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个大屋子开会
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排除干扰，再念一遍“九大”公报。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两个女人的号哭穿过三月的夜空，隔了几排房屋传过来。大院北面的几排房屋，曾经是地主的宅院，每一排房屋都留了穿堂门，地主的丫环托了栗红的木盘，端了茶水和水烟袋，送给地主。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趁号哭的女人喘一口气歇息的时候，念出更重要的公报内容：“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革命委员会主任念到这里停一停，期待着掌声能像大会堂里一样响起来。掌声未起，空中却响了春天的第一声雷，咕噜噜好像推磨。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在乎这声雷不像真的，高兴地说一句公报上没有的话，也像照着报纸念出来的，他说：
“好，春雷一声震天响。”
没有人念出对句。“九大”已经召开，形势飞速发展，“语言革命化”已成明日黄花。在已成过去的“语言革命化”大好形势下，大家见了面，不再问“吃饭了”之类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张口就是革命化语言。你说“天安门上挂红灯”，我就给你对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张三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李四就有“又给裤子又给袄啊”相对。大家以此判定对方是否系革命同志，像土匪用“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之类黑话，辨认哪一路溜子。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不识时务，出语冒失，注定了孤掌难鸣，得不到回应。不过，天上打雷倒是真的。杜文朋还没有念完公报，雨就刷啦刷啦地落下来了。小秋云下葬，没有太多的眼泪陪送，老天爷为她哭一场。可是会议却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杜文朋还没有说散会，大家就站起来准备走了。坐板凳的把板凳拿起来，带回自己家里，不坐板凳的，留下乱七八糟的砖块石头，预备下一次开会时再坐。
春雨绵绵，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大队办公室里发愁。自天而降的春雨有利于春耕，备战备荒为人民，却把会议打断，不能把“九大”公报念完。杜文朋眼看着屋子外面扯不断的雨丝，忧心忡忡，他深谋远虑地说：
“得盖个大屋子开会了。”
陪主任坐在办公室里的，是革命委员会少数几个成员，没有人响应他。隔了过去的地主拥有的几排房子，为小秋云哀号的哭声已经消失。白天里一直打锣的杜邦热情不减，附和一下主任，说：
“盖一个嘛。”
杜文朋即刻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拿来。”
杜邦自然知道主任是要钱，他胸有成竹地说：“咱出去淘金。”
这就是东顶大队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打锣手杜邦日后带领老鼓手朱金斗、小鼓手郑小群、老贫农的哥哥老两、美人儿朱萍儿、秀才杜炳成、炊事员康保、离婚孤身的老华等人南下淘金的最初动因。在任多年的党支部书记杜邦早已被打倒。革命委员会成立，新政权执掌大队权柄，杜邦一直没有被结合进去。“九大”召开，林副主席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杜邦还在革命委员会圈子外边徘徊。小秋云自杀，念公报下雨，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想有个大屋子开会，杜邦献策，出去淘金，挣钱盖大屋子，是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朝着“结合进去”迈出的第一步。盖一个大屋子开会，成为“九大”催开的第一朵理想之花，在下雨念不完公报的夜里，绽开最初的蓓蕾，要结成果实，还需要再过一些下雨和不下雨的日子，再过一些开会和不开会的夜晚。
开会正未有穷期，等不及晚上到来，无穷的会就在白天召开。种地的庄稼人变成了干部，大白天坐着，听人讲话念报纸，连最不怕晒的老头也戴上了草帽，脸皮开始变白。要是有一个大屋子坐着开会，人人都可以像真的干部一样，穿没有风也能抖起来的小褂，把草帽放到屁股底下坐着。盖一个大屋子开会，因此就成了“九大”以后大家共同的理想，不仅仅是杜文朋一个人的想望了。不下雨的白天，公社里派一个人下来，宣讲“九大”文件，他是中学的教师，善讲数学，在中学的课堂上没有用了，宣讲“九大”文件，倒还条理清晰，一句都没有念错。他惊奇太阳还没有晒到让人受不了，大家居然戴上了草帽，庄稼人变得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一样娇贵了。他念完文件，刚刚喝了一口水，就向杜文朋提一个建议，也是盖一个大屋子开会，他用数学教师的严密逻辑，否定之否定，果决不移地说：
“没有个大屋子开会不行了。”
数学教师的头脑，到了用公式演算政治的时候，得出的结论自然会关系到国计民生。开会的大屋子在中流河两岸最早出现，就是在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是公社机关的驻地东村，成为权力和政治的标志。大屋子使用了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钢梁，谁都明白，不用木头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因为地球上还没有长出那么高的树做梁干，能跨过那么宽的房子。大屋子里最初铺麦草，开会的人坐了麦草，听人讲话，屁股底下感觉不到太多土凉，麦草的芳香倒令人微醺，像喝了革命的老酒似的。公社的革命真的常常在大屋子里进行，“革命派”把满屋子坐碎的麦草扫出去，让开会的人坐了红砖，每个人都屁股发凉，胸口发烧，革命的心花开得鲜红。“保皇派”一时得势，同样打出革命的旗号，踢开对方坐不破的砖头，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走狗”的标语写到地上，让开会的人用脚踏烂，不准许一个人坐下，以防走狗咬了革命的屁股。革命形势就这样如火如荼，波澜壮阔，一迭迭在大屋子里展开。
大屋子方兴未艾，中流河两岸最大的村子，也就是东村大队最先效仿，也盖起一个大屋子开会，同样使用钢梁，比公社的大屋子少了一圈，两个大屋子套起来，就好比大会套了小会。他们没有外出淘金，自己建窑场烧制砖瓦。石头也是自己打，爆破时炸死了一个人，就在还没有盖成的大屋子外面开了追悼会，死人的老婆，由革命委员会指定革命派一同志娶了。此后，中流河两岸陆续盖起几个大屋子，再没有寡妇奠基，绝对安全。开会的女人纵然头发上戴孝，也是像小秋云一样，悼念跟大屋子没有关系的男人。话又说回来啦，为男人戴孝的女人再多，也不是人人都有福气，能坐到大屋子里开会，好多村子其实正如东顶一样，没有一个大屋子，大都以大队办公室为中心，套起一个大院，把开会的人像圈牲口一样圈起来，摆了乱七八糟的砖块石头，不敢铺麦草——天上一下雨，就会把麦草淋湿，自然念不完公报。
P7-10
《悬挂的魂灵》是对“文革”的一次痛切的书写。生活的恒常惯性与历史的剧烈动荡之间，人变得体积庞大、碰撞不已——这是热狂的幻觉，也是饱含痛苦与激情的血肉经验。陈占敏在这部书中对今日生活之上游做了深长的回顾：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都尚未过去，时光流逝，灵魂仍悬于风中，随风飘摆。
——李敬泽
这是一部重新连接“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大书，并因此颠覆和瓦解了种种“文革”叙事。“革命”和“人性”，“权力”和“命运”，“政治”与“乡村”，“欲望”与“爱情”等早已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主题在这部小说被重新演绎，民间“革命”的正经与荒诞凸现了那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肌理与脉络。小说以死始、以死终，那个悬挂的魂灵逼视着一个年代，逼视着一个仍然没有完整答案的历史之迷。在多年的沉潜之后，陈占敏从他理解的历史哲学出发，在一个新的通道中抵达了历史的深处。
——王尧
一部同时充满诗意与诙谐感的小说，一部钻石般剔透又碎金般迷乱的小说，从容如歌的叙述，显现了作家大气恢弘又精微深湛的功力。这绝对是关于当代历史叙述的小说中的上品：以往人们熟悉的宏大而苍白的历史概念，在这里被还原为鲜活生动的个体记忆与细节化的生命情境；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乡村的苦难与欢乐，历史的安谧与血色，变成无数真切而又虚幻的故事，璀璨地闪耀在时光的黑夜与记忆的天幕里。
—— 张清华
1.处女作往往是评论者比较重视的作品，您是否能够谈谈您散文和小说的处女作？它们对您以后创作有什么影响？
我的散文处女作是发表在1974年9月24日《大众日报》上的《红石峰随笔》，写下乡知识青年的，那是文革后期，我22岁。以一个22岁的农村青年的目光去看那样一场影响至巨的运动，难免幼稚，我不能不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我本人并非下乡回乡知青，我只是一个同代人，雾里看花。不过，那篇散文中的情怀却是真实的。我那时候看周围村子的下乡知青住集体户，留异样的发型，穿乡村里没有的服装，赶集的日子集体赶集，啸聚市街，谈吐不凡。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人民公社的正式社员，对他们充满羡慕之情，我以这样的情感基调投入写作，自然会写他们的豪迈自豪。新时期文学以来，有过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把那场运动完全当成了一场苦难的历程来书写，我常常觉得有失全面，有太多自哀自怜的成分。苦难的尺子是不同的。用农村青年的目光看他们，他们简直是上帝娇宠的儿子，也许是“落难公子”，但他们到底是“公子”。他们的苦难，比起祖上三代都是农民的乡村青年，实在是肤浅得多，表面得多。城里的孩子把远离了父母到乡下来，视作大苦大难，农村的孩子倒渴望告别父母，到远方去，比如被知青作家写成炼狱的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哪怕换一个地方还是种地。如果让农村出身的作家来写一部知青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呢？我那篇写知识青年的处女作散文由于没有违背我的写作初衷——写真实的情感，它便一直影响着我此后的散文乃至小说创作，我的写作，首先不能背叛自己的感情。后来，张炜曾经撰文，提到过我那个时期的散文写作，他说：“当时我对这些作品的简洁和清新感到稍稍的惊讶，因为那时流行的文章是大致统一的风味，而陈占敏的文章多少总有他个人的东西。”我想，这“个人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情感了。
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发表于《胶东文学》1984年第1期的短篇《扯不断的丝丝缕缕》。发表了散文处女作以后，我在上学(做师范学校工农兵学员)教学之余，写作的主要形式就是散文。新时期文学之初，正当我的散文创作比较顺畅的时候，我发现，散文写作的模式化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散文越来越成了散文圈子里的事情，散文这种最应该受到读者欢迎的文体，却在日益失去读者。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要赢得读者》的短文，向散文界发出呼吁，期望来一场散文革命。但是人微言轻，文章连发表的权利都没有。我只好自己开始了散文革命，进行大胆的尝试。但是我那些尝试之作，由于不符合当时的散文大势(模式)，也与我业已走熟的套路大相径庭，“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后来散文界集体意识到散文的困境，开始了变革，我已经主要写小说了，几乎十年没写散文，好像是一种“愤而弃置”。近些年，在写小说的同时，我倒也写了大量散文。1983年，我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是我小说创作的开始。那似乎是一场被迫的写作“转型”，不过，写小说的准备我倒是早就有了。而且我认为，一个小说作家，如果有过散文写作经历，他在语言文字上是会讲究一些的。我的小说处女作《扯不断的丝丝缕缕》，从题目看，就有散文写作延续过剩的影子。而且，那篇小说，写忧伤，写忧郁，写那种像雨丝一样扯不断的情绪，也有几分散文的笔致。那种抒情的基调，也一直存在于我此后的小说创作中，尽管我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
2.您最看重的您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是哪些？能否说一下偏爱它们的原因？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自己的作品，“爱”的很多，“偏”便有失公平了。一字一句都是从自己的心脉中流出来的，涓涓滴滴，会格外地看重哪一滴呢？短篇小说一直是我写作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前些年。已经发表的一百一十多篇短篇小说，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白铁》、《死结》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水长流》、《大轮回》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门前的错误》、《走路你要走大路》、《白花黑蝴蝶》时期；第四个阶段是《扶贫玩具》、《美人计》、《理论之饭》时期。这些提到名字的作品，也是我自己比较看重的。《白铁》、《死结》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经历过的农村生活的一种本色的沉重的呈现，那种源于农村生活本身的大哀伤，是真实到骨子里的，不是农村生活的局外人单单凭技巧所能达到的，而我也没有使用什么技巧。内容本身永远大于技术层面。《水长流》、《大轮回》是我小说创作风格的一次蜕变。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原来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我表达的需求了，我开始借鉴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但是我不把那些技巧生硬地照搬，我尽可能把它们化用，象征、隐喻、反讽、黑色幽默——我改造为“冷幽默”，就这样形成了这个阶段的短篇创作。《门前的错误》写于1993年7月，发表于《文学世界》1996年第6期，是我写下岗女工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候还没有“下岗女工”这个提法。上海的评论家王晓明最早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短篇。此后，在我的长篇小说《沉钟》讨论会上，陈思和也曾谈到它。《走路你要走大路》是我有意识地再一次写“下岗女工”这个题材，这个短篇获得了《山东文学》的奖。在九仙山的颁奖会上，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在逼近世纪末的时候，好多人都在热衷于“千禧之年”将会带来的巨大福禧，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倒更应该关注底层的苦难，向那些没有禧福降临的底层民众投去我们的关怀悲悯。这话也是对我1997年发表在《大众日报》上的一篇短文《悲悯之心》的自我呼应。可惜，除了“自我”，除了极小圈子的几位朋友，应者寥寥。“千禧”让人狂喜不暇，哪里还有人用心关注苦难？《白花黑蝴蝶》写“白条”引发的悲剧，无以疗救。疗救的处方自然开了许多，理论不少，但不能当饭吃。到了《理论之饭》，当我再一次涉及“下岗女工”这个题材时，我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小说选刊》在“佳作搜索”栏中，说“这个被喜剧化了的辛酸故事，让我们在夸张的戏谑背后看到了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们倒是切中了主旨。《扶贫玩具》、《美人计》倒不仅仅表现了批判，也表达了无奈和悲凉。
我的中篇小说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手舞足蹈》和《投降》，也许它们写的是女性题材，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吧，相类似的还有《缺少男人》。读者喜欢这些中篇对女性心理的精到把握，细腻表现，语言的委婉多致。有一个中篇《学会握手》，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中篇对于改革进程中的农村生活，有独到的发现，表现上拙中藏秀。可惜它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看来，“秀”是不可藏的，尤其是在一个到处大兴作秀的年代。
……
——节选自《代后记仍难掩忧思满怀》
这是一部重新连接“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大书，并因此颠覆和瓦解了种种“文革”叙事。“革命”和“人性”，“权力”和“命运”，“政治”与“乡村”，“欲望”与“爱情”等早已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主题在这部小说被重新演绎，民间“革命”的正经与荒诞凸现了那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肌理与脉络。小说以死始、以死终，那个悬挂的魂灵逼视着一个年代，逼视着一个仍然没有完整答案的历史之迷。在多年的沉潜之后，陈占敏从他理解的历史哲学出发，在一个新的通道中抵达了历史的深处。
本书痛切书写了“文革”这一剧烈动荡的历史。它同时是一部充满了诗意与诙谐感的小说，是一部钻石般剔透又碎金般迷乱的小说，从容如歌的叙述，显现了作者大气恢弘又精微深湛的功力。
小说以死始、以死终，那个悬挂的魂灵逼视着一个年代，逼视着一个仍然没有完整答案的历史之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