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城轶闻》写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故事：主人公顾堃意外得到的可心女人李珊因为曾和市委书记有一段特殊因缘，这位性格怪癖的系统工程学家的政治命运和情感命运都发生了离奇的遭遇。这既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性题材，又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尝试了不同的语调在叙述中离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使作品产生了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荒诞感。另外，这部作品表现出作者在其他作品中少有的黑色幽默，这显然又是一种具有离间效果的现代主义手段。这部作品中鲜有的人物与故事，显出柯云路开拓边缘题材的另类风格。而主人公运用系统工程学把握自己人生、事业、政治、爱情选择乃至日常时间安排，在一些读者中成为指南性读物。

汾城是一个边远小城，因为要树立知识分子典型而选上了身患绝症的系统工程学家顾堃。在“选拔”过程中，顾堃意外得到的可心女人李珊因为曾和市委书记有一段特殊因缘，其情感和命运发生了离奇遭遇。他所居住的陋屋频频为大人物光临，新闻记者也将他列为热门目标，他本人无奈地成为官场斗争的筹码。

故事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戛然而终。

这既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性题材，又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而主人公运用系统工程学把握自己人生、事业、政治、爱情选择乃至日常时间安排，是作品的另类可读之处。

这本书尝试用不同的语调在叙述中离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使作品产生了某种荒诞感，表现出作者在其他作品中少有的黑色幽默。

写在前面

一 一次庄严的市委常委会

二 和蔼风趣的长者

三 难能可贵的癌症

四 戴围裙的科学家

五 真是个小说人物

六 饭桌上的保险系数

七 琐碎的生活

八 从一张图示开始

九 顾堃的意识流．

十 时空交叉

十一 小小的戏剧场面

十二 同时的两个空间

十三 一个政治家的思考与行动。

十四 几条线，

十五 情节在发展

十六 处心积虑

十七 也是“处心积虑”

十八 云层摩擦生出闪电

十九 暴风雨之夜(一)

二十 暴风雨之夜(二)

二十一 历史的着眼点

二十二 人生难料

不是尾声

后记

故事是从汾城市的市委常委会开始的。

用数学函数来表示故事的发展，那么时间变量t的起始点t。则是常委会要开未开的一瞬间。

用宇宙大爆炸来比喻，正是它要爆炸未爆炸的瞬间。当然，如果宇宙在时间上真如某些学派所说是有开始的话(开始于宇宙爆炸)，那么，说“爆炸以前的时间”则是毫无意义的。

好在我们在此不用争论宇宙的有限与无限。

在浩渺宇宙中有一粒尘埃，那就是太阳系。尘埃中还有更小的尘埃，那就是地球。上面有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只看见和只关心尘埃中的尘埃上发生的事情。

汾城则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了。

我们现在只看见它。视野在时空两方面缩小为亿万分之一的亿万分之一以后(这不是精确的计算)，汾城市便成了眼前的一切。

先说说汾城。

它位处黄河流域。这个说法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是为了保持对读者的真实感；不具体，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两个目的相互矛盾，经过权衡计算，最后选择了这种说法。读者看完小说就会知道，这是作者根据小说主人公的学说选择的方案。绝无廉价的诙谐和讽刺。小说的主人公，也许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

汾城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它。翻一翻《东周列国志》，兵戈相交，这个地名出现达一二十次。两千年前的城垣现在还能寻到一些残迹，只是没人保护，被人刨砖取土，几近荡然。在使用价值上(盖厨房、填阴沟)，它并不比那些年轻的砖土更高。中国古迹可能太多。破旧立新，现在，汾城已发展成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当然，肯定比韩、赵、魏任何一国的国都人口更多。)南边是几千年沿袭过来的旧城，狭巷拥挤，杂店小铺，栉比鳞次；小摊小贩，喧嘈脏秽。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分划南北。北边是新城。市政机关，工厂大楼。烟囱林立，浓烟滚滚，标志出历史的进步。 新城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最初，它因为位处铁路通道上而发迹。后来，日本占领军又在这儿建了一座棉纺织厂，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内第一幢楼房、第一条柏油马路、第一个公园，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政府修建起来的。仅此一点就证明革命之伟大。当时汾城人喜悦地用这首歌谣形容道：

一条马路一座楼，

一个警察一个猴，

酱油香来醋又酸，

饼子赛过耐火砖。

街上有一个交通警，小公园里有一只猴，酱油醋以汾城最好，汾城芝麻饼子则以又香又硬而闻名。现在，楼多了，路多了，警察成群了，只有公园还是那一个。还多了唯一的一路公共汽车，每天环行几次。

需要简单说明的环境背景就是这些了。

故事从起点开始：市委常委会。

会议在电话会议厅里召开。这是在市委大会议厅后面一个宽敞雅致的房间。转圈的沙发，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还有茶几，小的，夹在单人沙发间；长条的，黑漆锃亮地横在大沙发前面。宽大的玻璃窗外是绿荫荫的槐树，把光线滤成冷绿阴幽。地上遍铺着绿色的地毯，自然是不新，记录着会议厅的年龄。会议厅里飘浮着浓烈烟气。

会议内容要从历史眼光讲很平常，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要从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来讲，有那么一点时代特征。它反映出一些人在中国舞台上的比重在提高。

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向蒋筑英学习。  蒋筑英是何人，在国际上，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在中国，一般的百姓也只知道这是广播电视里宣传的英雄模范而已。具体事例，知道的人少，不知道的人多。这是一个不容易被英雄模范打动的年代。至于什么原因，远非一句话能说清楚。但是，知识分子们，特别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知识分子们大多知道蒋筑英。这是一个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中年科技人员。他用他的牺牲为他们全体境遇的改善发了一声呼喊，他是他们命运的悲剧化又英雄化的缩影。(自古以来，悲剧有半数包含着英雄成分，英雄则有全数包含着悲剧因素。)另外，各级领导，特别是各级搞宣传的，也都知道蒋筑英。这是他们宣传的对象。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

汾城市的市委书记栗植藤是个工作极为严肃认真的人。他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衫的身体有那么点干瘦。但在主持会议时，却能显出与他的身量远不成比例的气魄。这种气魄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时目光中有一丝鹰一样的严厉，而在于他的沉稳得体、一板一眼，处处显示出原则的力量。就连坐在那陷下去的大沙发上，一手扶着茶几，一手夹着烟，皱着眉抽烟的神态，也颇使人感到“威仪”二字。

“关于如何开展学习蒋筑英，我个人的考虑大概就是这些。同志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哪？”他隔着满屋淡淡的烟气，扫视了一下常委们，慢慢地发话问道。最后那个“哪”字略有拖音，拖的分寸恰到好处。不拖，显不出含威不露的深沉，拖得太长，则失于做作，不朴素，不自然。

说话的口气是当领导的应该学习的一大学问，如何拖尾音只是这门学问中不起眼的一个小节。

“我看就是这些了吧，你谈得很全面了，关键就看怎么落实了。”市委秘书长温谅成转身对着市委书记尊敬地、含着一丝谦谨但又是非常愉快地朗声笑着说。

温谅成今年五十岁，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脸却像四十岁的人。他的笑容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一种意思，那就是他在栗书记领导下工作的心情舒畅。

果然，这句话立刻使栗书记笑了，他风趣地、带着一丝批评数落道：“老是我讲几句就全面了，我哪有那么多全面啊。哈哈哈……”

整个会议厅的气氛顿见轻松，烟气飘动了，形体动作也多了。这种轻松，同栗书记主持会议时始终有的严肃恰成对照，都是栗植藤所需要、所喜欢的。

集中和民主应该兼施。

栗书记的随身秘书小王——王凤岐，看着刚才的场面，心里深为明白温秘书长的聪明和善迎上意，那是个胆小谨慎但又极乖巧的人。市委五任的秘书长了，可谓经久不衰。至于这位栗书记，小王则常常想起一句格言：“仆人眼里无伟人。”栗书记在家里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而且怕老婆怕得厉害。谁想找栗书记解决问题，特别是个人问题，小王能提的友好建议就是：最好去家里。一到办公室就严肃七分，一到会议上就严肃十四分。好像他的性格是和环境连成一体的。

年轻人先在心里聪明好玩地笑了笑，扶了扶黑框眼镜，又在脸上恭敬地、杏仁油似地笑了笑，摊开笔记本请示道：“栗书记，您是不是再把最后说的几点明确一下，强调一下，我核对一下。”

“没记全吗？”栗植藤分外和蔼地看着小王，“嗯……”他略咳嗽 了一声，回忆了片刻，严肃而从容地说道：“关于如何学习蒋筑英，第一，要各级领导重视。有些干部同志连蒋筑英的事迹都不清楚，怎么行呢？”P4-7

朋友：

这是我新近创作的一部小说及其札记。在小说中，我描写了发生在汾城的一件轶闻；从札记中，则可以看到我整个构思的角度、流程及意念。

用意念，还是用观念、理念，我看都无妨。我虽然喜欢哲学，但在文学写作中，我却习惯了同大家一样随意地使用概念。文学在这方面有它的自由。凭各自的印象使用概念，而不是依严格定义使用概念。文学是概念演绎中的“模糊数学”。

这部作品记述描写的事情很简单，完全来自真实。如果有什么非完全临摹生活原型的地方．那无非是生活轨迹(这往往是复线轨迹)在我观察的视野中被遮断不全的片断，我根据经验的想象，连上它而已。

想象有两种：创新型的想象和复真型的想象。前者是含有无限浪漫色彩的、把真实生活升华为梦境般离奇的想象以至产生神话，后者是尽量恢复真实原型，好比考古学家竭力要恢复古碑文上残缺的文字一样。

我这里用的是复真型的想象。

所谓复真，即恢复真迹。请谅我说明：这两种想象的区分与定义，都是我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其实思维不止这两种，还有灵感思维、感情思维等——都刷新一下，不仅是思维方式，首先是思维依据的范畴。要敢于创造新的范畴。为了描状新的事物及思想。

一九八三年夏天，汾城市委的领导让我采访一位患有癌症的中年知识分子，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情节。公允而论，它比编下的小说更有力量。

请允许我用“力量”这个概念来表达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衡量。小说的力量有哪些要素呢？性格的，形象的，生活画面的，情节的，情感的，音乐的，色调的，结构的，因而也是空间的，线条的，情趣的，审美的，知识的，智慧的，智慧的最高结晶：哲理的。这些全了吗？哲理，自然又有社会哲理、政治哲理、人生哲理、道德哲理、历史哲理。总之，我看是兼而有之的吧。小说的力量是综合的。当然，不同的读者，包括那些比较特殊的读者——评论家，可能各取所需吧。又有什么阅读(不仅是文学阅读)不是“各取所需”的呢？这不是指那种狭义的、贬义的、有意识、有偏见的各取所需，而是像人的消化系统一样，对食物中诸成分，各人总有不同的取舍吧？就是评论家的“各取所需”(对小说)，或扬之或贬之，也不是完全自觉的吧？他也首先是个诚实的欣赏者。肠胃并不一定是由大脑规定好吸收排斥的比例表的。谁有那样自觉的肠胃呢？先爱而后扬，先恶而后贬。爱恶先于扬贬，爱恶是由衷而油然而生的直感。当然，直感性的审美感情，也是沉淀了无数次理性判断、思维形成的。这种“沉积岩”的形成史，一言难以道之，这里就不说了。

言归正传，我于是想把它写成小说。

关于《汾城轶闻》的激情，似乎随着它的诞生早就释放完了。我只能简单交代一点有关它的创作思想。

先谈改革。文学家应该关心改革，但文学家的立足点是不同于政治家、思想家的。虽然他们常常也可能有着政治家、思想家的素质，但是，当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时，他们必然进入文学家特有的立场。

他们并不试图去解决政治家的策略问题——虽然，他们写政治家的活动与智慧，而且力求绘声绘色；也并不试图去解决思想家们的理论问题——虽然，他们也要写思想家的这种努力，而且力求写得像。

他们要描绘的是活的历史，活的人物，活的心理。

一朵具体的鲜花比所有关于鲜花的抽象论述包含更多的真理。

这或许是文学家的格言。

所以，当他们写作时，既应有对生活的切近感——这使他们对生活有着尖锐的直接感觉，又应该有着某种超脱感——这使他们有着文学家的人生哲理感、历史感。

切近感和超脱感的结合很重要。只有切近感，是一种偏颇；只有超脱感，也是一种偏颇。

没有对生活的切近感，没有对各种社会生活的含有鲜明政治倾向、道德伦理倾向、审美倾向的激动反应，所谓的超尘拔俗是空泛的，那不过是空洞无聊而已。一个始终对生活冷漠的人很难成为艺术家。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不曾有过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切近体验。

然而，如若不能在丰富的切近感的基础上凝铸出一个纯净的超脱感来，大概很难写出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的。

这种超脱内涵着历尽人生苦乐而尽在不言中的人生含蓄，内涵着悟透世事而有的冷静的历史达观。

空白不是从空白中来。

中国画中的空白恰恰含有最丰富的内容。

有至极而生无。

切近感与超脱感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一旦发现它，就会在创作中到处感到它的力量。

如果你对当代社会生活，对那些牵动所有人利益的社会变革毫无闻睹，麻木不仁，你的神经末梢和社会上的种种激动毫无联系，你只能画一幅从空白中来的空白画(而不是“有至极而生无”的空白)，你的创作只能空泛无力。

如果你毫无超脱感地描写一个具体的改革，一惊一乍、欷欷献欺、故作悲壮，为改革方案发愁，为主人公陶醉，那势必写出一些令人生厌的短命作品。

切近感与超脱感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艺术创作中，会派生出许多细则。我感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无情的批判与充分的理解相结合。

倘若没有批判精神，是断然写不出什么深刻东西的。古今中外，一个文学家的伟大常常是与他的批判精神成正比的。

真理都是在批判的目光中被发现的。

文学家一定要让这种批判精神愈磨出锋芒。特别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让批判的目光有死角。不仅对自己憎恨的人物展开批判的锋芒，而且对自己钟爱的人物也要展开批判的锋芒。在批判的锋芒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种批判对于不同人物，在内容上是各有不同的。对于那些被历史和生活否定的人物，这种批判是全面的；对于那些值得讴歌的人物，这种批判就是不忘记揭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历史局限性，不忘记揭示他们复杂性格的各个侧面，包括那些缺陷甚至丑的侧面。

总之，整个作品要充满批判精神。

然而，还需要有充分的理解。  这就包含着对整个历史发展的理解，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对每一个人物的理解。

这种理解我们常常过多地(因而也是不当地)给予了我们偏爱的人物，过少地(同样也是不当地)给予我们所憎恶的人物。

这种偏向性，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许是可爱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则是不足取的。

它造成了矫情、浅薄、不真实。

理解并不是袒护、原谅人物性格中的邪恶，而是理解这种性格的环境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形成史及命运史，理解每一个人物(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多少都具有的命运的悲剧性。

这种理解就含着或带来了某种“同情”。

这种理解和同情是在无情揭示了人物性格及其社会背景之后而有的。

艺术家特有的理解和同情。

这种理解和同情对于那些被历史和生活肯定的人物是显然的，对于那些被历史和生活否定的人物，就表现在作者着眼于对整个生活的揭示，而不停留于对一个人物的揭露与谴责。

这是艺术家俯瞰整个社会时的超脱态度。

任何一部描写社会生活的伟大作品，都是无情批判与充分理解这两种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在写作《汾城轶闻》时，我有过若干对艺术的思考。切近感与超脱感的结合即是其中之一。

这部作品一九八五年发表在《花城》，编辑部将其改成《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新名字似乎更吸引人，因为系统工程学家的故事还不多。感谢《花城》的支持，但在感谢之余，我还略生出一点小小的遗憾：《汾城轶闻》似乎更含蓄，它表明着我对这部小说调子的一点确定。

因此，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时，又恢复为《汾城轶闻》。

本书这次收入长篇小说文集再版时，作者又做了必要的修订。

二○○八年九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