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科普作家达娃·索贝尔最近推出的一部力作。本书甫一出版即受到各大媒体的交口赞誉,被誉为“一封致太阳系的情书、一幅描绘世世代代凝望夜空的人类的诗意画”。
本书文笔优美、视角独特、将最新的天文学进展和深厚的行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内涵丰富、深入浅出,不愧为一部难得的佳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构思巧妙、选材独具匠心。作者考虑到从科学的角度写太阳系,虽也不乏内容,但故事性不强,而非科学方面的联系却异常丰富:神话、科幻、占星术……于是她就按距离太阳的远近,逐一讲述太阳系大家庭中的每一位主要成员,寓科学事实于大众文化之中,不断变换笔法和视角,并穿插了不少个人经历,读来十分亲切,感觉异彩纷呈、趣味盎然。
通过《经度》和《伽利略的女儿》这两部畅销全球的《纽约时报》畅销书,达娃·索贝尔向读者展示了她将复杂的科学概念编入精彩故事中的稀世才华。如今在《行星》中,索贝尔又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致,瞄准了也许是她迄今最大气的题材——太阳系的各大行星。不管是揭示隐藏在金星酸性云层“茧壳”后面的景象,还是回忆自己遭遇月球尘埃的往事,一经作者如花妙笔的细腻叙述,都显得魅力四射、美感十足、新奇万分。《行星》是一部具有达娃·索贝尔特色的优雅散文,是一支献给太阳系的绝妙的原创性赞歌。它为我们认识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第三章 神话(水星)
行星所操的是一种古老的神话方言。它们的名字让人联想起有历史记载以及出现科学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普罗米修斯因为盗取了天上的火种,而被锁链缚在高加索的绝壁上;那时的欧罗巴还不是一个洲,而是天神宙斯爱恋的一位少女,他假扮成公牛诱骗了她。
在那个年代,赫耳墨斯(Hermes)——或者墨丘利2(这是古罗马人给这位希腊神使改的新名字)——为众神跑腿时能像思想一样迅疾,因此神话中他名字出现的频度比哪位奥林匹亚神都要高。在秋收女神的独女被冥王劫走后,墨丘利受托前往交涉营救事宜,并用一辆由黑马拉着的金马车,将人质接回了家中。在丘比特如愿以偿地让普赛克(Psyche)获得长生不老之身,可以与他婚配了之后,引领新娘进入“众神之殿”的也是墨丘利。
在古人眼里,水星(Mercury)仅在白天和黑夜交界的微明时刻,紧贴着地平线急行;如今用裸眼看到的景象依然如此。迅疾的水星要么在黎明时充当太阳的先驱,要么在黄昏时追逐太阳的背影。人们可以接连几个月看到其他行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彻夜高挂天际,方文射光芒。可是水星不是由黑暗逃向光明,就是反过来由光明逃进黑暗,总是行色匆匆,不消一个小时就踪影全无。与此类似,扮演中间人角色的神使墨丘利,也会穿越生者和死者的国度,接引亡灵下到阴间,进入他们的最终归宿地。
也许是因为这颗行星表现出了神话中那位神的某些特征,神的名字才被用于命名行星;也有可能是人们在观察到这颗行星的运行情况之后,创造出了那位神的传说。不管实际情况是哪种,水星与神使墨丘利——还有赫耳墨斯,以及更早于他的巴比伦智慧之神纳布(Nabfi)——之间的联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已铆定了。
一直以来,墨丘利被塑造成马拉松运动员那样精瘦并保持疾驰状态的形象,活生生就是速递员的化身。他凉鞋上的翅膀催他前行,而帽上的双翅和带翼的魔杖则促他加速。虽然速度是他的看家本领,但墨丘利也赢得了其他方面的名声,比如巨人杀手(他杀死了千眼巨人阿耳戈斯)、音乐之神(他发明了七弦琴,而他儿子潘恩则制作出了牧羊人的芦笛)、商业之神和商人的保护神(为了纪念他,英文单词中的“商人”和“商业的”就是与他的名字同源的“Merchant”和“Mercantile”)、骗子和盗贼之神(因为他出生的当天就偷了他同父异母兄弟阿波罗的畜群)、雄辩之神(他曾把语言天赋送给潘多拉),并被宽泛地当成机智、知识、幸运、道路、旅行者和年轻男子的庇护神,还被特别地尊为牧民之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坚信:可以向他那蟒蛇缠绕的魔杖祈求生育、康复和智慧。
水星及其旅伴因为会在恒星间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希腊人称之为“planetai”,即“漫游者”。它们运动的有序性,促使人们在这种语言中根据“chaos”(混沌)一词,创造出了“cosmas”(宇宙)这个新词,并且激发出了一整套描述行星位置的希腊词汇。如诸神的名字至今仍与行星联系在一起,源自希腊语的天文学术语——“apogee”(远地点)、“perigee”(近地点)、“eccentricity”(偏心率)和“ephemeris”(星历表)等也一直沿用至今。最初的观察者们在需要创造这类新词时,都选用了古代英雄的名字,从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一前546年,古希腊的科学奠基人,曾预测了日食并对宇宙物质提出了质疑),到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前347年,他曾设想:行星们镶嵌在七个天层上,这些天层由不可见的水晶构成,一个套着一个,一起在恒星构成的第八天层里面旋转,而旋转中心都是坚实的地球),概莫能外。后来,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年)将天层的数目增加到54个,从而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不是圆形的。到了公元2世纪,即托勒密对天文学进行系统化整理的时代,主天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一些名叫“本轮”和“均轮”的精巧小圆,被用于补偿行星运动中公认的复杂性。 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巨著《天文学大成》。的篇首题词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我本凡夫俗子,朝生而暮死。但是,当我随心所欲地追踪众天体在轨道上的往复运动时,我感到自己的双脚不再踏在地球上:而是直接站在天神宙斯面前,尽情享用着诸神的珍馐。”
在托勒密的模型中,水星绕着静止的地球运行,其轨道就在月球天层之外。运动的动力则来源于天层网络之外的神力。但是,1000多年后,哥白尼在1543年对行星的座次进行了重新排定。他认为威力无边的太阳“就像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一样”,实实在在地“统治着行星家族”。哥白尼并没有具体说明太阳是通过什么力量进行统治,但他根据运行速度,让行星依次排在围绕太阳的圆圈上;他将水星安置在最靠近太阳“火炉”的那个圆圈上,因为它运动得最快。
水星靠近太阳的事实,确实在方方面面都对这颗行星的现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只是它在太空中的高速疾驰(在地球上能较容易看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一点),而且还有水星内部的冲突、高温、重量,以及致使它个头如此之小(其大小仅为地球的三分之一)的那段多灾多难的历史。
受到近旁太阳的牵引,水星以每秒30英里的速度在轨道上飞速绕行。水星以这种速度(几乎是地球运行速度的两倍)运行,只需88个地球日就可完成一圈公转。也就是让水星快速公转的那种“强求一致”的引力,对这个行星的自转运动起到了制动作用。因为这个行星要以高出它的自转速度许多倍的步调稳步前进,不管在哪一点上看到太阳升起后,都要再等上半个水星年(大约相当于地球上的6周),才能看到正午高悬的骄阳。当黄昏终于降临时,已是年底了。而漫漫长夜一旦开始,又要再过一个水星年才能迎来一次新的日出。于是,那儿年复一年匆匆而过,而每个日子却总是拖得老长。
极有可能的是,在太阳系还年轻时,水星绕自己的轴转得更快些。那时,它上面的每一天也许只有区区8小时,因此水星年过得虽快,却也能包含几百个日子。但是,太阳会在水星体内熔化的部分引起潮汐,于是水星的自转速度被逐渐消磨掉,最终就衰减成了如今这种徐缓的步调。
天刚亮,水星就会进入白热化状态。在这颗行星上,缺乏降低辐射的大气,没法像《荷马史诗》中咏唱的那样,将晨光折射成“黎明女神那玫瑰色的手指”。近在身旁的太阳突然斜着身子闯入尚在黑暗中的夜空,庞大的光球赫然现形,直径几乎是我们地球上惯常见到的那枚太阳的三倍。由于缺乏空气的保护,太阳的热量既不能散发出去,又没法留在里面,水星上有些地区在白天热得足以熔化金属,而在夜里又会降到零下几百度。虽然金星确实会因为罩着厚厚的大气层而在整体上达到更高的温度,冥王星则会因为距离太阳太遥远而总是处在更为寒冷的环境中,但是说到极端冷热共处一星的情形,整个太阳系中还没有哪颗行星赶得上水星。
昼夜温差巨大,也算是弥补了水星上没有季节变化的缺憾吧。这颗行星上不会有真正的季节,因为它是直立着的,而不是像地球那样沿着地轴保持倾斜状态。光和热总是毒辣辣地倾泻在水星的赤道上,而其南北极则会因为得不到直射的阳光,而一直处在相对的严寒之中。实际上,在水星的极地区域某些火山凹坑里可能还窖藏着冰,因为那些永远不见天日的阴暗角落可以封存彗星带过去的水。
水星一般会隐身在太阳的光芒之中,因此地球上往往很难观测到它。只有当这颗行星在轨道上转到太阳的很西边或很东边(就地球的天空而言)时,我们才能用肉眼看到它。处在这种大“距角”(elongatjon)期间,水星可能会连着几天或几个星期在每个清晨和黄昏遨游于地平线之上。不过,还是不大容易看到它,因为这颗行星太小太远了,而那时的天空相对而言却太亮了。即使水星移到距离地球最近的地方,它和我们之间还是隔着5000万英里的距离,比起月亮区区25万英里的平均距离,真可谓天遥地远了。更何况,当水星接近地球时,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已经只剩下薄薄的一钩,形同新月。就算是最勤勉的观察者也得靠好运气,才能找到它。哥白尼在观察水星时,受到了波兰北部糟糕天气和水星隐遁本性二者的夹击,观察效果远逊于很早期的天文学家前辈们。他在《天体运行论》中就这样发牢骚说:“古人的优势是天空更晴朗一些;照他们的说法,那时的尼罗河可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维斯瓦河这样雾气氤氲。”
哥白尼更进一步抱怨水星说:“我们受够了这颗行星的折磨,它浑身是谜,我们在探察它的运行轨迹时真是历尽艰辛啊。”他根据自己设想的“日心宇宙”为行星们排定座次时,用的是其他天文学家(有古代的也有当代的)给出的观察结果。但是,那些人也不曾经常性地或高精确地观察到水星,没法帮助哥白尼如愿以偿地确定它的轨道。
丹麦的完美主义者第谷·布拉赫出生于1546年,此时距哥白尼逝世仅3年。后来,他在自己位于和文岛(Island of Hven)的天文城堡,利用本人设计的仪器,测定了每一颗行星在准确记录下来的时刻所处的位置。他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水星观测数据——至少有85次。布拉赫的德国籍助理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继承了这些信息资料,并在1609年确定出了所有行星的正确轨道——“甚至包括了水星本身的轨道”。
P20-26
本书是写给那些在观察天空时摸不着门径的朋友看的。 他们在夜晚偶尔也会仰望群星,却感觉不到和天空的任何联系——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他们从小就没学过多少天文学,同时感到现在开始学又为时过晚。
行星在这些人的印象中不是岩石或气体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些神话中的神灵、占星术方面的影响以及文学上的隐喻。 因此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如果从行星的多重文化涵义这个角度入手,我或许可以引导非科学家读者对太阳系展开一次探索。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最近,在看着这本书被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我得知行星在中国有着不同的意义。 比如,在英语中有一个助记句子,帮助学童记忆行星的名字和它们距离太阳由近至远而排出的次序,而在汉语中就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句子。 我感谢本书足智多谋的译者——肖明波,他跨越两种文明,千方百计地保住了行星在文化方面的种种联系。
达娃·索贝尔
2008年1月12日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那时生活清苦,连电灯都没有,自然更别提什么科技馆、天文馆了。不过,人跟大自然倒贴得很近,白天是满目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入夜则是一头的月明星稀、河汉清浅。年少时的我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目光投向深邃无垠的天宇,做起飞天之梦来。那时最大的娱乐要算边乘凉边听老人讲故事了。每次听到羽扇纶巾的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会儿观星象,一会儿借东风,一会儿预测天气,一会儿布八卦阵,内心就无限景仰,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少时的凌云壮志终于成了依稀旧梦。如今的我身处繁华之都,绚丽的霓虹灯和变幻的灯光工程,让高挂夜空的群星和明月黯然失色。今年夏天我在地处高原的九寨沟意外地看到了银河,才猛然惊觉我与此君已有多年未曾谋面了,一念之下不禁感慨万分。现代人一个个俗务缠身,哪有欣赏星空的闲情逸致!似乎只有在新闻中听到太空探索新发现,或我国航空航天计划有重大举措时,才会出现片刻的兴奋。要找本适合这类人阅读的天文科普读物谈何容易?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翻译的这本《一星一世界》也许就是这样一本书。
《一星一世界》是美国著名科普作家达娃·索贝尔最近推出的一部力作。本书甫一出版即受到各大媒体的交口赞誉,被誉为“一封致太阳系的情书、一幅描绘世世代代凝望夜空的人类的诗意画”。索贝尔女士以《纽约时报》畅销书《经度》和《伽利略的女儿》蜚声国际科普界。在此之前,她曾长期担任多家报刊杂志的记者和编辑,文学根底深厚。她还是一位超级天文迷,常常不远千万里去观看日全食和宇宙飞船的发射,甚至被国际天文联合会聘为行星定义委员会中惟一的非科学家委员。综观全书,不难看出《一星一世界》文笔优美、视角独特、将最新的天文学进展和深厚的行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内涵丰富、深入浅出,不愧为一部难得的佳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构思巧妙、选材独具匠心。作者考虑到从科学的角度写太阳系,虽也不乏内容,但故事性不强,而非科学方面的联系却异常丰富:神话、科幻、占星术……于是她就按距离太阳的远近,逐一讲述太阳系大家庭中的每一位主要成员,寓科学事实于大众文化之中,不断变换笔法和视角,并穿插了不少个人经历,读来十分亲切,感觉异彩纷呈、趣味盎然。作者自己也说:“这本书并非只是为我这种天文发烧友写作的,其中包含了许多人们乐意知道的东西。”
也许有些人会说:与每一章关联的“非科学联系”(尤其是与木星关联的占星术)或多或少都带点迷信色彩。不过,译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它们一律贬为“伪科学”,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科学与“迷信”往往交缠在一起,难解难分;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不少人(包括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本身就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仍有许多难解之谜。再说,正因为有这些内容的装点,本书才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姿(正如《三国演义》因为有诸葛亮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神人而更精彩),那么我们又何妨姑妄听之呢,当故事也好,当文化现象也好,当做有待研究的科学课题也好。如果实在难以接受,就将它们当成包裹在良药外面的那层糖衣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本书在介绍科学概念和解释天文现象方面也相当明晰权威,并反映了不少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而且,作者还通过行星反思地球,劝勉世人保护生态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倡导国际和平与友爱,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是我第二次翻译达娃·索贝尔的作品了。第一次是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译《经度》(2007年8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翻译《经度》,我跟该书的作者以及责任编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算是那段艰苦岁月的一份意外而丰厚的收获吧。大约是因为比较认同我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们一致希望我能继续承担《一星一世界》的翻译工作。刚开始时我很犹豫,怕自己译不好,会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因为我的专业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天文学、科学史之类,而且平时空余时间本来就不多,还经常被各种事务切割得七零八落。然而盛情难却,我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自己本着对读者和作者负责的态度,多管齐下,不轻易放过存在疑问的地方。应该指出,本书知识面相当广泛,行文又极富诗意,因而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有时为了译好一句引诗竟然会花去数个小时,真可谓寸步难行、艰辛备尝。记得有好几次,在翻译的时候老希望下一章会容易一些,结果却发现下一章更难译。
责任编辑适时地给我寄来了本书的台湾版译本——《行星絮语》(时报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庄安祺译),极大地便利了我的工作。我的译文虽然广泛地参考了《行星絮语》,但不敢有任何抄袭,这点要请各位读者明鉴。平心而论,这个台湾译本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港台学者的翻译水平和严谨态度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发现书中仍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火星那一章,“inter—planetary manifest destiny”被译为“星际命运共存共荣”。而“manifestdestiny”的原意是’“美国天命论”,即认为美国在领土和影响力上的扩张不仅明显(Manifest),且本诸不可违逆之天数(Destiny);因此,我就试着将“interplanetary manifest destiny”译作“星际天命论”,并通过脚注说明它表示地球人注定会要移民外星球的意思。其余就不一一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比照原文阅读这两个译本。
在翻译《经度》时,我曾多次找作者直接答疑。不过,我也知道可敬的索贝尔女士工作非常繁忙,不便轻易去麻烦她——有时为了尽可能完满地回答我的问题,她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因此,在翻译本书时,我总是想方设法尽量自己解决疑难问题,不到山穷水尽绝不求助于作者,以至她还以为我的翻译工作变轻松了,越干越得心应手了。当然,我还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她求教了好些实在无法解决的难题,并且全都得到了及时而圆满的解答。比如,火星那一章出现的“blue—eyed pink ventfish”,我遍查不到,经作者解释才知道是出现在粉红色火山口的一种蓝眼鱼。又如,作者在第一章提到,制作太阳系模型时用了“Jack ball”。我在互联网上和词典中都没查到它,刚开始还以为是Jackpot中使用的六合彩搅珠,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那种球不太可能随便让一个小学生拿到手。通过求教索贝尔女士,得知这是欧美儿童游戏时常玩的一种球。为了方便我了解这种游戏的详细玩法,她还特地提供了一个图文并茂的网站。我据此将它译为“杰克钢球”,并给出了注释。
不仅如此,作者还寄给我该书的最新版,不时通过电子邮件将一些新近的天文发现和相关信息告知我,并特意为我们这个中译本写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更令我感动的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指出了原书中存在的几处错误,而作为国际知名作家的索贝尔女士不仅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虚心地一一接受,迅速转给自己的编辑作勘误,并多次真诚地赞许道:“还从来没有人读得像你这么仔细……当时要是能请你校阅一下就好了”、“很高兴你和我一样,愿意为提高作品质量而不遗佘力”、“非常庆幸是你接手翻译这本书的任务”、“你的敬业精神和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奖掖后进之心溢于言表,堪称楷模。我也不失时机地向她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比如,在“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之后,给她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秋节时告诉她,月亮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而独特的地位,并将《望月怀远》、《水调歌头‘中秋有怀子由》等名篇的英译版推荐给她。我很欣慰地得知,她已决定于2008年3月1日来中国参加“上海文学节”。
作者在原书中做了不少注释,并在书后给出了相关技术细节的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我根据普通中文读者(以我自己为标准)的需要,酌情添加了一些脚注,并标明“译者注”以示区别。我们还通过补遗和脚注的形式,给出了原书出版后行星天文学领域的一些新进展。此外,我在网上找到了作者在2005年的两个访谈以及她为《亚洲文学评论》写的一篇文章,觉得对深入理解本书和作者都比较有帮助,于是就跟有关机构(鲍威尔书城、美国科学家在线和《亚洲文学评论》)取得了联系,并在获得授权的条件下,将它们翻译出来作为本书的附录,供读者参考。因此,从某些角度看,本书的内容较原书还要略显丰富、及时和准确。但是,对于这么活跃的一个学科领域,任何试图面面俱到的做法都超出了本书的范畴,更超出了译者的能力,只好请想了解更新更详尽信息的朋友参阅相关专著和资料。
本书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得益于许多人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除了上面提到的各位,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周运先生,他不仅给予我高度的信任,耐心地为我提供指导,而且还多次向我提供相关资料。感谢匡腊英老师帮我校阅本书译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朱婷女士帮我修改译诗,使之大为增色。感谢陈焱先生在翻译和行文方面给了我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建议。感谢张朵小姐参与本书前两章的翻译及定稿工作。感谢我的爱人张静老师,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还分担了为本书添加注解和译名对照表等方面的工作。感谢我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他们虽然没多少文化,却一直支持我们兄弟姐妹多读点书。帮助过译者的人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译者很用心地翻译了这本书,但由于才疏学浅,难免出错,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与委蛇的客套,也不是企图借故为自己开脱。译好一部作品确实不容易,因为不仅要尽量钻进作者的心里去琢磨,还要费尽心机找合适的词句将意思表达出来。虽然本书定稿前也经过了多轮修改和润色,但校阅工作屡屡让我生出“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的感慨。我译完这两本书后,对“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这句老话有了更深的体会,以后阅读翻译作品时再也不敢随便一目十行了。
我翻译的《经度》出版后,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并接受了《科学时报·读书周刊》的采访。借此机会感谢他们对我的翻译态度和翻译质量的肯定,对我添加注解的做法的赞赏,以及对译本中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包容。特别是,承蒙广州网友windrose先生在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指出了该书的两处“硬伤”,惭愧之余不胜感激(我已和Windrose取得联系,并答应在《一星一世界》出版后赠送一本给他,聊表寸心)。再次欢迎读者朋友继续关心、批评和指正((经度》与本书,帮助我提高它们的质量。
虽然作者认为本书主要是写给“那些睿智、受过良好教育却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的成年人”看的,但我打心底里期盼会有哪位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无可挽回地成长为天文学家或宇航员。想想作者也只是希望“有人通过阅读本书,能将行星当做朋友”,我这么说是不是期望太高了一点呢?且拭目以待吧。
肖明波
2007年11月12日
于厦门瓢饮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