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通过对历代史家习史养德、经世致用和通变思想、忧患意识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历代历史盛衰论的分析，说明关心历史盛衰、振兴国家社稷，是民族史学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注意考察各个时代史学思想的社会背景、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该书通过梳理我国史学与哲学等的关系，展现了我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底蕴，从而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拓宽了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和途径。该书没有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局限在史学家身上，而是拓宽视野，研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的史学见解，并重视研究少数民族的史学，将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个案研究与专题论述相结合，既有深入的文献研究，又有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卷反映出1919-1949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勾勒出史学发展轮廓，特别是在延安地区史学的研究上显出功力。

所谓新史学是指在外来学术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反映近代社会特点的史学。它既与传统史学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不同。20世纪中国历史史学近代化过程，求“新”是各个学派的共同追求。本书对中国近代前期的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本卷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勾勒出史学发展轮廓，特别是在延安地区史学的研究上显出功力。认清潜心学术，孜孜不倦，有时几乎是终日不下计算机，终于写出专书，突显出了当时史学的亮点。本卷又注音研究孙中山的史学思想，是有见地的。对于一本著作来说，还是集中写自己的心得好，嘎嘎乎人哉，独断之学也！

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已经被提出来了。

作者简介

题记

导言

 第一节 史学近代化和新史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第一编

绪言

第一章 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

 第一节 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

 第二节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特色

附：孙中山与史学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上)

 第一节 瞿秋白：系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先驱者

 第二节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

 第三节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革命史研究

第三章 二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下)

 第一节 西学与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的演变

 第二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及其史学方法论意义

 第三节 近代“疑古”思潮和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

 第四节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传播

 第五节 吕思勉的治史特色和史学理论

第二编

绪言

第四章 毛泽东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史学工作的理论及其史学研究方法论

 第二节 毛泽东的历史理论

 第三节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的探讨

附：延安史学和延安的干部历史教育

第五章 郭沫若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开山之作

 第二节 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评价观

第六章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上)

 第一节 范文澜的治史路径和贡献

 第二节 吕振羽在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中的学术创新

 第三节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

 第四节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民族特点的研究

 第五节 何干之的社会经济史及思想史研究

第七章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下)

 第一节 陈寅恪的文化史理论及治史方法

 第二节 陈垣的史学研究中的民族性特点

 第三节钱穆的文化史学

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第二节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特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学科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从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他撰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收录了《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十一篇文章。

从《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重视历史观在史学思想史中的核心地位

李大钊以《史观》作为《史学思想史》讲义的开篇，在其他诸篇中，历史观问题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可见，他重视历史观在史学思想史中的核心地位。

李大钊认为，历史观是对历史的解释和概念。什么是历史？李大钊说：“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在李大钊看来，历史是社会的，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他所说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历史的解释和概念。

李大钊认为，历史观的作用，在于通过明察历史的“性象”，正确把握人生的目标和追求。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我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李大钊对历史观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探讨。他说：“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关系。近世自康德以来，名家巨子极力以发现历史法则为己任，于是又形成了种类更加繁多的历史观。李大钊将种种历史观概括为四大类：(1)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2)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3)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4)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

历史观本身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关于历史观的发展趋向，李大钊说：“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它们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它们可称为新史观。

由于历史解释的变化，历史观也随时变化，因此历史观是包含有历史进步性的。李大钊具体论述道：“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知识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历史观是不断进步的，有必要依据新的历史观对历史事实重新解释，因此李大钊提出：“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旧史观进行了尖锐抨击。他说：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他疾呼：“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五四前后，新史家在史书内容、史学体例、编纂方法等方面对旧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李大钊则在史观方面批判旧史学，足见其思想之深邃。

李大钊肯定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新史观的代表。他分析说，唯心史观在解释历史时“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用唯心史观编写的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目的，则“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和现代社会学的价值，并倡导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

李大钊对历史观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的、深入的，他全面批判各种旧史观，肯定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新史观的进步作用，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二、以西方史学思想史作为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在李大钊所辑的《史学思想史》讲义11篇文章中，有7篇是论述西方史学思想的；可见西方史学思想史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李大钊的西方史学思想史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1、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欧洲近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

把经济的因素引入历史科学，这是近代西方进步史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李大钊认为，近代西方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他以唯物史观的起源、发展到成熟为主线来论述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波丹(李大钊译为鲍丹)是近代早期最杰出的史学家，其著作《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李大钊译为《历史方法论》)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真正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说，波丹的历史观，“虽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但其中已蕴涵唯物史观的因素；波丹的历史分期法“最有趣味的点，乃在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波丹的历史分期法其有唯物史观的因子。李大钊说，与欧洲中世纪盛行的以“黄金时代说”为根据的神学分期法不同，波丹另行提议一种分期法，他把历史的径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导领的时期”。‘鲍氏既分民族为北方的、中部的、南方的，他乃以异常周备的知识，研究风土的地理的情状，如何影响于他们的住民的体力、勇气、智力、人性与贞操，简言之，即精神、道德与态度，与夫山岭、风候、土壤的差异，与于个人及社会以何影响。”波丹在讨论影响历史进步的因素时，指出了地理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性格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提出了世界历史中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是错误的，但该论包含了重视经济因素的合理内核；因此，李大钊说，“研索唯物史观起原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

P65-69

吴怀祺

五四运动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史学近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典史学或者说传统史学的命运，二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1930年，张荫麟追溯近代史学时，说：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来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沉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1919年中国史学的变化。杰弗里·巴勒克拉夫(Jeoffrey Barraclcough)说：“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如果不是从1905年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19年。”他说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与张荫麟说的“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意思一样，中国古典史学到了20世纪是终结了。古典史学的终结，首先是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

——史学思想不再是与经学纠缠在一起。由于经学宣告了终结，近代史学思想发生剧变，直接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无论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再也不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的指导理论。康与章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不久，“各以不同的原因，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这方面主要有：

1、实用主义。杜威在五四时期来华宣讲他的实用主义，通过他的门人胡适的传播，中国近代史学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相当深。

2、实证主义。这股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对历史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影响。

3、新康德主义。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李卡尔特的学说影响。

4、新黑格尔主义。王国维史学思想来源之一，是新黑格尔主义。

5、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近代史学家如梁启超解释历史动因的依据之一。

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应单独提出来。西方的历史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思想影响特别大，这个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史书编纂中。再一个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的“新史学”思潮，在何炳松的史学思想中反映得十分明显。还有就是西方批判史学的影响。这体现在德国兰克及兰克学派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影响，傅斯年史学思想深深打上了兰克史学的印记。此外，伯伦汉(Errle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以及朗克诺瓦(Charles V.Langlois)、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史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面对复杂的西方学术潮流，中国史学家的反响不尽相同。有的学人接受多种西方学术思想，而少了自己的创造，还有一些学人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面目，更换自己的旗帜。这种情况造成了学术上的博杂与多变。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外，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有全盘西化论，有中国文化本位论，还有贺麟的主动“化西”论，等。但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对中外文化遗产进行扬弃，进行批判吸收。

——近代的历史观和史法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观方面，古典史学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天意史观，基本绝迹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思想等，已经为西方的历史进化论所代替。

——古典史学中的史法，如春秋笔法、正统论等历史编纂原则基本被否决了。史评更多的是关心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前途，不是为帝王争正统，更不是“诛乱臣贼子”。  ——历史编纂形式的变化。古典史学的以纪传体史书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形式基本上退出了史坛。

中国古典史学适应了中国中世纪社会，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从全局上说，到了20世纪，理所当然地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正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保存着永恒的学术生命力一样，中国古典史学也是永远保留自己的魅力。如中国史学中的借鉴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历史通变思想、论历史兴衰的民本思想、史学经世思想，在近代史学中以不同形式继承下来。历史编纂学中丰富的编纂形式，同样是我们应当经过批判继承而加以利用的珍贵遗产。一个明显例子是20世纪后期，白寿彝先生领导当代中国学人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除了思想内容外，这部著作采用的新的综合体裁，就是在批判吸收中国纪传体史书体裁的长处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以预料，新世纪的史学在各个方面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复兴包括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复兴。这个复兴当然不是回归到古典史学的原点，而是在经过扬弃，吸收精华后，来一个大发展，体现出时代特点，成为有民族特色的新史学。

——新考据学形成，反映出史学思想的变化。近代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史学中的考据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古典史学与近代考据学都追求证实，但近代考证学较之传统考据学，不尽相同。新考据学吸收乾嘉传统史学考据方法论精神，又吸收了西方的史学方法论，而有新的创造。以王国维为例，他是在民族传统史学的土壤中进行创造，开辟新的领域，推进前人的研究，以开阔的文化史眼光认识史料，结合近代考古学成就，进行考史，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二重证据法。

在总结近代史学发生的变化时，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这就是吸纳多于创造，创新不足，没有在批判吸收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有民族特点的历史哲学，它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深长思之。

另外要谈到的，是五四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大势。洪认清注意到我在一篇文章中表明的观点。这里要再多说几句。五四以后到建国前，中国近代史学是多元史学交错在一起，而两种新史学的先后交替体现出近代史学的走向。一个是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是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外国新学理传入中国，中国史学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史学思潮：

——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

——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摒弃了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

——提倡社会文化史、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1902年梁启超写《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旗号，在进化论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因此，《新史学》成为他近代新史学开始的标志。到五四时期，他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不再坚持当年提倡的新史学理论，反而开始对当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论进行“忏悔”，重新拾起历史循环论。他以新康德主义观点为依据，提出历史的“两系说”；以佛学的因缘互动说解说历史因果，提出心力造史说。20年代前后，梁氏史学思想的明显倒退，颇具有代表性。曾几何时，20世纪初年史界革命中不少勇士，到了20年代，不再坚持自己当年的主张，乃至否定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人，则在困惑中向佛学靠拢。

而在这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产生了，并且在曲折斗争过程中，到了三四十年代，成为史学的主流，出现一批研究中国古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社会史、民族史、思想史的大著作。无论在史料运用上，在对历史的解喻上，对历史前途的认识上，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上，这些著作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另外，相当多的史学家包括当年受到实用主义影响的史学家，都在向唯物史观靠拢；有的接受了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上有延安地区的史学、国统区的史学以及沦陷区的史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代表了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延安地区史学家努力工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成为观察民族运命、争取民族光明前途的理论武器。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显示史学独有光彩，这些成绩是不能以某些不足、缺点而轻易加以否定的。

本卷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钩勒出史学发展轮廓，特别是在延安地区史学的研究上显出功力。认清潜心学术，孜孜不倦，有时几乎是终日不下计算机，终于写出专书，突显出了当时史学的亮点。本卷又注意研究孙中山的史学思想，是有见地的。对于一本著作来说，还是集中写自己的心得为好，嘎嘎乎难哉，独断之学也！

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已经被提出来了。新世纪史学如何走？读之者，会有更多想法，会有更新的意见，我们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