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北大往事之一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径自离开。下午2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已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陷于慌乱之中。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作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团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可能是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且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的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58、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荟萃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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