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外族纷纷觊觎大宋国土,形成汉、胡对立的局面。丐帮帮主乔峰因拒绝副帮主妻康敏之爱遭报复指为契丹人后裔而受尽中原武林人士唾弃。峰为平反遂四出追查身世,期间认识了大理世子段誉及虚竹和尚,并结拜为兄弟。
峰追寻身世时屡遭奸人所害,含冤莫白,更错杀红颜知已阿朱,后为救朱妹阿紫寻医至大辽,辗转成为大辽国南院大王,但与中原关系则更趋恶劣。
誉为人豁达开朗,对貌若天仙的王语嫣一见倾心,可惜嫣只钟情表哥慕容复,令三人陷入一段纠缠不清的苦恋。
竹天性纯良,宅心仁厚,深得高人指点,武功高强,后被选为西夏驸马。
誉、峰、竹在汉胡相争的时势下,竟在异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究竟三人会如何了断江湖及感情上的恩恩怨怨呢?
说起天龙八部,相信,中国人都知道。该书是一套口袋书籍,便于各位金庸迷们随身携带,可以让你走哪,看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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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在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左手剑诀一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两人剑法迅捷,全力相搏。
练武厅东坐着二人。上首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铁青着脸,嘴唇紧闭。下首是个五十余岁的老者,右手捻着长须,神情甚是得意。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身后各站着二十余名男女弟子。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十余位宾客。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角斗。
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七十余招,剑招越来越紧,兀自未分胜败。突然中年汉子一剑挥出,用力猛了,身子微微一幌,似欲摔跌。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他随即知道失态,忙伸手按住了口。
便在这时,场中少年左手呼一掌拍出,击向那汉子后心,那汉子向前跨出一步避开,手中长剑蓦地圈转,喝一声:“着!”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剑,腿下一个踉跄,长剑在地下一撑,站直身子待欲再斗,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笑道:“褚师弟,承让、承让,伤得不厉害么?”那少年脸色苍白,咬着嘴唇道:“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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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微微一笑,说道:“东宗已胜了三阵,看来这‘剑湖宫’又要让东宗再住五年了。辛师妹,咱们还须比下去么?”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说道:“左师果然调教得好徒儿。但不知左师兄对‘无量玉壁’的钻研,这五年来可已大有心得么?”长须老者向她瞪了一眼,正色道:“师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规矩?”那道姑哼了一声,便不再说下去了。
这老者姓左,名叫子穆,是“无量剑”东宗的掌门。那道姑姓辛,道号双清,是“无量剑”西宗掌门。
“无量剑”原分东、北、西三宗,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式微,东西二宗却均人才鼎盛。“无量剑”于五代后唐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自于大宋仁过年间分为三宗之后,每隔五年,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获胜的一宗得在剑湖宫居住五年,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五场斗剑,赢得三场者为胜。这五年之中,败者固然极力钻研,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北宗于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五年后败阵出宫,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迁往山西,此后即不再参预比剑,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问。三十五年来,东西二宗互有胜负。东宗胜过四次,西宗胜过两次。那龚姓中年汉子与褚姓少年相斗,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姓龚的汉子既胜,东宗四赛三胜,第五场便不用比了。
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只坐在最下首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偏是他在龚姓汉子伴作失足时嗤的一声笑。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五德而来。马五德是大茶商,豪富好客,颇有孟尝之风,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他必竭诚相待,因此人缘甚佳,武功却是平平。左子穆听马五德引见之时说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左子穆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心想分多半是马五德的弟子,这马老儿自身的功夫稀松平常,调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那里去,是以连“久仰”两字也懒得说,只拱了拱手,便肃入宾座。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竟当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虚招诱敌之时,失笑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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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分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象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象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也不必一笔抹杀。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人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蔑视作者和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划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分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二年四月 于香港
在改写修订《天龙八部》时,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他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只可惜他已不在世上。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对《天龙八部》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他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评。任何写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作者的工作变成毫无意义。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
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未见。”那是有个小故事的,陈先生告诉我,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来,写上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美之辞。我和他的缘份更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安日记》等作品之时,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但出版单行本,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在这里附带说明,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曾学柏梁台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
一九七八·十·
《天龙八部》的再版本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时,曾作了大幅度修改。这一次第三版又改写与增删了不少(前后共历三年,改动了六次)。有一部分增添,在文学上或许不是必要的,例如无崖子、丁春秋与李秋水的关系,慕容博与鸠摩智的交往,少林寺对萧峰的态度,段誉对王语嫣终于要摆脱“心魔”等情节,原书留下大量空间,可让读者自行想像而补足,但也下免颇有缺漏与含糊。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于是放心了:“原来如此,这才是了!”尤其许多年轻读者们很坚持这样的确定,这或许是我们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注重实在的理性,对于没有根据的浪漫主义的空灵虚构感到不放心。因此,我把原来留下的空白尽可能地填得清清楚楚,或许爱好空灵的人觉得这样写相当“笨拙”,那只好请求你们的原谅了。因为我的性格之中,也是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 《天龙》中的人物个性与武功本领,有很多夸张或事实上不可能的地方,如“六脉神剑”、“火焰刀”、“北冥神功”、无崖子传功、童姥返老还童等等。请读者们想一下现代派绘画中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画风,例如一幅画中一个女人有朝左朝右两个头之类,在艺术上,脱离现实的表现方式是容许的。
迄今尚无一位中外地球物理学家指责《庄子·逍遥游》的不科学。庄子说大鹏南徙,“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但根据地球物理学,距离地面十七公里以上,叫做tropopause(对流层顶),气温极低,再上去到stratosDhere(同温层),温度增高,由于物理作用,空气只方便横向运动,要纵向再升高就极困难,因为高温空气上升后,下面低温空气升不上米补充,中间脱节。这一层的上限离地面约五十公里。连空气都不易升到五十公里以上,庄子这头大鹏要上升到九万里(四万五千公里),只怕有点困难了。相信植物学家也会指责庄子说“上古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样长寿的植物世上恐怕没有吧;背广几千里的大鹏或鲲鱼大概也不会有。中国有自然科学家们硬要研究“六脉神剑”是否可能,不知外国的昆虫学家有没有研究卡夫卡小说中有人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人体生理学或昆虫学上是否可能。
有些文艺批评家要求任何小说均须遵守现实主义原则。毛泽东主席之“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原则,内地作者在文革前后固非遵守不可,今日尺度放宽,已有可遵可不遵的自由。自古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即重驰骋想像,今人拘于现实,未免迂矣。从前有迂人评李白诗“白发三千丈”未免太长;“朝如青丝暮成雪”头发白得太快;“桃花潭水深干尺”太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白帝城到江陵,万重山太多,千重百重则差近之。又有迂人(其实沈括非迂人)评白居易《长恨歌》,日:“‘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蛾眉山在嘉州,唐玄宗自长安入四川,不须经峨眉山。”其实诗歌非游记,此诗不过以峨眉山代表四川。又评杜甫《武侯庙古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径七尺,树高二千尺,此柏无乃太细长乎?”有评者说,武松从山东阳谷县到清河县去探望其兄武大郎,不必经过景阳冈。但景阳冈武松打虎乃千古奇文,不经景阳冈即不打吊睛白额虎,除稀有动物保护者之外,人人都觉遗憾。
《水浒传》为极妙奇书,然不合情理之处甚多,如李逵取公孙胜,为罗真人所阻,李逵夜中杀罗真人,流出白血,又杀其童子,但被杀者均不死,原来罗真人以葫芦相代。行路时,神行太保戴宗以甲马系李逵两腿,一念咒语,李逵即飞奔不能停止,可日行八百里,如参加世运会马拉松长跑,一口气快跑四十万公尺,戴宗如再带一人,三人自必囊括金银铜奖牌。《三国演义》写关公为吕蒙所杀,关公鬼魂在玉泉山大叫:“还我头来!”又上吕蒙之身,使其击打孙权,随即倒地而死。《武乡侯骂死王朗》一节,写诸葛亮在阵上交锋时,痛骂敌方主帅司徒王朗,“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两军交锋,大骂一场,便将对方主帅骂死,似亦不可信。然《三国演义》为古今奇书,不能以事实上是否可能判其优劣。
王国维先生盛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词句,然天涯路千里万里,独上高楼,岂能一望而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为著名物理学家,常以学术观点指摘法轮功所宣扬之特异功能不合科学,颇可佩服。作者前年在北京和何先生会谈,何先生先言其本人为“金庸小说”之喜爱者,随即指出:“物理学中之力只有一种,人力应无内力外力之分,但武侠小说言之已久,读者习惯上已接受,以气功运内力外击敌手,读者并不反对,此为艺术上约定俗成的虚构,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实。”笔者同意何先生之圆融见解,武侠小说自身有种种习惯性的通用虚构,犹如今人大画家绘画华山,极力夸张其雄奇险峻,往往悬崖峭壁,无路可上,实则华山每日上山者往往数百人,绘画之夸张虽离事实,然画为好画(并非地图),亦无人否定之也。当年苏东坡曾以朱笔绘竹,风神潇洒,有人指摘日:“世上岂有红色竹子?”苏反问:“然则有黑色墨竹乎?”盖世人多以墨笔绘竹,习见之即不以为异。笔者并不敢自认本书可与上述艺术品相提并论,但知艺术不必一定与真实相符,优劣皆然。
二○○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