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国际化时代，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投资与金融的关系是否有益于增长与发展。人们公认的观点是：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维持生产力所必需的，而且对市场竞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教育及其“社会回报率”，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是必要的吗？还是说教育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采用新技术？

本书集中了一批世界上最优秀学者的分析文章，内容涵盖教育、研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以及金融体系对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本书汇集了多位在经济增长领域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论文，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任本书主编，并撰写了结语。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的优势在于，能够帮助读者从多个角度分析经济增长问题，而非仅仅说明某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第一部分，本书主要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实质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系，说明了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设计合理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结合模型与实证解释了它们促进投资、使创新顺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机制。此外，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特别是本书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尤其是对动态影响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并且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案例研究。其中，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研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尤其有借鉴价值。

第一部分 金融与增长

 第1章 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第2章 私人所有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重要性

 第3章 代际转移与增长

第二部分 研究与增长

 第4章 人力资本、创意与经济增长

 第5章 水涨船高：作为增长渠道的贸易与扩散

 第6章 教育和知识在内生增长中的作用

 第7章 亚洲奇迹背后的因素：企业家精神、教育与金融

 第8章 国民创新体系的技术全球化？

第三部分 教育与增长

 第9章 有形资产投资、教育投资与新技术投资的内生化

 第10章 结语

考虑以下三种表述：流动的股票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许多国家经济长期增长背后的关键因素。股票市场的高流动性降低了储蓄率，并削弱了公司控制，阻碍了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基本上就是一场杂耍，一个玩家下注的赌场，但对实质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上每种表述都有严密的理论模型作为支持。

这种理论上的模糊性，可以用一个非常典型而简化的例子——铁路建设来说明。尽管潜在利润巨大，但修建一条铁路需要漫长的酝酿期。投入的资本会有很长时间没有回报。如果储蓄者对是否放弃存款进行投资长期犹豫不决，那么这种犹豫就会阻碍铁路建设。在这些条件下，一个以标价进行低成本证券交易的股票市场——流动的市场——可以减轻顾虑，进而推动铁路建设。特别是储蓄者可以投资于铁路，这样他们在铁路修完之前便可获得财富，并享受分配到的利润——他们可以将其索取权在股市上出售。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越强，投资于长期项目的障碍就越少。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让更多投资项目变得可行，由此提高了储蓄收益率。

然而，股票市场的高流动性也可能阻碍铁路建设。首先，如果收益提高的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那么通过提高储蓄收益率，流动性更强的市场就能降低储蓄利率。储蓄率越低，动员资本投资于铁路就越困难。其次，流动性更强的证券市场可能会促使铁路所有权更加分散化，这样每个所有者花在监督铁路建设和经营上的时间和资源就更少。简单来说，如果我对铁路的投资很少，并且能在一个流动市场上成本低廉且把握十足地出售股票，那么我积极监督铁路建设和经营的动力就比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财富投资于该项目，且无法方便地变现所持股份时小。如果股市流动性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公司控制，那么它对资源配置和增长就会有负面影响。因此，在理论上尚不清楚股市流动性提高对经济体有效建设铁路的能力的净效应。

在回顾了关于股市流动性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后，本章提供了跨国实证分析，该实证使用了1976—1993年4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从概念上来看，在流动性较强的股市中，股票交易成本、价格、时机与结算的不确定性均低于流动性较弱的市场。为衡量每个经济体中的股市流动性，本章将各国主要股票交易所中交易的国内股票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衡量了相对于经济规模的股票交易规模，其依据为股市流动性与增长的理论模型(Levine，1991；Becivenga et al.，1995)。在控制了许多与长期增长有关的其他因素(包括银行增长指标和股市规模指标)并检验了“离群点”的重要性后，我们发现增长与股市流动性在统计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强的正向联系。尽管仍然需要做更多实证工作，以仔细分析股市流动性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确定对资本市场的适当政策，但本章的分析仍然对理论研究有所贡献，那就是预测在增长与股市流动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不同于那些预测在股市流动性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的理论。

这项贡献建立在埃特杰和约法诺维克(Atje and Jovanovic，1993)对股市交易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上。除了样本国家(或地区)和数据覆盖年份显著增加，本章还控制了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其他因素，因为实证表明，许多跨国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都对条件信息集的变化敏感(Levirle and Renelt，1992)。

这里值得提出一些警示，以提醒读者跨国比较的局限性。跨国增长回归分析存在测度、统计和概念上的问题。从测度上看，有时不同国家的官员对变量的定义、收集和测度是不一致的。此外，十分了解国家情况的人会发现，公开数据和他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之间经常存在差异。就像我们下面所讨论的，这些测度困难在金融交易数据中也存在。从统计上看，回归分析假设观测值得自相同的总体。然而在跨国回归分析中，许多国家的情况相去甚远，以至于应分别对其进行分析。从概念上看，跨国回归分析并没有解决因果关系问题，而且这种分析并不检验“机械中某个部分”(one piece of machinery)随时间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应该将估计系数解释为通过某特定政策变化后的增长变化幅度来预测的弹性。更确切地说，系数估计值和相关的t统计值表示了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偏相关强度。

然而，这些测度、统计和概念上的问题不应抹杀跨国比较带来的好处。对跨国实证分析中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规律性的阐述将影响对这种关系的认同程度，并形成未来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换言之，与那些已得到跨国回归分析证实的观点相比，支持跨国比较中未经证实的股票与增长关系的观点将受到更多质疑。

本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关于股市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函数关系的理论文献；第三部分转向数据分析并估计了股市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联系的强度；第四部分是总结。P3-6

经济增长的动因，以及如何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Roy F.Harrod)与多马(Evsey D.Domar)两位经济学家将凯恩斯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动态化，推导出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即人们所熟知的“刃锋上的增长”。1956年，索洛(Robert M.Solow)修正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建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和劳动可以完全替代，得到了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解释经济持续增长问题。为此，罗默(Paul M.Romer)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等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研发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从而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但是，对于究竟哪些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则是见仁见智。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教育、研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本书即是围绕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些最新进展展开的。

本书汇集了多位在经济增长领域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论文，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任本书主编，并撰写了结语。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的优势在于，能够帮助读者从多个角度分析经济增长问题，而非仅仅说明某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第一部分，本书主要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实质经济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系，说明了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设计合理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结合模型与实证解释了它们促进投资、使创新顺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机制。此外，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特别是本书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尤其是对动态影响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并且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案例研究。其中，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研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尤其有借鉴价值。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现代化建设，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能也不应忽视经济增长问题。关键是如何使经济增长的“量”和“质”能兼顾并举，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从增长的几个主要动力因素__投资、劳动力、管理来看，单靠量的增加无法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必须在增加量的同时，有质的提高。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投资方面有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等要求，劳动力方面有教育与培训等要求，管理方面有研发环境和机制的创新与改造等要求。注重技术创新、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和制度条件、实施科学得当的政策措施，才能实现高效率的内生经济增长，从而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当然，科学发展观应能包容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但又不能仅限于此。只有经济建设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和谐发展，才能创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最后，在本书译稿完成之际，我要感谢一直给予我支持的家人，感谢本书的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所有读者，并衷心希望各位读者对译文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正。

路蒙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