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行性的对象化”不仅是分析主体性和客体性现代概念的起点,也是分析资本本身的起点。
一种新型的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正在取代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正是风险对象化而非劳动力对象化,成为当代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
金融流通文化本身已成为最重要的金融风险……
本书基于2003年秋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发掘“语言学转向”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五十多年前结构主义兴起之后,对语言和话语的关注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唐纳德·戴维森、于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思想家虽各有侧重,但都深信语言和话语是文化分析的重要内容。而当前全球化的影响却在提出质疑:面对似乎是由经济变革驱动的全球性问题,语言学分析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太平洋两岸的人文学科都因此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出现“人文精神危机”,美国也日益感到“理论”的枯竭,尤其是在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
针对这种倾向,本书提出“语言学转向”中的某些关键思想(例如述行性和对象化)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基础。首先要将经济过程看作复杂“流通文化”的一部分。看到述行性和对象化在其中的作用,这些概念对现代社会想象物——市场、公民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形成至关重要,是西方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讲座进而将这些概念引申,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包括围绕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建立的现代风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