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查阅文献典籍，尽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的思考和研究，从古今中外治吏实践中，总结出治吏失败的9大类共35种原因，并逐章逐节论述。每个章节既概括出反面沉痛的失败教训，又注意到从正面阐述对我们现实工作的启示，力图挖掘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供读者借鉴。

治吏，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个新兴的课题。

治吏其实属于政治的范畴，也是古代“用人术”的分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史，就是交织着成功与失败、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人治与法治的治吏史。进人民主时代以来，治吏更是受到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权的高度重视，被摆到了立党治国的重要位置。然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治吏”毕竟只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严肃而又“热门”的话题。

本书作者结合日常的思考和研究，从古今中外治吏实践中，总结出治史失败的9大类共35原因，并逐章逐节论述。每个章节既概括出反面沉痛的失败教训，又注意到从正确阐述对我们现实工作的启示，力图挖掘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供读者借鉴。我们坚信，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失败是成功的母亲，愿我们用心血汇编而成的“失败启示录”能真正给您以教益和启迪。

第一章 “一将无能，葬送千军”——败于领导素质的低下

 一、懦弱平庸——大权旁落而败

 二、优柔寡断——朝令夕改而败

 三、不事协调——双人无方而败

 四、不守规则——越俎代疱而败

 五、失之于威——虽令不从而败

第二章 “不义之君自亡国”——败于人心民意的丧失

 一、昏庸无道——滥施暴虐而败

 二、言而无信——处事不公而败

 三、粗暴蛮横——不恤部属而败

 四、祸延无辜——人人自危而败

第三章 用人不当埋祸端——败于选才用人的失误

 一、识人有误——用短弃长而败

 二、反复无常——用人多疑而败

 三、过河拆桥——用贤不终而败

 四、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而败

 五、德才偏颇——选人失察而败

 六、心胸狭隘——忌贤妒能而败

第四章 “耳妄叫，能不惑”——败于偏听偏信的愚钝

 一、缺乏主见——人云亦云而败

 二、听信谗言——不辨是非而败

 三、听“枕边风”——“后宫”参政而败

第五章 “朝无敢言之士，廷无执咎之臣”——败于饰非拒谏的自傲

 一、固执己见——抱残空缺而败

 二、堵塞言路——拒谏自专而败

 三、排斥异论——惟我独尊而败

第六章 “用态臣者亡”——败于亲佞远贤的昏聩

 一、喜恭好庾——小人钻营而败

 二、宠伶纵阄——宦官专权而败

 三、亲佞近恶——臣奸乱政而败

第七章 权力本是“双刃剑”——败于权力天平的失衡

 一、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而败

 二、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而败

 三、结网专权——党同伐异而败

 四、十羊九牧——冗官冗员而败

第八章 上梁不正下梁歪——败于沆瀣一气的污浊

 一、自律不严——授人以柄而败

 二、上行下效——同流合污而败

 三、纵容下属——偏袒亲信而败

 四、结伙抱团——官官相护而败

第九章 网漏吞舟——败于法规制度的疏漏

 一、监督不严——权力失控而败

 二、赏罚不明——乱赏滥罚而败

 三、法令宽疏——执纪不严而败

1.愚痴无知偏为帝，国乱身亡空余悲

——晋惠帝无知，贾后专权与“八王之乱”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荒唐事，如白痴也可当皇帝便是一例。而在为数不多“白痴皇帝”中，晋惠帝司马衷十分典型。司马衷是西晋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由于武帝的长子轨2岁便夭亡了，因此，公元267年司马衷作为惟一人选被立为太子。这司马衷从小愚痴，是个先天性的弱智，加之从小生活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爱读书，长到十几岁，斗大的字还不识一筐。

太子糊涂、白痴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管理国家朝政？不少大臣引以为忧，不断向武帝劝谏。武帝自己也明白儿子的愚蠢无能，很想换个太子。但他为了帝业得以继承，大权不致落人外人之手，一直犹疑不决，再加上老丈人杨骏(即司马衷的外祖父)极力阻挠，从中作梗，最后竞只好寄希望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太子会变得聪明些。

为了试探太子的智力，武帝曾经派人拿了一叠公文让太子批阅。这件事让司马衷的妃子贾南风知道后，生怕司马衷露馅，当不成皇帝，急忙让给事中张泓代批，并按司马衷的智商和口吻经过一番“技术处理”后，再让司马衷重新抄写一遍，由内侍交给武帝。晋武帝看后，觉得太子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心里十分高兴。俗话说：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能将就也就将就过去了。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重。太子司马衷已经30多岁。按理说，30多岁的人已经可以处理政事了。但是晋武帝到底不放心，立个遗诏，要皇后的父亲杨骏和他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晋武帝临死的时候，只有杨骏在身边。杨骏想独揽大权，便和杨皇后串通起来，另外伪造一道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晋武帝一死，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

晋惠帝即位以后，国家政事他一件也管不了，倒是闹出一些笑话来。惠帝平时最喜欢趴在宫墙上听墙外池塘边的蛤蟆叫。有一次，他带了一批太监，在御花园里玩。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问，响起一片蛤蟆的叫声。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太监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惠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一年，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朝廷，说灾区的老百姓饿死得很多。这件事给晋惠帝知道了，就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说：“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他想到自己不想吃饭时就喝肉粥，就一本正经地说：“没有饭吃，不可以多吃些肉粥吗？”大臣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

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白痴皇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就蠢蠢欲动了。而惠帝的外祖父，辅政大臣杨骏自然是当仁不让，他一开始就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惠帝成了傀儡，前面提到的那位惠帝的“贤内助”，现如今的皇后贾南风，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贾后是一个工于心计、很有野心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不久她就联合楚王玮和不满杨骏的皇室成员，在皇族之间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斗争。杨骏死于非命，惠帝的母亲太后杨芷被囚，杨骏的死党及其家属也被一律诛灭，死者数千人。

杨骏被杀之后，汝南王司马亮进洛阳辅政。他想独揽大权，可是兵权在楚王司马玮手里。两个人之间就闹起矛盾来。贾后嫌留着司马亮也碍事，就假传晋惠帝的密令，派司马玮把汝南王亮抓起来杀了。

司马玮本来是贾后的同党，但是贾后怕他连杀两王之后，权力太大。当天晚上，又宣布司马玮假造皇帝诏书，擅自杀害汝南王，把司马玮办了死罪。

打那以后，朝廷上没有辅政的大臣，名义上是晋惠帝做皇帝，实际上是贾后专权。

贾后掌权七八年，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名声坏透。太子司马通，不是贾后生的。贾后怕他长大以后，自己的地位保不住，就设毒计把太子废了，不久又将其害死在宫中。

众大臣对贾后的凶狠本来就十分不满，现在见她又害死了太子，更是“众情愤怨”。不久，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同等共同带兵进宫把贾后抓起来杀了。

赵王司马伦掌握了政权，野心更大。他当了相国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起皇帝来。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兵士，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

各地的诸侯王听说司马伦做了皇帝，谁都想夺这个宝座。齐王司马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颐等先后起兵攻打洛阳，展开了皇族之问残酷的混战、杀戮，史称“八王之乱”。战乱长达16年之久，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洛阳、长安两座名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姓死亡数十万，内徙的匈奴、氐、鲜卑等族乘机起兵反晋，西晋王朝走向衰亡。混战结束后，七个王被杀，只有东海王司马越还在，由他操纵朝政。

惠帝在这些战乱中，被诸王辗转抢夺、挟持，时废时立，形同傀儡，受尽凌辱。战乱结束，司马越又准备尽早除去这个白痴皇帝，立武帝幼子司马炽为帝。

公元306年11月，司马越暗中命令宫人在饼中下毒，送进显阳殿。惠帝取来吃了几枚，觉得腹中绞痛，扑倒床上，翻滚哀号，等宫人叫来御医，他已睁眼张口，不省人事。

这个可怜的晋惠帝，因为无能，惹得天下大乱不说，就连自己的性命也白白断送了！

2.小子不幸生皇家，懦弱无能怎为君

——汉惠帝刘盈软弱无能被母欺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临终前召集列侯群臣，宰杀白马，共同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违此约，天下共击之。”他以为这样一来，刘家天下可以从此永保无恙。

可是，令刘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归天，麻烦就来了：由于接他班的太子刘盈(即汉惠帝)，生性懦弱，朝政竞很快被其生母、刘邦的发妻吕雉完全控制。

这位吕皇后心狠手辣、极具野心，高祖在世时，就曾协助高祖杀过包括韩信在内的功臣。高祖死后，刘盈即位，深知儿子弱点的吕后认为机会来了。

高祖有一宠姬称戚夫人，她与高祖生有一子叫刘如意，被封为赵王。高祖因宠爱其母，曾经有过废刘盈而立刘如意为太子的动议，因而吕后对戚氏恨之入骨。高祖死后不久，吕后即令人将戚夫人的万缕青丝拔去，卸下宫装，带上刑具，关在囚所舂米受罚。

随后吕后又派人前往赵国，将刘如意骗回朝中，欲加谋害。

惠帝心地仁厚，十分同情戚夫人母子，见刘如意被召回朝，已经料到吕后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决定接他与自己同住，处处加以照料，免得太后暗中加害。这个的可怜皇帝，竞只能采取这种无奈的方式。然而即便如此，还未能保住兄弟的性命。一次，他外出打猎，吕后得到密报，当即派人潜入宫中，杀死刘如意。

惠帝打猎回来，刘如意早已七窍流血呜呼哀哉！到了此时，刘盈也只能抱着弟弟的尸首，痛哭一场。除此之外，他对懔悍的母后也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惠帝的软弱令吕后更加嚣张。赵王刘如意被害不久，吕后又残忍地将戚夫人的手足砍去，并挖掉眼珠、熏聋两耳、药哑喉咙，放在厕所里，号为“人彘”。为杀鸡给猴看，吕后让太监带着惠帝去“参观”。惠帝看了戚夫人惨不忍睹的遭遇后惊恐异常，不禁失声道：“好一位狠心的母后，竞令我先父爱妃死得这般惨痛！”惠帝回到宫中，又吃又喝、又哭又笑，满腔悲愤无处可申，索性再也不问朝政。至公元188年，在位仅7年的刘盈抑郁而死，年仅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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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吏，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个新兴的课题。

治吏其实属于政治的范畴，也是占代“用人术”的分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史，就是交织着成功与失败、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人治与法治的治吏史。进入民主时代以来，治吏更是受到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权的高度重视，被摆到了立党治国的重要位置。然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治吏”毕竟只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严肃而又“热门”的话题。

说它古老，是因为与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论一道，自从有阶级、有国家时起即已产生，且二者千百年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韩非就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治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中国古代历朝封建统治者大都领悟到治吏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无不重视治吏。历史发展到今天，早已是世易时移，然而“治国必先治吏”的理念早已为中外各政府、各政权，并为每一位执掌政权者乃至普通百姓所共识。毛泽东在新中国初创之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所说的“干部”就是指当代中国的官员。毛泽东十分重视治官，严惩贪官污吏，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乃至开展所谓“反修防修”斗争等，无一不是期望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励精图治。

说它年轻，是因为千百年来，“治吏”的概念只属于历朝历代统治者及其大臣良辅，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过于遥远、过于神秘，甚至遥远神秘得令普通人失去了研究和关注它的兴趣。只是到了今天，随着法治的阳光洒满神州大地，“治吏”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主体和客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亿万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各级官吏成了“公务员”、人民的公仆，人民成了治吏的主体、法规制度成了治吏的准绳……今天，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我们才真正有资格来谈论“治吏”，有条件来关注“治吏”、研究“治吏”。“治吏”这个古老的课题在今天才得以焕发如此蓬勃的生机，充溢如此盎然的新意。

说它严肃，是因为治吏的成败关乎政权的稳固、国运的兴衰、人民的祸福。吏者，官也，“官者，管也。”管则需要权，有权就要设官，要设一定的官职来掌握和行使权力；当官就有权，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也都掌握大小不等的权力。而权力，既可以用来积极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消极地无所作为，有权不用，尸位素餐；更可以加以滥用，用来攫取物质或精神私利。所谓“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中国古代历朝败亡，莫不败于奸臣、贪官以及那些“手握玉爵、口含天宪”、专权乱政的宦官之手。因此，历代吏治大都以惩治奸贪为主。新中国建国初期惩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都把教育干部、管理干部作为立党兴国的一件大事，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围绕整顿吏治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治吏是立党执政的重要课题，是严肃的政治。

说它“热门”，是因为当前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公害。治理腐败，加强吏治一度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成为普通百姓日益关注、街谈巷议的话题。报载，近年来共和国高举斩妖剑，以治理腐败为重点，加大了整顿吏治的力度。国内先后有一批大贪官纷纷落马：贵州省计委副主任阎健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韦泽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于飞，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被判16年有期徒刑，更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以极刑……另据报道，仅西部某省在20世纪末的10年间就查处了经济犯罪案45892件，使983名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落入法网，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亿多元。湖北省查办了1247件大案要案。海南省近4年来受理了3132件经济犯罪案，其中10万至100万元的就有243件，100万元以上的也有80件，处理了县处级干部42人，厅级以上的干部6人。深圳市仅1998年一年就受理了6196件，立案386件，其中大案要案139件，处分212人，挽回经济损失4.523亿元。从全国来看，1979年立案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升到2.95万件，1986年升到4.96万件，1989年升到5.89万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激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问，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9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部省级领导78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59亿多元。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数字仍在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正是从这些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数字里，从屡屡曝光的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中，想到了“治吏”，并开始日益关注“治吏”，因为现如今“治吏”不再是与己无关、遥不可及的“上层运动”，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实实在在地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

可以说，今天我们关注治吏，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吏治清明、世风淳朴的渴望，是出于对反腐败工作的关注。然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治吏”都绝不只是反腐除奸。我们今天所说的“治吏”是一门牵涉到政治学、管理学、人才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制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门类，需要认真总结、用心研究的“领导科学”；是一项牵涉到许多部门、许多环节、许多要素，需要全民参与、抓根治本的“系统工程”。多年来，人们围绕“治吏”虽作了许多有益的理论研究，但往往显得“散珠碎玉”，系统的著述却很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深入探究古今“治吏”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在查阅文献典籍，尽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的思考和研究，从古今中外治吏实践中，总结出治吏失败的9大类共35种原因，并逐章逐节论述。每个章节既概括出反面沉痛的失败教训，又注意到从正面阐述对我们现实工作的启示，力图挖掘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供读者借鉴。我们坚信，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失败是成功的母亲，愿我们用心血汇编而成的“失败启示录”能真正给您以教益和启迪。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典籍和理论研究文章，在此谨对所引用典籍和文章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野万籁俱寂，一弯新月如钩。当我们为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又已是夜深人静，皓月当空。此刻，凝视眼前这用汗水和心智凝成的书稿，心中既感喜悦和快慰，又深怀忐忑和惶惑。因为我们深知，古往今来，有关治吏的记载和论述可谓浩如烟海，放在史林书海之中，我们这本小册子充其量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以此区区三十万字总结古今“治吏”的败因，也实在是不可能涵盖全部、细道其详。因此，抛开我们视野和认知的局限不说，作为这样一本时空越千年跨中外，旨在总结特点规律、指点成败得失的专著，其挂一漏万之失、牵强附会之误肯定在所难免。

然而，对于这本书的本身，我们又是充满自信的。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我们多年来对于历史知识和此类问题关注和研究，更来自于我们对于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的投入和真诚。忘不了7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在干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分头查找资料，反复修改推敲，从卷帙浩繁的史籍中筛选和整理，利用别人的休息时间构思和写作。我们都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不是洋洋洒洒落笔万言的“快枪手”，我们只是抱着诚恳的科学态度，用心在写作。我们水平必然是有限的，但态度肯定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劳作最终物化为这一具体的“果实”时，我们愿意将它奉献给广大的读者，至于我们从读者那里收获的，无论是赞许和肯定，还是指正和批评，我们都将视为最佳的教益。

本书付梓之时，再次衷心地感谢被引用著述的作者，感谢中原农民出版社马保民编辑。

刘永明 程 峰

2003年3月28日

于大连舰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