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神秘的王朝后裔——西夏人到哪里去了？”打开这本书，在阅读的行进中，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要知道两夏人？作者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人族？他的寻找有意义吗？他的路线正确么？他所拿出来的事实能够告诉读者答案吗？”

本书力图站在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下审视这个王朝的衰落，作者站在消化史料的基石上，丈量那些陌生的地方，用他的文字和图片描绘一个神秘族群在国亡家散后的景象，他用自己的眼光辨认着这个族群可能出现的迹象以及王朝后裔的流亡线路图。

本书以银川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追寻，对途经省份有关西夏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地理、旅游、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描述。

这是一本单纯追寻对西夏后裔的去向的书，书里书外的一切是在勇气与爱好的支配下完成的。是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完成的，也是经过大量徒步走访而完成的。

序

世上已无党项人（自序）

第一章 黄土高原，党项人的中转站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

  第二节 古庙会：无定河边的西夏“化石”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第二章 长调吹远的草原悲音

  第一节 腾格里，长号和驼队的食粮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

第三章 北亚草原上的石像之谜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

  第二节 天山之北，草丛里的西夏北逃线路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

第四章 藏羌高地，大地阶梯上的神秘逃亡

  第一节 从黄河到岷江，匆促地逃离

  第二节 茂县，进入川西的第一驿站

  第三节 杂谷脑河边，历史的两个书写途径

第五章 川西高地上的西夏谜踪

  第一节 川西高地上的西夏谜踪

  第三节 木雅：西夏人南逃的集结地？

  第四节 九龙，木雅与“西吴甲布尔”探秘

  第五节 318线南北，川藏线上的追寻与迷失

  第六节 德格，绛红色里的流徙

第六章 祁连雪色，八百里的西夏背影

  第一节 凉州，西夏的“天府之地”

  第二节 甘州，佛影无边

  第三节 肃南草原，西夏河西农业之脉

  第四节 敦煌，西夏艺术的另一个收容者

  第五节 天祝，匆匆而过的西夏马蹄声

第七章 青海，移动的佛音

  第一节 大通河边，西夏“皇家族谱”的真伪

  第二节 “夏都”，谁催成高原之城

  第三节 隆务河，西夏疆域的西南倒影

  第四节 玉树，西夏宗教版图的“新大陆”

  第五节 德希热巴的西夏传教之旅

第八章 天上的西藏

  第一节 西藏大地，替宁夏寻找西夏

  第二节 昂仁，藏戏之乡的西夏渊源

  第三节 萨迦寺，中国的“第二敦煌”

  第四节 穿越“地狱之门”，到“云朵上的米尼琪雅”

  第五节 夏尔巴，生活在最高海拔的族群

  第六节 伊吐鲁，解秘的佛音

第九章 内地的追寻

  第一节 小河谷里的“隐居者”

  第二节 600年藏书，漂浮是伪历史？

  第三节 居庸关，让西夏“突醒”的文字

  第四节 保定经幢，西夏文字出现的东极

  第五节 杨琏真迦，飞来峰上的西夏高僧

第十章 浓雾背后的重庆钓鱼城

  第一节 三江汇流处，世界军事史的拐点

  第二节 六盘山下的论争，萨迦派与噶举派的西夏之缘

  第三节 从西北到西南，西夏人参加的“蒙古联军”

  第四节 钓鱼城，和银川城不一样的战争结局

  第五节 缙云山，一段西夏古乐的传奇

第十一章 山的那边，云的这边

  第一节 丽江，纳西之谜

  第二节 金沙江边，一条谜一样的路线

  第三节 泸沽湖畔，神秘的摩梭人

  第四节 夜晚的泸沽湖，你的性别是什么

  第五节 八月，滇西北的游历与怀想

后记

  诞生：一份没有秋天的年季里的感恩

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交界处，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处，也是黄土高原地貌体现最集中的地带。中国文明史的记载中，这里一直闪现的是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汉族政权对这里的统治也总是呈现出一种放风筝式的游离状态。唐朝时期，这里走来了一批陌生人：他们来自远在几千里外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汉族史料称他们为羌人。严格地讲是古羌族中的一支党项人，其他民族对他们有着不同的称呼：藏族称之为mi nia，蒙古人称之为唐古特人。在国外的文献里，更多地续承了蒙古人的说法，将这批唐时来到这里的异乡人、异族人称为唐古特人。

隋唐时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党项羌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边受吐蕃人的强大军事进攻，东边一直和汉族政权进行着长达千年的征战，导致汉族政权几乎没中断地征伐。在吐蕃和汉族政权的夹缝中生存，他们最终选择了臣服唐政权。唐朝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这条线路因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和研究历史者的亲自丈量，而变得神秘且模糊。从20世纪末期开始，我经过几次实地考察，逐步探明了这条线路的大致脉迹和走向：党项人离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黄河上游，以及四川和甘肃、青海三省交接处的原居地后，沿着白龙江流域东下，进入陇南、陇东一带，随之进入黄土高原，陇东旱塬的原始地貌使他们沿袭千年的流牧生活受到了影响。于是，这支游牧民族在辽阔的北黄土高原上继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地，从陕北高原到鄂尔多斯高原，从晋陕峡谷到黄河流域，最终在“黄河十害，唯富河套”的宁夏卫宁平原上，建立了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政权大宋皇朝相抗衡的西夏王朝，这种抗衡持续了190多年。后来，帝围的梦想被蒙古人的铁骑踏碎。王朝的贵族、上流人士及对帝国忠心的僧侣、宫女、工匠、艺人、将士等，逆着党项人最初从白龙汀进入黄土高原的线路，开始了一场神秘而遥远的逃亡。

党项人还没建立西夏政权时，他们的祖辈就在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建立过地方性政权，在无定河畔留下了极其浓郁的生活气息。西夏建立后，还有大批党项人留在这片土地上，这里也一度属于西夏政权和宋朝进行拉锯战的战区。西夏帝国灭亡后，这里生活的党项人后裔的去向，一度被研究西夏后裔的学者忽视。对两夏人的探寻是个杂乱而漫长的过程，这里是党项人进入汉文化生活圈的第一个大片生活区，也是他们在汉文化语境中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核心地区。审视党项人自青藏高原而来，到建立大夏帝国的整个流程，黄土高原显然扮演了跳板的作用，这里是帝国建立的一块坚硬的基石。对大夏党项人的追寻，就以这里为开端。

第一节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

无定河，一条流淌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最长的河流。当我将探询两夏后裔的脚步送到这里时，我清楚其中的道理：如果说贯穿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今天的甘肃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大夏河哺育了党项民族的童年，那么，无定河则培育了崛起于历史视野的党项民族的青年时代。无定河既是一条和西夏有着精神源头意义上的河流，也是伴随党项人在西夏建国之前奔波于黄土高原上最长的一条岁月之河。从秦、汉开始，直到宋、明时期，这里一直是中原汉族势力与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热土。古老的氐、羌、鲜卑、匈奴等民族在这里留下了征战的痕迹，但真正让史学界从一个王朝形成的乳汁般作用考察这里的，还是她和党项民族的关系。

罗丹曾经说过：“缓慢本身就是一种美。”悄然穿行在陕北黄土高原。隐在黄土里的无定河，以一种缓慢的姿态流淌在黄土的深处，慢慢地收容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历史，其中包括党项人在这里完成的和汉族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唐代的天空下，缓缓地接纳了从青藏高原上来的党项羌。亦如后来缓缓地送走他们，默默注视着他们在宁夏平原上建立起一个后来和宋、金三足鼎立的王朝——大夏王朝。

永定河一直收留着党项人的记忆，忘却的只是后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李万顺老人一直居住在无定河边，身份证上明确无误地表明他的汉族身份，老人对西夏的历史一直很热心，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带有民间性质的研究，他的家里就有一些关于西夏的书，他也和当地的民众一样，喜欢把自己说成帝王之后，因为，在黄土高原上建立地方性政权的李继迁（西夏建国者元昊的祖父）确实出生在这里一个叫李继迁寨的村子，李白成同样出生在这一带。对我提出的这里有没有党项人后裔的问题，他反问道：“你说能没有吗？西夏建国前，党项人在这里生活了近300年的时间，比西夏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出近100年。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就出生在无定河边的，这个谁能否定得了？元昊的籍贯也就是这里！西夏建立后，这里也是西夏的疆土，西夏对这里实行过统治，前后加起来，这里和西夏的直接关系就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怎能没有两夏人的后人呢？说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把西夏人杀绝了，能杀绝吗？我们就认为自己是党项人的后代。”老人说话时的激动与反诘后的肯定语气，显然在加重自己的族人和西夏皇室的关系。历史讲究的是证据，他们又无法拿出铁的依据来，但也正是这种扑朔迷离，造成了党项和这些人的族源之谜，引诱着我的脚步继续深入。

西夏王朝湮灭后，散布在整个中国西北的党项人逐渐消失，无定河边的党项人同样将背影留给了后来的历史。无定河在西夏消亡后的700多年的岁月里，逐渐将这里的民族风俗掩隐在越来越多的汉族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历史表层上。如今，每年春节，无定河流域是一片狂欢：带有明显陕北一带民俗的秧歌、腰鼓、转九曲、燃火塔、玩社火、祭祖、祈神灵的庙会，和这里曾经生活过几百年的党项人的游牧民族遗风逐渐远了，只有拨开笼罩在这上面的雾霭，才能找到些许当年的党项人依稀的背影。P3-5

世上已无党项人（自序）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后裔——西夏人到哪里去了？”恐怕是站在这本书前不知要不要购买、阅读它的读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打开这本书，在阅读的行进中，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要知道两夏人？作者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人族？他的寻找有意义吗？他的路线正确么？他所拿出来的事实能够告诉读者答案吗？”

在中国，如果你有幸曾经接触过西夏的脉动，并为之震颤的话，那么，西夏会跟随着你，冈为它不是中国历史中一席流动的盛宴，也不是一道僵滞的风景，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正史的视野里一直没有它的席位。但西夏是值得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关注的，它不会让真正的走近者失望的。

2006年4月6日《南方周末》的B9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很有趣：《“不了解历史，也是一种罪”》。文章说的是日本的一个叫近滕昭二的记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细菌战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持续30年的追问，追问的结果是：对历史的淡忘，就是在犯罪。

在中国历史中，以独特力量砌人其中190多年政权时光的西夏王朝，国人对它的了解，因为许多因素，导致了在一种未知状态下进行，即便是对它了解一些的专家，也是以一种垄断性质或者在霸权心态下的小圈子内传播、欣赏，甚至由于学术观点相左、个人目的不同而进行互相攻击。真正由大众知晓的历史，往往并没抵达民众的视野或内心，这种遗漏造成的后果，并不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冷读甚或不了解，或对其中细节的咀嚼、品味造成误读，重要的是如同科学家王选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这种情形下，我坚持认为，不了解两夏实在是一种过错。

从源头迁徙到缔造帝国，从帝国的大厦倾坍到残余势力的逃亡，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身前成长史”，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个民族的流程比这个民族漫长，这种漫长不仅体现在路途的遥远与悠长，更体现在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的挣扎与抗争。1227年，西夏王朝戛然消失了，接着是长达几百年的哑声，昔日刻印在中原王朝及当时的吐蕃、契丹、女真、回鹘等异族政权记忆里的辉煌完全被尘封在历史深处，那些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驿站、寺院的废墟在落日冷风里轻轻嗟叹，即便有身边出土的文物在考古学家们的一篇篇专业文章里为这些废墟做着诠释，证明着他们作为“见证者”的合法身份，但也往往导引着他们在学术罔里做着纸上的爬行。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性历史瞳孔里，战败者的真实声音被战胜者的肆意忽略与人为蔑视而挤压在历史的箱底。两夏灭亡之后，元代在修订史书时没有给西夏提供书写的一席之地，导致了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册里成了一个缺席者。见证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历史，这也添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与走进者探询、研究时的难度。西夏文字“天书”角色的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西夏自身隐往历史深处的加速度，也为它至今乃至今后要消亡埋下了可怕的种子。

站在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下审视这个王朝的衰落，与后来的蒙元政权采取的极端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偏视，也是导致这个王朝文化生命力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政者总是力图建立一种“高层”或“高尚”的文化，一直忘却了去培养一种来自底层的但生命力强大的民问文化土壤，一种民族自身防御命运和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能安身立命的草根文化——古代摩西和近代彼得大帝曾经建立的文化。由于缺乏这种对一个民族或政权的稳固性与长久性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11世纪的西夏文化里显然在缺少了一个广众土壤的同时，也稀缺了些高贵与儒雅。这种稀缺也成了我在它消亡几百年后，走进它时采取的田野方式。

越是神秘的越容易勾起走近者与走进者的兴趣：当初几百万人口的国度里，一个个活生生的群体，怎能够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政权可以被消灭，但构成一个王朝的主体民族怎能够被灭绝？西夏后裔在哪里？这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寻找和关注的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代，我的上路很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荒唐与无聊的事情，在我的心中，这种追找却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找到的答案之中，可能还有疑点和问号，还需要再去思考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我想到了一个人：近滕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即便从他供职的朝日电视台退休了，但他对细菌战的追寻并没有“退休”。2006年3月23日，他再次到山东寻找日军1644细菌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他认为“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我很欣赏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10多年来，我以一个记者与行者的身份，将探寻的眼光、思考的重点、走读的脚步撒在了西夏这个神秘的王朝，抑或党项这个古老的民族当初涉猎到的角角落落，力图为这段历史的缺席与引退寻找足够的理由、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做的不是一个民族迁移史或一个王朝主体民族后裔的去向跟踪，更是他们心灵史的另一种方式的解读。

神秘的西夏王朝给历史留下了很多秘密，随着西夏文字的逐渐破译，西夏散落在各地文献的逐步收集整理等问题的解决，西夏留给历史最大的神秘成了两夏后裔的最集中散落地。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走读方式对西夏后裔进行追寻的书，我的行程涉及甘肃、宁夏、福建、浙江、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西藏、河北、河南、北京、辽宁、安徽、陕西、广西、山西、云南18个省、区、市甚至尼泊尔、蒙古等国外地区。为了追究西夏后裔中的来阿八赤曾经在征服交趾（今天的越南）时的足迹，我于2003年秋天曾经抵达广西的北海，看着一海的水渺，只能想象忽必烈亲自召见，并把自己的衣服当场解下来赐予这位西夏后裔来阿八赤。来阿八赤统兵到今天的河内，后来身中三支毒箭而亡，这是正史里记载西夏后裔出没的最南端了。从广西到辽宁，从浙江到新疆、西藏，我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极力揭示神秘的西夏王朝的后裔去向途中的大量秘密。经过几年的田野采访，我征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途中又经历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大难不言苦，作为一个非专业研究人员，这些所为皆系爱好而已，无关乎任何功利性。

本书以银川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追寻，对途经省份有关西夏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地理、旅游、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描述。萨义德的《流放随想》引用了12世纪僧侣作家雨果的话：“以为家乡甜美的人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还很稚嫩；以四海为家的人已经壮大；而将整个世界看成是异国他乡的人才是完人。稚嫩的心灵将自己的爱固着在大千世界上的一个点上，已壮大起来的人将自己的爱推及四海。”追寻整个西夏，使我的足迹在中国西部和中国北部的大地上留下了“自己逐步壮大”的痕迹。

这是一本单纯追寻对西夏后裔的去向的书，书里书外的一切是在勇气与爱好的支配下完成的。是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完成的，也是经过大量徒步走访而完成的。这注定它是一本孤独的书。走进途中，才发现，仅有勇气是不够的，需要的很多，其中有读者和方家的批评，其中有对俗世中很多影响我内心洁净的东西的排斥与防御，有对那些不懂历史但动辄拿历史说事以满足个人私利与浮名者的鄙夷。

我继续在路上，我开始聆听。

诞生：一份没有秋天的年季里的感恩

一本书的问世，作者之外有很多的要素支撑着。那些要素是我必须要念谢的。这本书同样得益于很多人珍贵的帮助、关注、鼓励和关怀。当我开始随着键盘声走近这本书的后记书写时，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接受了两个月的寒冷时光了：树叶落尽，棉衣加厚。雪花却没有落临——还在远处，就像我对许多美好的人与事的向往一样——或许今年就注定没雪，或许那些善良的人和美好的事注定在我无力到达的地方居住、工作着一样，让我无法走近他们生活。这也导致我长久地陷于眺望与幻想中，使我更坚信善良和美好具备的力量，是邪恶和强权最终不能匹敌的。

2007年的时光，随着逐渐加重的寒冷，开始走向我的身后了。与我而言，这是个没有秋天的年份。春天，我怀揣的那粒种子，不是随风去的，也没有落在土壤中，它的散失导致了这个年份没有秋天：那些夺走我秋天的人，带给我的伤害，使我没理由不感谢他们，我看见：他们站在权位或权利话语的位置上，我只有卑微地但倔强地活着。一个没有秋天的年份，使我明白了站在权利、丑恶、功利、粗暴、无知的对面，其实，是个正常人应该处的位置，在一个做不了神和大师的年代，做人显得更重要，我感谢那些“强者”——强权话语者、强暴善良者，他们使我更坚强。

回到这本书的诞生。我首先得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何克俭先生，2005年年底时，何先生就找我，约写这本书。要我把寻找西夏历史的经历写出来，那一天，宁夏人民出版社12楼，何先生办公室里的阳光很温暖，一直温暖到现在，这是这本书的胎育阶段。为了报答这份温暖，我决定再次出发，将自己放置在这条命定的路上。

于是，有了我2006年的西夏之旅，它不是我的行程的一份简易清单，而是我未和何先生的合作能够如愿进行的一个理由以及自己西夏之旅中的一个年份记忆：2006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出现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景泰县和它西缘的武威市，在这两个西夏旧地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地方，披着一身的寒冷和孤独，考察那里的西夏文物和西夏文的经卷。3月，北方大地还是一片风寒，毛乌素沙漠里开始刮起了沙尘暴，在枯黄与冷寂中，在一场沙尘暴过后的寂静里，走出银川，披着一身沙尘，往东去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交界的乌拉特前旗和达拉特旗一带，当年本身就如同一股流沙划过这片寂寞土地的西夏人，能留下什么?我的前往，又能发现什么?4月末至5月，利用五一长假，拿出自己，辛苦工作挣的薪金，从银川出发经过兰卅I，再次踏进青藏大地，在青海东、南部的高原上，跨越了巴颜喀拉雪山和黄河、长江源头，进入青海、西藏、四川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地区，这次，我的晚报社同事赵宁娜和胡清萍女士陪同，她们以见证者的身份目击了我的这次西夏之旅。江水滚滚，路途坎坷，这次行程的最大收获是考证出西夏王朝的宗教本教及巴绒噶举派高僧热巴当年前往西夏王朝传教的确切年份和有关问题。5月，翻越川藏线上海拔最高的雀儿山，再次进入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康巴藏族文化中心德格，考证西夏皇裔一支沿着这条线进入西藏地区；5月中旬，逆着川藏线东下，经过康定进入“中国美人谷”丹巴，这是第四次来这里，考察西夏后裔在这里的建筑问题。7月的一个夜晚，夜车和暴雨中，进入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交接的子午岭地区，考察李自成族裔和西夏关系。8月，从银川出发，经过宁夏南部地区进入甘肃的静宁县，然后横穿经过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进入甘肃东部地区，北上进入陕西北部地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也是1000年前党项人内附后被唐王朝移民安置进入陕北黄土高原的一支路线。9月末，离开银川前往川西北地区，进入川西高原，这次从绵阳开始北进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继而西进，在岷江流域开始这些年的西夏之旅，第5次进入岷江流域考察。在茂县和理县考察后回到成都。10月，在重庆考察钓鱼城古战场和西夏军裔的关系。10月中旬，进入云南泸沽湖地区，考察西夏南逃后裔和这里的关系，第一次在西夏学术界提出西夏后裔和泸沽湖一带定居的摩梭人的关系。

这一年紧促的西夏行踪，和往年相比，显得更加丰盈但又紧张，以致错过了这本书在当年出版的时间。后来，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杨过先生和唐晴女士再次找到我，要我完成这本书，计划于2007年7月出版。

2007年，这个对我而言没有秋天的年份，我一直处于一种准失业状态，一些不该接触的人和事，导致了书稿一直躺在2007年的春天和夏天。其间，出版社的屡次催促，均因为我在那些“不该接触的人和事”中而搁浅。直到11月下旬，我从南方归来，杨过先生和唐晴女士的等待让我感动——西夏历史的传承，有着这些默默奉献的编辑们的汗水。尤其是唐晴女士辛苦而细致、尖锐和敏锐的编辑，使这本书更加优美和丰富。

2000年，我选择了银川——在这个西夏王朝的国都工作、喝酒、交往、写作。抵达银川至今的7年时间里，我开始沿着书籍和史料堆砌的西夏台阶而上／而进，慢慢地，我发觉自己步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城堡，一个由草原、战场、遗迹、古墓、寺院、雪山、沙漠、洞窟、盐巴、数不清的经卷以及更宽泛但抽象的东西构筑的精神隧道，一个包括了诸多杂乱的历史谜团的幻城和迷宫。尽管此前，在这之前，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西夏旧地里度过的。我不止一次地穿越过这个王朝内脏里的雪山、草原、沙漠、高原等地理概念上的区域与文字、经卷、文物等构成的文化／精神版图。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西夏”不是一个当年的王朝涵括的10多个省份里蜿蜒逶迤的地域，它更是一段上千年时光里积淀在中国文化大田野中的精神区域，一个个历史上的讹录与元蒙政权刻意回避对一个遗朝的记录，使这个王朝与它的主体民族的前身后世都蒙上了巨大的谜团，这个谜团的深远与阔大，使它自身的魅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增加。

当爬行在纸上的理论成了成就一些伪权威的漂亮外衣时，当典籍死亡在文字背后时，当历史研究者的淡漠成为一段真实历史被淹没的最大帮凶时，我选择了亲为和丈量的方式，亲近西夏。开始了对西夏和党项人的这面双重神秘镜像穿越的各种准备。脚步意义上的对党项民族生息源头的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开始了。

2000年以来，我就像一股风，飘在与西夏有关的、自己命定的路上，从戈壁到雪山，从平原到高原，从峡谷到盆地，从都市到乡村，从图书馆到古战场，从采访专家到聆听乡野之音，那些非书本知识因此走进我的大脑，那些田野考察得来的收获走进了文字的表述中，我就这样在获得力量的同时，飘进了我的精神家园——西夏的核心地带，这是那些所谓的拿着丰厚的工资甚至申请来的基金，带着电视台记者们出现在旅游考古路上的学者们，永远得不到的。在这样的路上，我怎么能没收成呢?最主要的是除了感谢那些带给我关爱、资助的亲人、同事、朋友以及一些本来与我没任何关系、但散落在我的西夏之旅上的人——戈壁、沙漠、高原、村落乃至各种城市的人，比如至今我一旦走进就有种回家的亲近感的四川桃坪羌寨的龙小琼一家，在大雪封山时冒着危险要带我穿越青藏县的四川石渠县医院的司机巴洛托（音），带我走进神秘的摩梭人部落并留宿他们家的摩梭人择史大吏，带我走出海关走进夏尔巴部落的巴桑洛布，领我走进藏族和彝族交界地区，考察木雅文化的王长生，等等，还有那些给我提供资料、图片的朋友，他们的无私让我因为没做好这些调查和自己智力欠缺而感到羞愧。尤其鸣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一直在我的西夏之路上鼓励、指正，三年前就为我的第一本西夏专著《神的过错》写序，这次，不仅指出书中诸多错误，还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供我参考。和他一样，那些真正在西夏研究之路上默默书耕的专家学者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引用，使这本书增添学术味的同时，也增添了我对他们的敬意，他们是王静如、吴天墀、孙宏开、聂鸿音、白滨、黄振华、李范文、罗矛昆、邓少琴、李绍明、杨嘉铭、杜建录、陈炳应、刘建丽、牛达生等人。  那些善良宁静的村落——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羌族、纳西族、裕固族、东乡族、汉族——里生活的人们，给予我田野调查内容与力量的人们，使这本书更多了乡土气息。成书的过程中，我在银川晚报社的领导、同事们的支持下，尤其是专刊中心的同事，给予我很多便利，银川晚报社的摄影记者苏勇、采辉、高阳、安稳等，他们这些年在宁夏境内及周边地区曾陪同我走过或短或不短的路程，和晚报社的那些同事一样，他们提供的不仅是图片，还有友谊；以及宁夏新闻网的马江、新疆画报社的加尔肯·依曼麦德、阿拉善盟公路局的陆海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图书馆的余耀明、甘肃武威日报社的李学辉等朋友，他们提供的一些高质量的照片，无疑使这本书显得更好看。特别要提到的是三位推荐这本书的先生：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先生、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先生，他们曾都答应为这本书作序，因为我2007年忙于别的事情，加上他们的忙碌，而使写序的事情，变成了我的遗憾与期盼。但他们出于对一个文化挖掘者与传播者的鼓励与厚爱，写来了推荐辞，尤其是余秋雨先生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感谢。一些新闻记者写了一些文章在报纸、网络上推荐这本书的创作，在此表示深深地感谢，他们写这些文字更重要是出于一个文化记者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考虑，我们在文化资源的挖掘的同时，有义务将历史从书斋或博物馆甚至权力话语那里带回来，让更多的发现成为伪文化的天敌，让更多的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历史，而这些努力，在一个注重传播技术手段的时代，需要媒体更多地推动。

从1998年第一次走进西夏王陵算起，真正的西夏之途已经10年了。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逼近最里层那样，走进这个王朝核秘部位的经历，使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内容和质地，这和一切功利、名位无关，一切缘于热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精神籍贯上的党项人。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美好的结合，将我带到了这个世界。还有杜兆红女士，以我的妻子的身份和她特有的贤惠与爱的支持，始终使我们的家庭幸福而健康，使我行走在大地上时，因为拥有一份大爱而速度更快。我的朋友对我羡慕地说：“娶妻当如杜兆红。”

2007年11月28日晚西夏旧都

兴庆府·载水岗

灿烂的西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西夏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该被遗忘。创建西夏王朝的元昊完全可以和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并列为中国杰出的帝王。

——国学大师文怀沙

本书的作者站在消化史料的基石上，丈量那些陌生的地方。用他的文字和图片描绘一个神秘族群在国亡家散后的景象，他用自己的眼光辨认着这个族群可能出现的迹象以及王朝后裔的流亡线路图。这是唐荣尧担当一个文化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而完成的一本书。

——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

拯救西夏历史，还原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真相。造福西夏历史的阅读者。

——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

读书、行路增长了史学知识，思考着史学的问题。唐荣尧娘难地攀爬着史学的岩峰，在当前学风浮躁的氛围下，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著名西夏学学者史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