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小时于香港就读,喜爱诗画文艺。八岁习书法,十二岁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1938年以后,在广州、重庆、上海等地工作及从事文艺活动。1950年后定居北京。
黄苗子长期活动于文艺、美术、书法界,交游甚广。所作美术论文及散文诗词,经常在国内外发表。美术论著有《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及《年表》、《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等;画册有《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画集等;书法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等。还出版过多种散文集及诗集。黄苗子的书画曾在国内外多次展览,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本书系是“大象人物聚集书系”的姊妹篇。二者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不同之处在于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集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人生的艺术追求。与“聚集”相比,这种现身说法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
这本书的前身,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在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原名《古美术杂记》,是前香港《美术家》杂志主编,已于去年秋天逝世的老友黄蒙田兄经手的。当时出版一本书是颇不容易的。
一九八三年,发现台湾有未经本人同意的盗印本,承他们还客气,保留了作者的名字,但书名却被改为《古美术沦集》。记得我曾托香港卜少夫兄赴台之便,拟予追究,但因书店也是假的,“有名无实”,便只好暂时置之。
事隔十多年,今年五月间,我从澳洲回北京时,承范用兄提起此书,并热情向三联书店推介,书店同意了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当时因为一直没有留意我自己已束之高阁的这本书了,一口答应下来,但也意识到十多年前出版的东西,肯定会有不少大小毛病,所以同三联孙晓林女士说:请容许我到澳洲再修改一下。
回到澳洲寓所,找出一本硕果仅存的《古美术杂记》再三翻阅,才觉得事情不简单,发现其中自缚的框套甚多,不妥之处也不少,有些还打算全篇重写。这里虽比北京安静,但是老迈年高,毕竟有力不从心之憾。现在仅就力之所及处,做了删改增修,并加入几篇未收进旧版的有关文字,以及重编目录等,这样,比旧本就变了个样,于是,索性把书名也改为《芳林采集——古美术文编》,寄请晓林女士审阅。
一
二十年代中在香港,那时十三四岁,我在先父冷观先生创办的中华中学读书时,由于父执李孝颐老师讲授绘画,常向我提到他的叔父——“鹿门九爷”在清光绪年间,曾到上海从任伯年学画,而我清楚记得,我家在香山(广东中山市的旧称)的故居,书房里挂着任伯年的四屏花鸟,是我童年最早接触到和最喜爱的美术作品,稍有知识之后,任伯年的名字已深印脑中。孝颐老师还常向我提到恽南田、宋光宝,以及清末广东“二居”(居廉,居巢)等画家,孝颐老师便是第一位给我以美术史知识的启蒙老师了。
说到老师,更不能忘怀的是东莞邓尔雅先生,他也是我的父执,在中华中学,尔雅先生并不教画,而是教我们书法和小学。当时同学们都十分佩服这位学问渊博,很有学者风度的邓老师,矮瘦个儿,两撇小须,即使对后辈学生,也谦逊有礼。我们那时对小学、六书一窍不通,他上课时却深入浅出,夹着些笑话,学生们都感到上他的课有味。尔雅先生是享誉南方的大书法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是大学问家。他是吸卷烟的,狭长的小卷烟纸经常装满口袋,原来除了卷裹烟丝之外,这小纸条儿还有更大的用处,就是抄资料。尔雅先生所到之处,只要看到有关六书、小学或其它对他有用的文字材料,就拿起笔很快地抄在卷烟纸上。我那时很不了解老师抄这些小纸片有什么用,他说:抄下来一点一滴的东西,积累多了,把它分类,将来就成为完整有用的研究资料了。又说:清代的朴学大师,许多都是用这个方法从事考据工作的。尔雅先生的教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以后的十几年,我在上海、广州、重庆,以后义迁徙沪、宁。虽然也跟朋友们搞点美术,写点文字,却从没有遵循尔雅先生的途径,积累一点有用资料,好好做点研究工作。
踏入五十年代,我已经是不惑之年,定居北京。那时社会上朝气蓬勃,学术空气浓厚,知识分子大都欲对新社会有所自效,于是,我深愧自己过去光阴的浪掷。同时北京这个地方又有丰富的文化积累,研究学问比较方便,因此就下决心适应自己的兴趣,读点儿关于美术史方面的书,一面读,一面摘抄一些自己有用的材料。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统一的资料卡片,买起来方便,我又没有像尔雅先生那样抽卷烟的习惯,于是就用分类卡片抄点书,日积月累,分类整理起来,也比较可以使用了。更加幸运的是,这些卡片在有时不期而至的飘风骤雨中,还没有全部被横扫掉,于是这“玉札丹砂”或“牛溲马勃”,也都成为白珍的敝帚了。
最初鼓励我搞中国美术史的,是一九九七年去世的阿英(钱杏邮)前辈。大家知道,阿英同郑振铎先生一样,是文学家,但同时又是爱好我国艺术的学者,阿英的书籍收藏是当代闻名的(虽然他老人家经常穷得还不起书债)。我自己那时也买了点书。五十年代,北京的古旧书店,还常给老主顾送书上门,年节付账,这是北京书铺百年老传统,我有幸享受过这种待遇,这就更加增加了读书兴趣(五十年代初,我初到北京,由音乐家盛家伦兄的介绍,我从一位油坊小老板那里以贱价接收了好几三轮车的线装本美术书,以后更陆续不断向琉璃厂和隆福寺旧书店收购。今年,因耄年眼昏,才把浩劫剩余的千册残籍,全部捐赠给大学文物馆)。后来,北京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也经常去了。
书本之外,师友朋好的往来请益,也是我能得到点知识的主要来源。
我常常认为,我毕生最大的幸运是得到朋友的好处多。更难忘的是,王畅安(世襄)先生、启元白(启功)先生在五十年代开始的长期交往中,给予我在学识方面的启发和帮助。和畅安结邻二十年,中国美术史他是科班出身,他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中国美术史的。那时,他正在从事明式家具、清代匠作則例等方面的研究。完成了《髹饰录解说》这部有关古代漆器工艺的著作,同时旁及葫芦、蟋蟀等的专题探索,使我目瞪口呆,眼界大开。那时,大家都闲散,“生涯萧条破席帽”。但畅安却夙兴夜寐,勤恳不息地孜孜写作(那时我赠给畅安,曾有“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的诗句),加上启先生(我们都这样对元白称呼)时相往来,更使不学的我,得益不尽。启先生以书法擅名海内外,其实他在学术文史方面的渊博成就,也是侪辈鲜见的,凡读过《启功丛稿》(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版)的人,我想都会承认这一点。记得他的《诗文声律论稿》那时已七八次修改,而每次易稿,都是亲自以工楷手抄的,就这一点,已看出启先生严肃的治学精神,不能不令人心折,对比之下,益觉自惭。
此外,五十年代初,由于寓所相近,我经常得以向叶誉虎(恭绰)先生请益问难,誉虎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艺术做出不少贡献,鉴藏书画丰富,著作等身,对于我这个后辈,他总是循循善诱,不吝教诲的。虽然也有风雨暌隔的时候,但相从侍席,不觉也有二十多年。上海谢稚柳先生,那时也较清闲,五六十年代,我们常在通信中互相交换和探讨些美术史资料。傅抱石先生治学甚勤,在中国美术史方面,他的著述卓有贡献。他每次来京,都有幸晤教;六十年代初,我到南京,承他老人家的款洽,还同我谈到共同修改他的旧作《石涛上人年谱》的问题,可惜这已是最后一面,一九六五年,他就因病辞世了。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这二十年,虽然文艺界也经历些风风雨雨,但还有书呆子在风灯雨屋之下,不声不响地做些不算有益,徒遣有涯之事。本书中有几篇札记,正是那时候写来自课的,原不打算发表(当时也少机会),只供几位时相过从的同好互相传阅求正,也算是一种相濡相煦吧,我们这些人,也就这样跟着历史的脚后跟走过来了。
这些文字中,也有些是响应号召之作。记得一九六三年,邓拓同志在北京故宫绛雪轩,召开一次纪念古代十大画家的座谈会,鼓舞大家对历代卓有贡献的画家做些研究,作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试点,本书中关于倪云林和八大山人两篇,就是当时开始写的。只是搁置许久,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
六十年代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交给我编纂《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任务,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美术著述(包括美术史、论,美术家的诗文著作,历代公私收藏等等近一千种)选优整理出版,我更不得不加紧读点书。(这期间我到过上海、江浙各地图书馆访寻古美术珍善本书,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字。)但这个计划只做了个开头,出版了《历代名画记》等六七册书,就中止了。
就是在上述情况和环境之下,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这本《文编》的基本部分。P6-10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书系”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