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志存高远
1.蝙蝠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从大学时代起，从政就一直是我的理想之光，欲望之火，它像宗教一样，在我研究生毕业时，鼓舞着我以优异的成绩闯进了市政府那扇神圣而又神秘的大门。
我从小就有拿破仑式的野心，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理想还是欲望。穿过岁月的迷雾，抚摸那些从指间滑过的青春，我发现理想和欲望是很难区别的。有太多的理由证明，理想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理想。
当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州市市政府办公厅时，是有着远大理想的，然而这理想经过岁月的磨砺却越来越现实。这种现实让我不敢放纵自己的感性，否则我不仅生存不下去，还会死于内心。我之所以能坚持住，是因为我有理想，尽管此时我还不知道，这理想是少数人的游戏，我只懂得即使我的理想是少数人的游戏，那也是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与张副市长结缘以后，认识得越来越深刻。
张副市长叫张国昌，是东州市最年轻但资历最老的副市级领导，戴着一副金丝边的近视眼镜，中等身材，俨然一位学者。张国昌天生一副领导派头，由于他深谙权谋，所以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既威严又和蔼的魅力。威严时，只要张副市长一出现在会场，会场立即鸦雀无声，拍板定事，无论是主任、局长，还是区长、县长，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和蔼时，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每到中午休息时，张副市长都会到办公厅各处室去打打扑克，时间久了，大伙都知道这个时候张副市长随和可亲，不用太拘束。
当年，时任市长助理的张国昌当选东州市副市长争议很大，与之相当的是曾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绍光。李绍光已经在东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挂职锻炼了近一年。正好赶上换届选举，张国昌与李绍光好有一搏。十位市长、副市长候选人应当差下去一位的，按照上级领导的意思差下去的当然是张国昌，但是对于张国昌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他哪肯放过。一个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强与软弱、诚实、虚伪、果断或犹豫不定都可能成为他在权力阶梯上晋升的机会与反机会。张国昌抓住了机会，他利用在东州市根深蒂固的影响，获得了与李绍光相同的票数，而且两个人的票数虽然过半但都最少。这个结果是组织上所没想到的。为了平衡起见，张国昌当选了东州市副市长，而李绍光因祸得福，升任东州市市委副书记主管全市组织工作。另外，两个人都负责东州市的城市建设工作。
据说在省里，李副书记的官声不错，他除了在机关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深入调研，手里掌握着基层的第一手材料。在东州市工作不到一年，也是经常下基层办公，还多次上交自己退不掉的红包、礼金。但是多年来东州市的副市长都是上边下派的，土生土长的干部上不去，人大代表也有一种逆反心理，这也是张国吕当选副市长的重要原因。
说来惭愧，我一直住在民航宿舍大院，这是妻子杨娜向单位借的住房，妻子在东州航空公司工作，航空公司的待遇虽然较高，但毕竟是女职工，很难分到房子，便通融了主管房子的领导，借了一套五十平方米住房，其实我为房子的事一直对厅里的领导耿耿于怀，但是没办法，谁让咱是最年轻的副处长呢。在中国年轻就得等，等待有时是唯一的选择。实际上，我们的悲哀就在于倚老卖老，而不是倚智慧卖智慧。年龄的悲哀在于年长者以经验自居，其实经验与年龄并不成正比，否则年少有为者无法解释。那么经验与什么成正比呢？经验与对生活思考与内省的程度成正比。人们对生活思考与内省得越深，生活给予他的就会越多。一个一生都不会思考与内省生活的人，只能空活百岁，有什么经验可言？如果说有也只能是自以为是的行尸经验。我们都在风雨中追逐，寻找自己的路，征服黑暗的责任要求那些善于思考与内省的人将经验释放出来，尽管这种释放曾被设置了无数年龄的障碍。年龄的代名词是资历，然而，资历扼杀了多少思考与内省后的思想呢？ 杨娜实在不愿意住这套借的住房。因为今年夏天的晚上，这房子闹了两次“鬼”，都快把杨娜吓出精神病来了。女儿蕾蕾刚上小学四年级，在寄宿学校上学。我经常忙得半夜回家，因此，杨娜经常晚上一个人在家。
夏夜的民航大院，非常幽静，圆月的清辉洒满小路，我在单位加班到很晚才回家。一进屋，刚打着灯，杨娜就从卧室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像是受了惊吓。
“雷默，刚才屋子里飞进来一只鸟，把我吓坏了。”杨娜手舞足蹈地说。
“净瞎说，有纱窗，怎么会飞进鸟呢？”我不可思议地问。
“是真的，它飞进来后，在屋子里飞了两个来回就不见了。”杨娜心有余悸地说。
我知道妻子胆小，连忙劝她说：“好了，好了，我回来了，你啥也别怕了，快睡觉吧。”
杨娜见我回来了，心里好像有了底，便不像刚才那样紧张兮兮的了，连忙给我打了一盆洗脚水，便上床睡了。
天气太热了，我洗脸刷牙后，又擦了擦身子，然后坐在沙发上一边泡脚一边看电视，突然一只黑糊糊的东西从窗帘后面爬出来，“呼”的一声飞了起来，在屋子里“呼呼”地飞个不停。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拖着两脚水，直奔凉台打开纱窗、又关上卧室的门，那只黑乎乎的东西飞了几圈后，一下子从窗口飞了出去。我赶紧关上纱窗。我看得清楚，这是一只蝙蝠。此时，杨娜从卧室里出来，惊恐地缩成一团。
我真没想到住宅里会飞进来蝙蝠，再说窗户虽然开着，但都有纱窗，蝙蝠怎么会进来的呢？我见杨娜很害怕，便安慰道：“娜，没事了，从窗口飞走了。”
“雷默，你看清是什么了吗？”
“好像是一只蝙蝠。”
“怎么会是一只蝙蝠呢？”
“我也不知道，以后千万要关好纱窗。”
折腾了半天，我和杨娜才躺在了床上。妻子满腹牢骚地说：“都当上副处长了，连个房子都分不上，要不是我们公司领导慈悲，借给我这套五十平方米的小屋，我和女儿就得睡大街上。”
房子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向厅领导申请了多次，怎奈僧多粥少，便不耐烦地说：“你看，你又来了，非捅我腰眼儿。”
“本来嘛，多亏咱女儿在寄宿小学，不然，非被这蝙蝠吓坏不可。”
“我女儿胆大着呢，说不定她逼着我抓住，拿到学校当标本呢。”我开玩笑地说。
“有其父必有其女。”
杨娜说完一转身，背对着我睡了。我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妻子一直是我的生命意志，我们命中注定为彼此而生，她不断地鼓舞我站在生命之上，向高处攀登，我却在攀登中学会俯看。爱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尽管这意义很可能让我成为受难的约伯，但我坚信幸福就像坚信上帝一样。
第二天傍晚，我推掉应酬，一下班就往家赶。昨天晚上，杨娜受了惊吓，我想多陪陪她，便按时回了家。我俩吃完晚饭后，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忙了一天都挺累的，便上床睡了。
半夜时分，我被扑棱棱的声音惊醒，我听见一种“吱吱”的声音，我连忙打开灯，只见一只黑糊糊的蝙蝠正倒挂在雪白的窗帘上两眼放光，龇着牙叫个不停。我顿时感到头发根倒立，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
我顺手操起枕头冲着蝙蝠抡了过去，蝙蝠顿时被打落在地。我顺势用枕头把蝙蝠按在地上，冲杨娜喊着：“杨娜，快把笤帚给我。” P1-4
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
我一直认为，小说是对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的整合，小说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文体，是因为它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中外之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等等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人性之光的“阿莱夫”。加缪说，“小说从来都是形象化的哲学”。
对于《市长秘书（前传）》来说，形象化是艺术魅力，是枝叶繁茂和果实，而精湛的哲学思考和政治微妙才是主干。如果前者带给读者震撼与战栗的话，那么后者带给读者的必然是理智与冷静。我一直试图使我的小说对外直面现实，对内直面心灵，那么现实与心灵用什么联系？就是用思想，用哲学。这才是小说的真面目。如果仅仅直面现实（包括直面历史，因为历史是发生过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没有勇气直面心灵，只能叫做故事，不是小说，写故事的人也不是小说家，只能叫叙事者或讲故事的人；如果仅仅直面心灵，而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只能叫宗教或哲学，只有将两者打通，才能看到小说的真面目。
直面现实与直面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因为两者一直是相通的，尽管有堵墙试图把它们分开，但是哲学将这堵墙推倒了。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这条通道就是为小说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尽管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但它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家完全不同，哲学家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小说家的思考方式非常丰富，有隐喻的、讽刺的、象征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幽默的、滑稽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只要有利于揭示存在之谜，小说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自由自在的。
当然，无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多么丰富多彩，也不能离开想象中的人物生活的圈子，因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是通过人物的生活滋养出来的，是人物的生活为小说家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可能。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那么《市长秘书（前传）》是怎么进入人物灵魂的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内省，通过自审，通过哲学性的解剖进入人物的灵魂，这是一个“抉心自食”的痛苦过程，也是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不如此不足以打开心灵之门，不如此就无法揭示存在之谜，而存在之谜恰恰是一部小说最本质的东西。应该说这是一部情节小说，是一部人物小说，是一部心理小说更是一部认知小说。小说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揭开“人人合一”的假象，深刻剖析了“人权合一”的本质。真正的小说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普鲁斯特说：“读者如果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书中所说的东西，那就证明这本书具有真理性。”米兰·昆德拉认为，这句话定义了整个小说艺术的意义。尽管如此，要想理解《市长秘书（前传）》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读小说那样读它，不要在这部书中寻找自画像，不要在人物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因为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跟我的想象力都密不可分，包括雷默，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带有唯一性，不可模仿性。在这里，雷默的情人花落落代表的是美，是尼采的日神精神，通过她使我们懂得要止于清泉，不要追根究底达于地狱，这一点雷默做到了；妻子杨娜代表的是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是雷默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钥匙，美和真都是浸在雷默灵魂里的，正因为在他的心灵中美和真的价值，才成就了他骨子里的善，从而在致命的漩涡中得以自拔。因此，在雷默没有创作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出一个雷默，在雷默身上充满了不可预料性，正是雷默的不可预料性成就了《市长秘书（前传）》的魅力。
因此，在个人命运之外，悲剧性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当然，雷默的精神痛苦是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的，雷默不可避免的精神痛苦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写照。可见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并不是隔绝的，因为小说家既不能逃避时代，更不能逃避灵魂。当然，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结构是不可分的。
《市长秘书（前传）》由两条叙事线组成，一条是第一人称；另一条是第三人称。艺术是对生命的伟大激情，小说是对生命的伟大沉思。生活的艺术在于善于利用逆境，小说的艺术在于利用生活通过作家想象出来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市长秘书（前传）》应该说是一部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真实、生动、完整地阐述人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从自我寻找本我甚至超我的哲学报告。全书通过内心独白、梦幻、意识流等方式，描写了主人公的大量感觉、联想、推测、意念等诸多内心活动，清晰地展示了人物、场景和主人公思想的变化，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了哲学探讨。
本书采用了展示内心和展示处境相结合的自叙形式，但同时用第三人称来弥补自叙形式的不足，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雷默的内心世界和置身的现实世界。
我一向不把自己局限在经验写作上，我更喜欢将小说当作学问做，为此，我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研究型小说家。我不仅力争做思考的主人，更力争做行动的主人。我的手不情愿地放下笔。我一向认为小说是先于规范的，小说从诞生那天起就不适合在象牙塔里，小说是创作性的实践，它一定是先于理论的，任何理论都不能束缚小说的发展，小说不应该有一定之规，为了解开存在之谜，所有规矩都可以打破，所有手段都可以尝试，所有方法都可以采用，不如此，何以创新？
我在这部小说里，通过情节、人物、场景，阐述了许多先哲和小说家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大多化成人物的思想通过小说表现出来。我一向认为思想是最闪光的人性，真正的小说应该与人性本质相适应，能与人产生互动感应和精神愉悦。人性的矛盾是艺术的根本，只有抉心自食，才能使灵魂发生裂变，这种裂变对雷默是生死攸关的，对谁又不是呢？其实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变形的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天然的通道，当然，发现这条通道并不容易，就像雷默一样，想在致命的漩涡中，顽强地、盲目地独善其身是危险的，更是痛苦的，这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
好在文学与人性是互为力量的，人性是文学的主题，文学揭示人性之光，这光芒无疑是思想之光、艺术之光，当然也是哲学之光。真正的小说家是用良知写作的，他们不会掩盖任何心灵的感知，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真理揭示出来，哪怕是这真理让你心惊肉跳也决不妥协！
博尔赫斯借助他的人物奎因说：“我不属于艺术，我属于艺术史。”我也借助于赫伯特·奎因的话说：“我不属于灵魂，我属于灵魂史。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
小说以令人惊骇之笔揭示了主人公雷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煞费苦心成了市长秘书，然而官场之云诡波谲，权力斗争之惊心动魄，使雷默无时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在经过炼狱般的洗礼之后，雷默反思人生、反思生命的历程，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理解。在这部现实主义力作中，王晓方一直试图通过自审，通过内省，通过“抉心自食”，既直面现实，更直面灵魂，并通过思想将两者联结起来，通过哲学性的解剖进入灵魂深处。毫无疑问，这部小说的血肉之躯是文学的，而它的灵魂却是哲学的，它既属于灵魂，更属于灵魂史。
本书获新浪网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赛优秀长篇小说奖。
本书通过市委副书记李绍光与常务副市长张国昌之间的灵魂博弈，以及张国昌与市长李国藩之间的权力争斗，毫不妥协地批判了权力崇拜对民族灵魂的异化。作者王晓方试图通过解剖探询谁是腐败的制造者？谁是腐败的牺牲品？权力崇拜的根源是什么？权力崇拜为什么会成为国人的本土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