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巴黎成了世界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马尔罗、纪德、卡帕、毕加索、海明威、洛尔卡们带着他们的钢笔、画笔、目光来到巴黎。巴黎是一个十字路口。
二十年前,法国的艺术家们参加军队是为了保卫法兰西,而这时,他们如果去战斗,不再仅仅是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保卫一种世界观。彼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前徘徊,莫斯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坚固的堡垒,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幻灭甚至背叛的象征。有信仰、有理想的自由灵魂在烧焦的土地上创造了传世的杰作,艺术家们离开了象牙塔而进入了人生的角斗场。
作者丹·弗朗克著有《波希米亚人》(1988)和《Litertad!自由派作家们》(2004),是他借艺术家之目光、以小说家之笔法来书写历史的两部姐妹篇。本书由著名法文翻译家马振骋翻译。
巴黎——莫斯科,巴黎——马德里,巴黎——纽约——巴黎。1930年代,巴黎成了世界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马尔罗、纪德、卡帕、毕加索、海明威、洛尔卡们带着他们的钢笔、画笔、目光,来到了巴黎。巴黎是一个十字路口。世界各国的作家、诗人都经过这里,然后前往召唤他们的城市和国家。
二十年前,法国的艺术家们参加军队是为了保卫法兰西,而这时,他们如果去战斗,不再仅仅是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保卫一种世界观。Libertad!这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彼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前徘徊,它使德国瘫痪,使西班牙遍地战火。莫斯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坚固的堡垒,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幻灭甚至背叛的象征。有信仰、有理想的自由灵魂在这铁马金戈的时代所冒的风险不亚于战火中的士兵,但他们还是在烧焦的土地上创造了传世的杰作。
艺术家齐声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再同从前一样了。时代携了他们的手。他们离开了珍爱的象牙塔而进入了人生的角斗场。昨日的波希米亚人,转变成了现代人。
5 耳光
对这个职业诽谤者,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报复手段,他几年后公开宣称,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只可能是来自德国秘密警察配药房的一份毒药。
安德烈·布勒东
1935年6月14日,布勒东走在蒙帕那斯大道上,领先他的朋友佩雷和尼兹瓦尔几步路。雅克琳挽了他的胳臂。他突然停下。他挺出下嘴唇沙哑地喊。神经质的手掠过卷曲的头发,凑近去对着他的朋友咕噜一声抱歉,一大步跨出去穿过大道。
他朝着走在对面人行道上一个背有点弯、留长头发的男人走去。一条矮脚狗与苏格兰猎犬交配生的杂种狗在他脚跟撒尿。这个人戴鸭舌帽,穿有污迹的上衣,抽短管烟斗。布勒东迎面向他走上去。
“我叫安德烈·布勒东。您呢?”
“伊里亚·爱伦堡。”
这是一声呢喃,不是一句明白说出来的话。伊里亚·爱伦堡是《消息报》驻法国的通讯员,布哈林的被保护人和好朋友,苏维埃文化在欧洲的代言人。
“我叫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作家又说,“安德烈·布勒东,男同性恋。”
他举起手,猛的向对方的面颊掴上去。
“安德烈·布勒东,拜物教信徒。”
又是一巴掌。
“安德烈·布勒东,裸露癖。”
顺手耳光。
“安德烈·布勒东,手淫者。”
反手耳光。
“安德烈·布勒东,靠女人包养过日子。”
伊里亚·爱伦堡被打蒙了不知如何回答。有几个行人停下来,观看这场戏。
“安德烈·布勒东,他恨苏联,因为那里人人工作。”
这场舞蹈在说这句话时停止不跳了。超现实主义教皇穿过马路,走远了。
苏维埃文化的游吟诗人两腮发紫。他弯下身,拣起从口袋里掉出来的烟斗,呼叫自己的狗,继续赶路。他是出来买烟叶的。他回去时气得发疯。他确实写过文章,称超现实主义者是些“堕落分子,只会搞他们小小的黄色勾当……真正的精神错乱者,他们最适宜待在相应的精神病院……无所事事的狂热分子”,吃老婆嫁妆的懒汉,或其他这类的煽动性话语。
但是话语是话语,打架则是另一码事了。从此以后,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重点。如果拳头像雨点般洒下,那也必须还手。爱伦堡知道怎样去还击布勒东。
他的小狗布佐跟在背后,文化全权大使朝着车站方向往下走。他这人有慷慨、细致、有趣的名声,此刻还在整理脑袋里的一团乱麻。半小时以前他还感到任务完成的满足感。他给《消息报》寄去了当天的稿子,报道巴黎召开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消息。这次大会是他的功劳。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化部门的支持,有法国知识分子和他结交多年的蒙帕那斯艺术家的协助,爱伦堡把国际上最伟大的笔杆子都请到了巴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罗伯特·缪西尔、安娜·西格斯、阿尔杜斯·赫胥黎、E.M.福斯特、特里斯唐·查拉、亨利希·曼(托马斯·曼的哥哥)、克劳斯·曼(亨利希的儿子,非常有天分的青年,但笼罩在父亲与叔叔荣名的阴影下)……都将在几天内赶到。都将对上升的纳粹主义、不宽容和文化审查问题发表意见。即使超现实主义者也参加。或者不如说其中一人参加。听说是安德烈·布勒东代表他的所有伙伴发言。爱伦堡打算对这样的协议提出质疑。对他来说,拳击、摔跤、殴斗技术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工具。耳光也是一样。他刚挨的几下子是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
他经过车站前面,到了科当坦路,他跟太太与女儿住在那里,太太是位画家。他走上楼梯。钥匙就插在锁孔上,像往常一样,表示对于愿意进来的人门永远是打开的。走廊里悬挂着他妻子的油画和他收集的形形色色的帽子:贝雷帽、圆顶礼帽、鸭舌帽、折叠式大礼帽、狭边扁帽、巴拿马草帽、阔边毡帽、窄边软帽……他在他的旅行中,在巴黎与莫斯科之间数不清的来来回回时带回来的。爱伦堡像鳟鱼那样警惕。他是犹太人,俄罗斯人,作家;这三个理由就够充分让他跌进斯大林分子的大嘴巴里。可是他从来没有给咬过。这里就产生一个许多人都在提的问题:他怎么做到的?
他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坐在桌子前,提起电话。不用查电话本——这个号码他熟记在心——他拨通在这件事上会像兄弟一样支持他的人,那是路易·阿拉贡。
P30-32
1936年9月5日,晚上,有两个男人在巴黎胜利广场一家饭店进晚餐。一位六十七岁,另一位三十五岁。年长者从苏联归来,他在那里受到精心的接待,完全符合他的介入知识分子、国家良心的身份地位。
年轻者从西班牙回来,他是共和国军队的上校,是他亲手创建的航空纵队的领导人。
他们两人被一部分舆论奉若神明,被另一部分舆论嗤之以鼻,斥责七旬老人为共党分子、通奸犯、同性恋,而那个年轻人是文物盗窃犯、叛节者和革命党。
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
这两人都勇气非凡,是他们这代人的象征,从两座城市归来,莫斯科,马德里,在那里20世纪转入一个新岔道。作为一位小说家,怎么能不坐到他们的桌子上倾听、描述,跟随他们和所有越过边境的人一同出发呢?
三十年前,艺术大舞台的大幕向着蒙马特尔和蒙帕那斯拉开。洗衣船、圆顶咖啡馆、洛东达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接待了当代世界最有天才的作家与画家。雅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桑德拉尔、莫迪利亚尼、苏丁——还有其他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使现代艺术直至20年代一路上都精彩纷呈。他们是《波希米亚人》(1998)一书中的主角。
LIBERTAD中的人物走的不是同样的路。画家已经让出地盘。除了毕加索和达利、马松和米罗还留在路边,昨天的画坛艺徒都已不做声了。他们把话筒留给了作家。这个时代成就了文学上的高谈阔论。然而它充满风险。它要人介入。它狰狞可怕。
跟《波希米亚人》的时代相反,LIBERTAD的时代是史诗的时代。1914年,艺术家参军保卫法兰西。二十年后,他们如果去战斗,不再仅仅是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保卫一种世界观。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前徘徊。它使德国瘫痪,它使西班牙遍地战火。对一部分人来说,莫斯科是坚固的堡垒;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幻灭甚至是背叛的象征。面对着危险产生一种战斗的艺术。加西亚·洛尔卡、马尔罗、纪德、卡帕、海明威、毕加索……每个人带了自己的钢笔、画笔、目光,在这些烧焦的土地上创造了杰作。他们在世纪初的兄弟来到了。而相反他们自己却出发了。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它变成了十字路口。世界各国的作家、诗人都经过这里然后前往召唤他们的城市与国家。
艺术家齐声高喊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再同从前一样了。时代携了他们的手。他们离开了亨利·缪尔杰珍爱的象牙塔而进入了人生的角斗场。昨日的波希米亚人,他们转变成了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