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对照，按朝代分辑，破除阅读巨著的障碍。

畅销千年，英雄豪杰纵横天下的“帝王之书”，名臣良将从政经略的“权谋之书”，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书”。

本书以流畅典雅的白话译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辑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闭，走近现代读者。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此为第二辑，包含东汉、魏(含更始)部分，讲述自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至魏元帝成熙元年(264)，凡242年之史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本辑所记，包含东汉、魏(含更始)部分，讲述自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至魏元帝成熙元年(264)，凡242年之史事。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二年(23～24)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二年(25～26)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五年(27～29)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十一年(30～35)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二十二年(36～46)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汉明帝永平三年(47～60)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汉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61～75)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汉章帝建初元年～元和元年(76～84)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汉章帝元和二年～汉和帝永元三年(85～91)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汉和帝永元四年～元兴元年(92～105)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汉殇帝延平元年～元初二年(106～115)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汉安帝元初三年～延光三年(116～124)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汉安帝延光四年～阳嘉二年(125～133)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汉顺帝阳嘉三年～汉冲帝永嘉元年(134-145)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汉质帝本初元年～汉桓帝永寿二年(146～156)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汉桓帝永寿三年～延熹六年(157～163)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汉桓帝延熹七年～九年(164～166)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汉桓帝永康元年～汉灵帝建宁四年(167～171)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汉灵帝熹平元年～光和三年(172～180)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汉灵帝光和四年～中平四年(181～187)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汉灵帝中平五年～汉献帝初平元年(188～190)

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汉献帝初平二年～四年(191～193)

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汉献帝兴平元年～二年(194～195)

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汉献帝建安元年～三年(196～198)

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汉献帝建安四年～五年(199～200)

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汉献帝建安六年～十年(201～205)

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十三年(206～208)

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十八年(209～213)

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二十一年(214～216)

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217～219)

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魏文帝黄初元年～三年(220～222)

卷第七十 魏纪二 魏文帝黄初四年～魏明帝太和元年(223～227)

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四年(228～230)

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魏明帝太和五年～青龙二年(231～234)

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景初元年(235～237)

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魏邵陵厉公正始六年(238～245)

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嘉平四年(246～252)

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 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3～255)

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魂元帝景元二年(256～261)

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魏元帝景元三年～成熙元年(262～264)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起昭阳协洽(23)

尽阏逢活滩(24)

共2年

淮阳王

更始元年(癸未，23)

1．春，正月，甲子朔日(正月壬子朔，甲子日当是十三日)，汉军和下江兵一起攻打甄阜、梁丘赐，将他俩杀了，又杀了两万多个士兵。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带领军队想占据宛县，刘绩和他们在清阳县一带交战，大败严尤、陈茂，就包围宛县。在此之前，青、徐二州的盗贼虽有几十万人之多，可是，始终没有公文、号令、军旗、编制；等到汉军兴起，都称将军，攻城掠地，寄出书函，指责王莽之罪。王莽知道这件事，就开始惧怕。

舂陵戴侯的曾孙刘玄在平林兵里，称为更始将军。这时汉军已有十多万，众将商议认为军队众多而没有一个总管的领袖，想立刘氏来顺从大家的愿望。南阳郡的豪杰和王常等人都想立刘縯；然而新市兵、平林兵的将帅以不守军纪为乐，害怕刘缜的威严明察，贪恋刘玄的柔弱无能，预先共同决定策立他，然后再召刘縯前来，表示他们的意见。刘绩说：“各位将军希望要尊立宗室，非常好！然而如今赤眉兵在青、徐二州兴起，人数有几十万，如知道南阳立宗室为领袖，恐怕赤眉也会立宗室为领袖，这样，王莽还没消灭，而宗室就开始相攻，这将使天下人不知所从，疑窦丛生，而自损其权，不是破王莽的好方法。舂陵县距离宛县只有三百里路罢了，突然自行立起领袖，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让后来人承受衰败，这不是好计。不如暂且称王来发号施令，而王势也足以斩杀众将。如赤眉所立的人贤德，那么，我们率领人马前去追随他，他一定不会夺取我们的爵位；如现在我们不立领袖，等消灭王莽，降服赤眉，然后再上尊号，也不算迟。”众将多数说：“好！”张印拔剑击地，说：“对事疑虑就不能建功，今天的议决，不能不同！”大家都顺从他。二月，辛巳朔日(初一)，在清水沙洲中筑土建坛，刘玄登上皇帝之位，向南站，接受臣子们的朝见；可是，他惭愧流汗，举手而不能说话。于是大赦，改年号，派族父刘良做国三老，王匡做定国上公，王凤做成国上公，朱鲔做大司马，刘縯做大司徒，陈牧做大司空，其他都是九卿将军。因此豪杰失望，很多人不服。

2．王莽想向外界表示内部的安定，就将自己的须发染黑，立杜陵人史谌的女儿做皇后；设置后宫，各位称号比照公、卿、大夫、元士的，一共是一百二十入。

3．王莽赦天下，下诏说：“王匡、哀章等人讨伐青、徐二州的盗贼，严尤、陈茂等人讨伐前队众敌，公开告诉他们来降的不杀、守约不变；如再迷惑而不解散，将派大司空、隆新公(指王邑)率领一百万的军队灭绝他们。”

4．三月，王凤和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人向昆阳、定陵、郾三县进行说服宣令的工作，也都归顺了。

5．王莽知道严尤、陈茂被打败，就派遣司空王邑很快赶去，和司徒王寻派出军队去平定华山以东的盗贼；同时征召通晓六十三家兵法的人为军官，派巨人巨毋霸做垒尉，又将那些猛兽虎、豹、犀牛、象等赶出来，借以助长军队的威势。王邑抵达洛阳，州郡分别遴选精兵，由州牧、太守亲自率领，决定前来会合的有四十三万人，号称是一百万人；其他在路上的，军旗、粮秣装备，长达千里，源源不断。夏，五月，王寻、王邑从颍川郡南边出发，和严尤、陈茂会合。

众将见到王寻、王邑军队盛大，都转身逃跑，进入昆阳县，惊慌不安，为妻儿忧愁着想，想解散回到各城去。刘秀说：“如今军队粮食既少，而城外贼寇强大，合力抵抗，功业或许还能建立；如想分散，在形势上一定不能都保全。并且宛城还没攻下，不能互相救助；昆阳县如被攻下，只要一天的时间，众部也就被消灭。如今不心胆相同，一起来成就功名，却反而想守住妻儿财物吗？”众将发怒说：“刘将军怎么敢如此！”刘秀笑着站起来。恰好侦骑回来，说：“大军快到城北，军阵长几百里，看不到它的后边。”众将平素小看刘秀，等到紧急之时，就互相说：“另请刘将军计谋这件事。”刘秀又替他们计划成败，众将都说：“好的。”这时城里只有八九干人，刘秀派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防守昆阳县，夜里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个骑士从城的南门驰出到外面去收集军卒。

这时王莽军队到达城下的将近十万人，刘秀等人几乎不能出城。王寻、王邑放纵军队包围昆阳县，严尤劝王邑说：“昆阳城虽然不大，可是，却很坚固，如今僭位的人在宛县，急进大军，他一定会跑走；宛城被打下，昆阳县自然也就降服。”王邑说：“我过去包围翟义，因不能活捉他，而被责怪，如今率领百万大军，遇到城邑而不能攻下，不能显示威严。

P1-3

宋治平三年(1066)，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任命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司马光领衔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命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允许司马光任意挑选官吏参加编纂，下令龙图阁三馆珍藏秘籍任由编纂者借阅，编纂所需，尽由库钱支出。

治平四年(1067)，刚刚即位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认为司马光等所编史志，记述了以往明君、良臣，记载有议论精要的话言，天人相通的分际，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权柄福泽盛衰的原因，良将的方略，循吏的教化，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政事治乱的关键，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完成，历时十九年。

在司马光之前，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且均文字繁多，体裁各异，布衣尚且“读之不遍”，日有万机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司马光因之属意于编纂一部编年通史，意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世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方便君王大臣阅览、借鉴。后遇英宗皇帝下诏令编写，得以遍选当时优秀史家相助，因缘际会，乃成此三百余万言大著。

司马光一生勤学博读，对经史尤有心得。编纂《资治通鉴》时，年已近五十，已是当时文史大家。他年仅二十即考中进士甲科，进入仕途，历任地方、朝廷官职。中国历代史家所长大多在于文、史，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甚少；而像他以政治人物，兼具文、史，并属意于史事的就更少了；他上得君王鼎力支持，下得众史家襄助，编纂之时，正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年代，也是他与王安石等变法派盘旋相抗的十数年，这种际遇，历代无两。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敛、刘恕、范祖禹等，历十九年枯坐，所编《资治通鉴》兼具历代史家之长，自不待言，其剪裁、熔铸史事之政治眼光，则是其他史家所缺乏。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资治通鉴》贯通历代之书，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两晋、南北朝学者所篡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为中国史学的一大创作。后代史家所作，仅能得其一体，或为专史，或为断代，气具规模，已判然不如。

《资治通鉴》“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朱熹语)“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钱穆语)

但《通鉴》成书，至今已九百余年，当时司马光等所用书面语言，于现下盛行的白话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过多个全译本，遍览这些译本，大致存有如下遗憾：

一为译文以现代人眼光为务，务求译文之通俗和逻辑之“通畅”。如此则尽失原文风味，读之有嚼蜡之感。

二是译余再做指点评说，信手所指，皆关黑白。或指斥为酱缸，或指斥为糟粕。此种译文至少对如下四种情形缺少体察：不知现代人读千百年前的著作，世事两不俱，俯仰逸兴，不独以“才子学人”所具，此其一也；古代史事，自有其来由，古人一言一行，均受时代所限，此其二也；再则《通鉴》编纂者均守春秋笔法之要，寄意于事，述而不作，此法已相传数千年，如今一脚扫开，专务指点，作而不述，与作者之意大为相左，文却同列，令人难以适从，此其三也。司马光深通文、史，尽有实干家之经历、政治家之眼光，著史之遇合更是非凡，后人信手便下，一时便成之文字，难以与之相称，此其四也。

本书所选译文由台湾著名学人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于20世纪80年代初，集合台湾诸大学二十七位著名教授、学者，历时三年，将这部大著译出。意在“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台静农语)是这部巨著在中文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

本书译文以贴近、还原《资治通鉴》为原则，紧扣原著，逐字逐译，“信”“达”“雅”兼顾，而尤以“信”为第一要务。在保证行文通畅的同时，力求保留原文之质朴简练。不擅作发挥，不平添枝叶，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方式，以拙御巧，不失为大家之举。

有如下事项，尚需向读者一一说明：

一、为方便读者阅读收藏，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如此，既能解决现代大多数读者因原著文字古朴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又能让读者直接接触原典。

二、全书原文三百余万言，白话译文五百余万言，共八百余万言。

三、由于全书规模巨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四、为方便读者计，每一辑前增加了本辑所涉及的朝代世系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供阅读时查对。

五、原文间或有司马光等人评论，排版时前后各空两字距，并在前后各加“◆”以示区分。

六、本书原文及标点参照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本书白话文标点，参照台湾白话译文版本。因现代语言表述与原文言结构有别，致白话译文句式与文言句式多有不同，故两者标点略有出入，请读者明察。

七、本书白话译文段落，与文言原文段落一一对应，完全一致。

八、本书译文所涉及的具体原则，可参看黄锦铉先生《资治通鉴译序》，对此有详细说明。译文中圆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注释。

九、关于本书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如下：人名和大部分地名以原文为准，尽量保留其姓名在古籍中的原貌，编辑处理时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个别常见地名则参酌当今地名演变，在文言中一仍旧名，白话译文则译成当今通用的规范名，不强求文白形式的统一。如地名钱唐，在文言中保留原貌，白话译文则为钱塘。

十、整理古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煌煌如《资治通鉴》者尤是。因学力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1月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清·王鸣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