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是个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的人物。老百姓叫他做孔圣人,读书人称他为孔夫人,历代皇帝给他加过许多封号,其中以“大成至圣文宣王”最显赫,以“至圣先师”最为人们所熟悉。孔是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教出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他整理编订的古代典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元典,被后世尊为“经”。这些成绩,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者和奠基人的地位。孔子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一整套仁学理论,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富有人文特色的哲学体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在中国哲学的总体面貌,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幽幽五千年文明史,恰以孔子为中介,前2500年的中国历史,盖因孔子所修《六经》而得以讲明;后2500年的中国智慧,也因有孔子的教诲而得以点燃!
本书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
第二节 沂水清波——隐居以求其志
孔子凭着对周礼的精熟,要想进入贵族阶层,取得利禄,已是易如反掌。但鲁国当时的形势非常叫孔子失望:鲁君具位,“三桓”专权。三桓世代把持朝政,连鲁公也不放在眼里。“三桓”中尤其是季孙氏实力最雄厚,“富于周公”(《先进》),势力炙手可热。他们世代把持朝政,鲁君成了傀儡。他们僭用礼乐,专行征伐,完全没有一点君臣之分。鲁昭公时,鲁国大臣乐祁已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自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三代以来,世为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四代君主执政大臣,使鲁君大权旁落,政在大夫。
这一状况至鲁定公时更为严重。当时季桓子执政,作威作福,专权擅禄。孔子惊呼:“禄之去(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三桓子孙微矣。”(《季氏》)
后来,“三桓”的家臣强大起来,又取“三桓”而代之,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这更是孔子不能容忍的现象。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季氏》)天子,即周王,是天下共主,具有颁定礼乐、决定征伐的绝对权威,这是西周太平盛世的景象,是为“天下有道”。诸侯,是周天子所封的以拱卫周王室为职志的地方国家之主;大夫,是诸侯的臣子,是诸侯的枝辅和附属;陪臣是大夫的家臣,是大夫的管家。天子号令诸侯,诸侯统帅大夫,大夫支使陪臣,在孔子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照这个顺序运转,社会就有秩序,就能重致西周的太平盛世,这就是“天下有道”;不照这个顺序运转,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天下就永无宁日,这就是“天下无道”。
孔子出仕的目的是复兴周礼,亦即维护周礼的等级秩序,合乎这个秩序的他就赞成,就参与;不合乎这个秩序的他就反对,就回避。他为自己规定的出仕原则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而对“无道”的现实,孔子自然不会委屈求全、同流合污,他情愿做个隐君子,悠游涵泳,颐养性情,“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孔子弟子子路也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当官是为了“行义”,当官若不能“行义”,当然就可以“卷而怀之”了。
在50岁以前,孔子一直隐居阙里,远离官场。或埋首书斋,以艺文为事;或游山玩水,弄沂水之清波;或丝竹管弦,乐育天下之英才,砥砺一己之德行!在他35岁时,鲁国发生了以“斗鸡”为导火绳的政治危机。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与后昭伯斗鸡,“季氏介(戴甲胄)其鸡,后氏为之金距(配金爪子)”,季氏怒,侵后氏,昭公助后氏,结果昭公被季氏打败,逃奔齐国,季氏完全接管了鲁国大权。鲁昭公被逐出鲁国,鲁国坠人大夫专权的黑暗深渊。在这以前,孔子还对季孙氏寄以厚望,希望通过改造季氏来实行周礼,他出任季氏“委吏”和“乘田”之职,就是这个目的,可季孙氏不但未被感化,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不像话。孔子忍无可忍,亦出走齐国,随君“远播”去了。
在齐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要求人们自觉、自律,克己复礼,重振秩序,使社会重新回到既定的轨道——“周礼”上来。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可以看出,此时的孔子在熟悉“六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系统思想。
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整治当时混乱的政治秩序和伦理关系的理想图式。他说:“如用我,其为东周乎!”(《史记·孔子世家》)但是,光有周礼这个外在的强制力量还不够,还需要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觉醒,于是,“仁”和“义”就成了实行“周礼”的先决条件和精神准则。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可见仁是行礼兴乐的前提条件。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可见义又是礼的实质内容。礼即周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定;仁即爱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情感;义即原则,表现为尊尊贵贵的等级原则。仁、义、礼的结合正是孔子治理社会的系统工程。
由于社会礼坏乐崩,人欲横流,天下滔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从政治生活到伦理生活都缺乏秩序,没有规矩,故需要“礼”来重加调整。上篡下僭,名分荡然,伦理扫地,故需要义来加以区别。以强临弱,以众暴寡,人间被投入弱肉强食的罪恶深渊,故需要“仁”来实现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孔子“正名”思想的具体说明,也是“礼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对于在春秋乱世中建立等级和谐的社会秩序,可谓对症下药,因而得到齐景公的大力赞赏,《颜渊》篇记载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君臣名分不清,秩序混乱,关系颠倒,职权不明,不仅鲁国如此,齐国尤其如是。孔子以“正名”相对,正中齐国弊端,正合景公下怀,当下即准备将“尼溪之田”封给孔子,但因晏婴反对未果。不过,景公还是以鲁国叔孙氏的地位(“以季孟之间处之”)来对待孔子,孔子在齐国获得了大夫级别的礼遇。
孔子在齐国得到景公的知遇,不为无幸。但孔子在齐国最终并没得到重用,齐景公未能实行孔子的主张,孔子见道义不行,遂从齐国回到鲁国。
那时鲁国的政局更加衰败。鲁昭公流亡国外七年,后死于晋国乾侯,鲁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季平子死,季桓子执政,季氏家臣阳虎(《论语》作“阳货”)专权。从此,季氏大权旁落,受制于阳虎,鲁国的朝政进一步从大夫落入了家臣之手,鲁国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景象。孔子无意仕进,“退而修《诗》、《书》、《礼》、《乐》”,传道授徒,于是“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的学生中,除了鲁国人,还有齐人、卫人、秦人、楚人、吴人,孔子的私人学宫,真称得上是没有国界的学府。同时,孔子“依仁游艺”,继续修炼德行,继续陶冶性情,继续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弟子盈门,礼乐蔚然,诗书之诵朗朗,管弦之声不绝……在这安闲乐易的生活中,孔子怡然自得地安度光阴,实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两大思想飞跃!
“不惑”,从思想方法而言,即有智慧,不偏执。《论语·子罕》载:“子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仁、勇为三达德。智即在六艺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形成的智慧,它表现在待人接物上的灵活性和适中性。《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樊迟游于舞雩台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两处对“惑”的解释,都是偏激和懑憨,可见“不惑”即其反面,是有智慧,不偏激,在方法论上即是“中庸”。
“知天命”,《孟子·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即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天命又称“天道”。“命”还有“使命”的意义,《说文》:“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故“天命”又有客观规律赋予人之使命之意,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即为此义。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命者,立于己而受之于天。”“是故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因而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故“天命”兼自然规律、必然性和天赋使命双重含义。
具有博大智慧,处事适度等特征,这是孔子40岁完成的认知过程;知道规律,体察天命,并且油然而生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这是孔子50岁完成的认知飞跃。如果说孔子30岁以前基本还只是个博学之士的话,那么至此,孔子已从一个“博学”的学者,进而对世道、人心以及客观规律有了深刻的体认,进入了一代哲人、一代伟人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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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竭,今日更以雄姿英发之势,傲视寰宇。它不仅是迄今为止巍然独立的“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中唯一的一个,也是上述四大文化圈中传承序列最明晰,文化形态最温和,可持续性最强的一种文化。浩浩龙脉,泱泱华夏,何以能造成如此文明奇迹?“诸子百家”、圣人贤人所作的绝妙思考和留下的精神财富,无疑就是历代中国人获取治国安邦之术、经天纬地之才的智慧源泉。在这一群圣人贤人之中,出生平民的孔子(前561—前479)无疑又是其中最伟大的智者和良师!
孔子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幼而贫贱,通过刻苦自学,位至卿相,是春秋时期唯一一位有名可考的“学然后从政”的“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熟悉历史,精于礼乐,提倡仁义,乐天知命,为救世救民辗转奔波,其百折不挠、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被当世贤者赞为救世之“木铎”(《论语·八佾》)。他高风亮节,知识渊博,道德人格,令人折服!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修订《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易》《春秋》),托古见意,成为后世研之不穷的圣经宝典。特别是他那宏大的思想体系,实际的人生哲理,更成了后儒演绎不尽、汲溉千古的精神源泉。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从教,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影响、气势庞大的“儒家”学派。特别是他有教无类,“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教焉”,对于学生不问身家,无论贵胄还是贫民,凡行过师礼,都同样授以六艺四科,将原来只限于贵族学习、平民无缘问津的珍贵典籍,传播到了民间,这不仅开启了私人办学的新风,更点燃了人民智慧的火焰,实际上引导和促成了“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
孔子心爱弟子颜回曾感叹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焉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论语·子罕》)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也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世则荣,死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这不仅是颜回、司马迁一家之私言,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共同感受。《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天不生仲尼,万世如长夜!”浩浩中华五千年历史,恰以孔子为中心,前2500年,盖因孔子所修《六经》而得以讲明;后2500年,也因有孔子智慧而变得文明和辉煌!
孔子的人格高如南山,孔子的智慧博大无边,凡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人,无不如沐春风,身心快畅,也无不被其感召而心说诚服!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的确立,孔子思想更是伴随着独尊的儒家,一道成为中国人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指南北斗!成为塑造中国思维和中华文化的模型范式。
生今之世,思古之人,孔子自然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最佳人选!处今之事,学古之智,孔子当然也是我们最希望获得有益教诲的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