传记作者说到这本书的时候，自然用了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的这一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用语，便分别向本书作者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提出问题。前者告诉我，他是用ecart differentiel来指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差异，以便与中性的差异相对，即没有结果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差异。后者则告诉我他真实的用意：“ecart出ff6rentiel这一表达在语言学中经常使用，表示所说的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差距，而是使两个意义之间有所区别。”由于阅读了《种族与历史》，知道所指，翻译就有依据，容易把握。对传记中提及的那些我不可能接触到的书，我常担心用词是否贴切，理解是否与作者有出入。
这一切的“多”其实都源于列维一斯特劳斯本人丰富的个性和他对人性、人类精神活动的不断的叩问。“道不虚行，存乎其人也。”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了解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个性，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作品。他小时候喜欢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能够倒背如流。他甚至说谁要了解他，堂吉诃德就是把钥匙。他推崇感性品质和理性推理，认为“严肃的人靠敏感、靠理性工作，而不是依赖信仰”。马克思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地质学成为他的“三位情人”不是偶然。民族学最终使他的身心得到了统一。
在翻译《列维一斯特劳斯传》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实际上我在决定翻译这本书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能力大小；开始翻译后，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因为我明白程抱一先生何以要我先把此书翻译出来，历史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走上一条艰难而又引人人胜的道路。
余光中在《创作与翻译》中说道：“一本好书不啻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一本杰作不啻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人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这一年来，我的生活不就像余光中的精言妙语所描绘的那种景况吗？难道我不就是像神灵附体一样吗？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形象几乎成日在我脑中盘旋。在一遍遍的阅读中，我难道不是在字里行间感受着列维～斯特劳斯，分享他博大的生命吗？不管最终是否“尽传其胜”，至少可以说的是，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同事和我的学生，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这本译著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问内完成。记得去南京大学浦口校区上课的路上，我的同事刘成富老师帮助我解疑答难；中文系的唐建清老师是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他给我谈文学；还有同事许钧老师也专门帮助过我对某些片段进行语法分析。书中有大量非法语人名或书名，我希望从原语直接译成中文，德语系、西班牙语系、英语系和俄语系的老师因此都给过我帮助。张柏然老师不止一次地帮助我解决英语译名问题。我特别要感谢陆秉惠老师，记得在翻译的最后几个月，每周五的下午，我们都用来解决翻译的疑难处，我从她那里不仅学习了严谨的翻译态度，而且还加深了对法文的理解。我还得感谢我研修班的同学，方琳琳、冷碧莹、罗晓亮等同学帮助我打字，时利和同学最后还帮助我润色译稿。
我要感谢张祖建先生，他对书稿的审校使得本书减少了很多错漏之处。针对本书涉及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他还撰写了本书300余条“译者注”中的大部分，希望读者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背景。
我还要感谢外教Cathrine，以及在晓庄学院任教的瑞士籍教师Georges和他的妻子MagLlerite。至于我在法国的朋友，Chamel和Bergounioux先生以及Gouvard和Doche小姐，我也得请他们接受我的谢意。没有这些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这部译著难以完成。
我在翻译这部传记时，心灵时时受到触动。列维一斯特劳斯奇特的个性、充实的人生都给我以启示和鼓励。愿这篇译著也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的灵魂受到冲击。来吧，让我们追随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脚步，进入这位大地丈量者的精神家园之中，去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类学家那博大的胸怀，去体悟他对陷入生态困境的人类那深切的关怀！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第一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点，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本书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系列之一，列维-斯特劳斯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和文化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曾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把人类一切的亲属关系归纳为三种结构和两种交换形式，认为社会人类学应主要研究深层结构的转换规则。14卷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全方位译介了这位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一生力作，展现其学术体系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