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虽不是一部中国古诗选本,但一篇篇文笔轻松的品诗随笔编缀成面目清新的鉴赏文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诗从诗经到唐诗的全部精华;虽不是一部中国古诗史,但其宛若“演义”又绝非“戏说”的娓娓而叙,描绘出了中国诗歌从萌芽到极盛期的完整脉络;虽不是专门的中国古诗评论集,却常有神妙的点评和精到的把握,俨然一部亦庄亦谐、形谐而神庄的古诗评论集。作者视角独特,文笔轻松雅致,许多篇什都可以当美文来读。全书介绍诗人一百多名,诗歌近千首,却几乎没有重复的结构与文字。作者的机智和审慎还表现在,虽侧重寓庄于谐的文风,却注意提防媚俗的倾向,避免犯下剑走偏锋、行文流于尖刻的通病。
《古诗四品》妙在四品,即评诗及人、及史、及事,甚而及己。全书以周朝至唐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经,以诗作、诗人为纬,穿插与诗人、诗歌有关的轶闻趣事,又不时地跳跃到古诗及诗人与当代人生活的关联和影响,再加上作者以自己的身心体验,对古代诗人的人生得失进行睿智而精彩的评论。通过如此相借互错的品评,感受古诗中的华夏文化,感受诗化的中国历史,感受数千年的人文递衍,以及在这种嬗变中诗的神妙作用,从而使古诗及古代诗人与现代人生活间的时空距离顿然消失,使古诗及诗史的阅读变得具象灵动,妙趣横生。
诗歌之兴,不但早于散文,而且远在文字以前。远古人类的蒙昧时期,就有伏羲制琴、神农作瑟的传说。乐以和歌,由此见之,那时就已经有口头传唱的诗歌了。
《吕氏春秋》中记载,远古时期的葛天氏部落中,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乐歌。
东汉赵哗所著的《吴越春秋》中记:精通射猎之术的陈音向越王勾践谈论射猎的原理时,引用了一首远古时期的诗歌《弹歌》,全诗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诗歌前两句是讲狩猎前制作弓箭,后两句是写狩猎过程中,追逐走兽、尘土飞扬的场面。
《群书治要》中的《帝王世纪》说,唐尧之世,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击壤歌》所咏唱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与魏晋以后的田园诗的意境,颇为相似。
西汉伏生所著的《尚书大传》中记,舜帝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了成绩的大禹,君臣们一起唱起一首《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歌辞中描绘了祥云瑞蔼中的日月交替,用以象征着舜禹的和平禅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帝位交替之中最让人感动的一幕,这种温馨和浪漫,当然是经过诗人的润色和粉饰。因为在这之后的几千年中,人们看到的所谓禅让,无不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复辟称帝,竟以这首《卿云歌》作为复辟后的国歌,想来不无讽刺的意味。
《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舜帝命夔为乐官,教化子民,又在庆典上演奏“《箫韵》九成,凤凰来仪”,舜帝和臣僚们歌诗唱和。同一卷中,还记载了夏禹的孙子太康因荒淫失国,太康的五个兄弟在流落中,作了一首题为《五子之歌》的诗。《尚书》中记载着另外一首《夏民谣》,则记述了夏商之际的百姓对夏禹的末代继承人夏桀的怨恨:“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首歌谣中,百姓指着天上的太阳骂道:太阳怎么不掉下来呢?干脆把我们一起灭了吧!可见,百姓的愤怒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夏代持续了约四百七十二年,商代持续了约四百九十六年(按《竹书纪年》之说),长达近千年的夏商时期虽然缺少文字记载,但还是留下了不少散见于各书的诗歌。如见于《周易》的《夏人歌》、《女承筐》等,见于《列子》的《康衡谣》,见于《礼记。大学》的《汤盘铭》,见于《史记》的箕子《麦秀诗》和伯夷《采薇歌》,见于《韩诗外传》的商桀的《酒池歌》,记于《艺文类聚》的《夏人饮酒歌》等等。这些逸诗,尽管有的虚实难证,有的只鳞片爪。但足以说明,在远古和上古时期,我国人民就以诗歌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情,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言,“今夫穷鄙之社,叩盆而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
周朝从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取得天下,到孔子的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奴隶制走向全盛的时期,到了西周的盛世之时,朝廷为了观风察俗、了解民意,也为了歌颂太平和朝廷庙堂祭祀的需要,建立了官员贵族献诗和民间采诗制度。民间的孤贫老人,由国家赡养,到乡间采集诗歌,从乡送到邑,再送给国君,由国君进献给周天子。天子有专管音律的官员叫太师,负责对章句、音乐进行修订、分类、编纂和整理。据《史记》等史志记载,到了春秋初期,曾经采集了上自商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经历商、周两代的盛衰之世的各类诗歌三千多篇,经孔子删节整理,得其精华三百零五篇,汇编成卷,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史记》说,这三百零五篇古诗,“孔子皆弦歌之”,也就是配上音乐,使之既能吟诵,又能演唱。宋代大儒闽人郑樵在《通志乐略》中也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说的就是孔子编诗配乐,用于朝廷礼仪的事。这段话还告诉我们,春秋时期的《诗》,是包含了词和曲两个部分。
孔子在《诗》的编辑整理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界存有争议。《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厉王时期的诗,就有雅、颂之分,可见周代乐官对《诗》的编辑整理,开始得比孔子时期要早得多。孔子在周朝乐官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按照儒家的取舍要求,选其中精华,辑为《诗三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诗三百》经孔子编成后,列国卿大夫在朝会往来中赋诗言志,王室贵族借以教育弟子,加上孔子的私人教育在民间的推介传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贵族学习的主要教材,也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喜欢引用的典籍。而周朝的乐官们收集的其他诗,大都散佚不存。两相比较,更可以看出孔子对《诗》和诗教的卓越贡献。
《诗经》的影响
《诗经》,历来被看作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但仅仅这样理解《诗经》,是远远不够的。
《诗经》这个书名就很有意思。诗,本来是愉悦人的精神的美文,是一种很情绪化的东西。汉儒托名孔子的学生子夏所著的《毛诗序》,是最早将《诗经》政治化的一部专论。但即使是《毛诗序》也承认:诗,是用语言表达心志,用歌咏兴叹表达情感,在激动之余,甚至能够让你手舞足蹈起来的文学形式。经,却是一个神圣得近乎刻板的字眼。古代称作经的书,往往被看作安邦定国的金科玉律,看成一言九鼎的圣人之教,是用于规范日常生活乃至人的思想的典籍。《诗经》,从孔子时代编辑成书,到汉文帝时被尊之为经,从来就没有被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我们的先人,给《诗经》这样一个有着双重含义的名称,其寓意就是想为自己的后人树立起一种彪炳千古、卓立万代的民族精神。
不是吗?我们说中华文明是古老的文明,但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还有和中华文明同样古老,甚至更加古老的文明。曾经有过巴比伦帝国的辉煌,留下了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法律——汉谟拉比法典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前;留下了大金字塔奇迹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lOO年前;留下了著名的荷马史诗的爱琴海克里特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前。这些古老的文明,在时间长河的洗刷下,在被他们视作野蛮民族的游牧民族人侵的冲击下,消亡了,断裂了,湮灭在断壁残垣之中,湮灭在茫茫的荒漠中。
较早走进农耕社会的华夏民族也曾经处在类似的生存环境中,但是,华夏民族在所谓的“野蛮”民族的包围、入侵中,没有灭绝,而是倔强地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771年,位于周朝西北部的犬戎,勾结周朝的申侯,攻破丰、镐两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灭了西周;两汉持续了四百二十六年,几乎没有一年不在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进行争斗绞杀;西晋末年,由于“八王之乱”,长江以北的政权,几乎全部被北方五个最大的游牧部落所占领。要不是滚滚长江挡住了他们的铁骑,司马氏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天下,就只有五十二年的短命生涯。后来,这些先后侵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却不见了踪影;两宋期间,先是辽兵,再是金兵,后面是元兵,滚滚铁骑涌人中原。但是,辽人也好,金人也好,元人也罢,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汉化了;崇祯十七年,清兵人关,过了黄河,又过了长江,汉人不割发则割头,但时至今日,我们却看到了满汉一家的景象。从犬戎、匈奴、五胡到金、辽,再到蒙、满,这些原先中原汉人的敌人,这些曾被称为异族的民族,其实都没有从中国的土地中蒸发掉,而是融合到华夏民族的族群之中,成为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华夏人群的一部分,组成了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族群和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从夷夏分野、泾渭分明,到万邦和睦、中华一统,中华民族的这种强大而神奇的凝聚力,正是来自独特的中华文化的力量。而《诗经》,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古老的精神支柱。
P23-25
穆如清风
——读陈遵灵先生《古诗四品》有感
陈章汉
诗不能当饭吃,但也没人认为它只配解决温饱。诗属于精神盛宴上的一道贡品,未能果腹,却可救饥;不愿梦死,正好醉生。一首好诗,会引领你进入灵魂的飞翔状态,忘乎身置何处、今夕何夕。中国是诗的国度,流传于今的诗词歌赋,比秦砖汉瓦的残片还多。人的寿算有限,诗却可能长生。这是诗人的不幸之幸。长生的诗作,从古风而至近体,自庙堂及于江湖,涣涣泱泱,林林总总,形成中华文化一道特别瑰丽的风景。这让人联想到故乡沃土上的千百龄榕树,天上是绿叶的掩映,地下是根系的奔流,壮硕而葱茏的生命大厦,正可作诗国长青的标识,立定于文学圣殿的埕头。
使古诗长生不老的,不惟创作的长盛不衰,还在鉴赏的乐此不疲。说悲愤出诗人,那只是极而言之。品诗论道者,必得耐着性子学做软功,超然物外又人得个中。天地无常:时过境迁,要重掂成诗的前因后果,体味诗人的百结愁肠,需要一种心灵的到达。这谈何容易。诗人的行吟歌哭,不吐不快,吐而后快,不平的心境得以舒坦,郁结的块垒得以放松,看似一己之私、一隙之隐,其实在在关乎人的终极关怀,其人文的高度,非庸常者所可企及。这就对品诗者提出了沉潜、思辩乃至表达上的更高要求。
出席全国文代会期间,先后读到两部有关品诗论道的书,让我眼前一亮。一是王充间的,一是陈遵灵的。其共同特点是:不掉书袋,拒绝就诗论诗;逮住诗眼,究及其余,鞭人所莫及,道人所未语。这需要学养,同时需要笔力,书家所谓功夫在字外。两人对心仪诗篇的赏读文字,皆能纵横以捭阖,言远而旨新,着意在文化层面上做足别样文章,令人兴味盎然。拙著《说字写文》曾有类似的用心和追求,因而读之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散文大家王充闾对古诗解读的机锋,笔笔夺人眼目,自不消说。陈遵灵先生却一时未见于经传。他说是读了拙作“闽都三赋”,而慕名将其《古诗四品》初稿送到舍下,谦称此番笔耕纯属客串,让我给掂掂斤两。正是这个“客串”引发我捧读的冲动,将稿子带在身边随时浏览。岂知一读之下,发现是一部好书。敲边鼓敲出了绝活,与无心插柳柳成荫,同样地可喜可贺!
《古诗四品》妙在四品,即评诗及人、及史、及事,甚而及己。全书以周朝至唐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经,以诗作、诗人为纬,穿插与诗人、诗歌有关的轶闻趣事,又不时地跳跃到古诗及诗人与当代人生活的关联和影响,再加上作者以自己的身心体验,对古代诗人的人生得失进行睿智而精彩的评论。通过如此相借互错的品评,感受古诗中的华夏文化,感受诗化的中国历史,感受数千年的人文递衍,以及在这种嬗变中诗的神妙作用,从而使古诗及古代诗人与现代人生活间的时空距离顿然消失,使古诗及诗史的阅读变得具象灵动,妙趣横生。
躬耕于母语诗坛的虔心人不在少数,古诗及诗史的读本可谓汗牛充栋,要让人耳目一新,必得别出心裁,娱人身心。我常常在想,古诗是前人性情的寄托,本属于文学范畴,其功能应是休闲和愉悦人生的,为何阅读古诗时不能像赏读性情文学那样轻松愉悦?陈遵灵的《古诗四品》,正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属于性情文学的古诗读本。
让我称奇的是,这部书虽不是一部中国古诗选本,但一篇篇文笔轻松的品诗随笔编缀成面目清新的鉴赏文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诗从诗经到唐诗的全部精华;虽不是一部中国古诗史,但其宛若“演义”又绝非“戏说”的娓娓而叙,描绘出了中国诗歌从萌芽到极盛期的完整脉络;虽不是专门的中国古诗评论集,却常有神妙的点评和精到的把握,俨然一部亦庄亦谐、形谐而神庄的古诗评论集。作者视角独特,文笔轻松雅致,许多篇什都可以当美文来读。全书介绍诗人一百多名,诗歌近千首,却几乎没有重复的结构与文字。也许正因为作者不是专业学者,少些程式化的囿限,便于从容地游弋于古诗及诗史的海洋,而不受门派和流俗的影响。作者的机智和审慎还表现在,虽侧重寓庄于谐的文风,却注意提防媚俗的倾向,避免犯下剑走偏锋、行文流于尖刻的通病。
如此的举重若轻,绝非常人所可为之。作者陈遵灵偏就是一介凡夫。他务过工、任过教,当过技术员、工程师,按他自己的谦词所说: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文史工作者,怕是不具备对国粹品头论足的资格,更何况著书立说!然而《古诗四品》有模有样地摆在那儿,由不得你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古诗发展史,从先秦到晚唐,从屈原到陶渊明、李白、孟浩然,有哪些个是所谓的专业诗人?又有哪些个是专靠诗文养家糊口的?他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正表明文学原就是大众的文学,并不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
结合作者的非常身份,考察其《古诗四品》经典的出招与斩获,隐隐中会有一种为之捏汗的豪迈。而当所有的担心一次次为会心一笑所释然,你对本书的认同与赞叹就是全真的了。读书读到这种份上,恰是一种至乐的境界。未知本书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读诗,偶尔吟作几首,是我的毕生喜好。但读诗之余,写出一本稍稍系统些的品诗专著,却是我不敢妄想的。毕竟自己不是专攻古典文学的学者,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工作,与古典诗歌,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2005年晚冬,我有了一次工作调动,身心从工作的长年重压下得以释放。业余时间,可以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写一点自己喜欢的文字。不久后,写了几篇品读古诗的随笔,发给性情相近的林青、万千诸兄。他们读了后对我说:过去看到的诗集诗话,不是见诗不见人,就是见人不见诗。偶有论诗及人,也为鸿爪雪泥,不成体系。你的写法,由人及诗及史及事,可读性强,有独到之处。他们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虽已不年轻,得到友人褒奖,仍有欣欣然的快感。于是乎,每晚灯下用功不辍,从诗的滥觞时期先秦,直到诗的盛世唐代,一路品去,到了次年底,竟成厚厚的一册文稿,名日《赏心悦目读古诗》。
厚度不代表份量,书的份量是要行家才能掂量出来的。其时,我刚刚拜读了福州文联主席陈章汉先生的《闽都三赋》,先生之赋大气磅礴,令我顿生仰慕之心。在林青兄的介绍下,我冒昧登门请教。那几天,章汉先生要参加全国文代会,又筹办闽都文化研究院,参与福州三坊七巷的文化论证,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欣然收下书稿,说要在文代会期间看看。十几天后,我接到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章汉先生爽朗的笑声:想不到你敲边鼓敲出了绝活,真是可喜可贺呀。章汉先生建议书名改为《古诗四品》,既名实相符,又雅俗共赏,并愿意向出版社推荐。后来在百忙中,章汉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题为《穆如清风》的书序。
品诗如同品茶,有甘甜之味。从一摞厚厚的书稿变成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却如同采茶、制茶,过程并不轻松。海峡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茅林立先生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认真审读了整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批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责任编辑郑咏枫先生对书稿进行了严谨的订正,他的敬业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美术编辑吴昌钦先生匠心独运,让《古诗四品》有了古意盎然的面目;我的老朋友、书法家陈林青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作家万千先生从读者的角度,撰写了《多媒体时代古典诗人的前世今生》,作为序二;还有许多老朋友在这本书的编著过程中,给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古诗四品》。在此谨表谢意!
陈遵灵
二○○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