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位于法国南部，从诞生之日起，就谨慎地保守着她的秘密，直到英国人彼得·梅尔的到来，普罗旺斯许久以来独特生活风格的面纱才渐渐揭开。在梅尔的笔下“普罗旺斯”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称，更代表了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生活方式，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如果旅行是为了摆脱生活的桎梏，普罗旺斯会让你忘掉一切。在这个普罗旺斯大区中的海滨小城里，文森特·凡·高经历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欢离合。

在这个普罗旺斯大区中的海滨小城里，文森特·凡·高经历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欢离合。

这是一个城市的力量——它能够造就一个伟人，亦可以毁灭一番功业。它的确有着无穷尽的可怕威力，因为它手上抓着大把的时间，它不害怕苍老的侵蚀，它不朽。

文森特·凡·高的悲剧成全了它。如此圆满的收场，它便成了一个传奇。

阿尔勒。

前言

阿尔勒的夜行者

白色的冬天

初春

黄房子里的画家

夏初盛景

城市的秋天

等待

向日葵

阿尔勒的夜

黄房子

重逢

高更

悲剧

尾声

后记

1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夜色深沉，车轨旁的污雪因煤烟的侵蚀而显得愈发龌龊。

铁轨、列车、舷梯，一切都死气沉沉，好像被冰冷的空气凝固住了，视野所及之处，也只有几盏煤气灯在有气无力地自我炫耀。

站台前几部破马车稀稀落落。雪已经停了——在地上肆意地堆砌起来。

雪地上，有一个男人。他往前走着，夜是那样静谧。在厚厚的积雪上每迈出一步，都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裂帛声。

四下无人——多可笑的发现啊，在这严寒的冬夜，人们都蜷缩在屋子里取暖。他，一个外乡人——哦，不，说外国人才更确切吧——形单影只地闯到此地，还是在一个酷寒的深夜，只有一片冰冻的肃杀迎接着他。“明天还要来拿另外一只包，麻烦？！”他边走竞边喃喃自语起来。

这就是梦想中的南方么？这雪，这铅灰色的天，这火车站的破落光景，一切都叫他想起北方的那些工业城市。但是，他，他要看的是南方！他要找的是另一个扶桑！

时间暂停，让我们来打量一一下这个提着一只大袋子前进的夜行者。滑稽的模样，火红的头发，拉茬的胡子，疲惫而耷拉着的眼皮，簇新整齐得叫人疑惑的衣冠，以及——这个五花大绑的箱子，里面那堆饱胀得似乎随时都可以将箱子撑破的画具。他看起来哪里像个游客，简直就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他太奇特了，以至于我们不费力就能在人堆里认出他。

1888年2月20日的深夜，阿尔勒的冬天，孤独的夜行者，文森特·凡·高。

一切，从这里开始。

2

连续三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横扫欧洲。巴黎，一切都是白色的——不是那种圣洁的白，因为不期而至的寒冷足以让人扫兴倒胃。这白，瘫软的、沉闷的、恐怖的，是一个住院太久的病人梦的底色。

再往北，铁路停运了，列车全都匍匐在站台上。回乡的路被生生割断了。再回不去——荷兰的沃土，快乐的童年，再回不去。

在这大雪的最后一日，他做了一个决定，握着一张南下的火车票，动身去南方！去南方！去南方！他终于要将这长久以来怀有的梦想付诸实现了！

他走过了太长的路—一太疲惫了。他要去那梦想中的南方，然而他却不自知正在走一条更漫长的路——幸而当下他毫无知觉。

长途旅行总是劳顿的。那无数个不眠之夜，疲惫像潮水一样难以阻挡地袭来，把他的身体、灵魂一道裹卷了。

万幸的是，他竟能够全身而退，甚至还有力量再次鼓足勇气踏上新的征途。在这等待之中，他是完整的。看，他那对热切贪婪的眼睛！透过车窗，他的视线紧随着景致的色彩而演进，不愿意错放过任何一抹别样的光芒。火车尚在行驶，他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所见这一切告诉弟弟提奥：“你不知道它们是多么壮观！无边的黄石岩壁，以各种奇怪的姿态纠结交错着。我要说，这模样奇特地让人肃然起敬起来。悬崖间的小山谷里，能看到圆圆的矮胖小树，它们倒是中规中矩地成行排列着，枝头冒出的嫩叶或是灰绿色的，或是橄榄绿色的，我希望它们是柠檬树，当然它们也可能正是柠檬树无疑。”

事实上，这些不过就是最常见的橄榄树罢了一对异乡的热望蒙昧了他的眼睛，这并不奇怪。四分之三的生命在北方度过，工地上的尘土、钢筋水泥的灰暗、漆黑的煤井里接连不断的人间惨剧，他感到自己的情绪也随着这团沉沉的颜色不断坠落，创作力在一天天无谓无为的暗耗中灰飞烟灭。他不明白为什么那群印象派的家伙能够不停歇地创作——即便是在巴黎，但也不能总在巴黎啊！何况巴黎也缺少自然色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画在他看来越发美得不真的缘故罢。创作，不是在画纸上犬儒主义地布点颜色，不带感情地描绘乌托郑般的生活。他要的是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巴黎或许可以给他更多，但是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足够了。离开吧，离开吧。这个声音在他脑中越来越响亮。生活的步子好像没怎么变，依然有无数个通宵不眠的夜，然而看着别人豪情激昂，他却愈发沉默；依然频繁出现在这个那个艺术沙龙，只不过眼前的觥筹交错，人们的嘘寒问暧，蓦然让他觉得毫无意义甚至虚伪得可怕——黑色只能给人黑色的眼睛！

而他要寻找的是光明！

3

那个年代，南部是最实际可达的光明之城，最易成行的“类异国之乡”。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那里不单充满了微笑和愉悦——正如他在都德的《磨坊书简》或《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里所读到的，那里还是一片最接近本源、最给人以灵感的土地——正如布列塔尼之于高更。逃离充斥着贵族脂粉和工业灰尘的城市吧，动身去南部，去普罗旺斯，去这地中海的一隅，去过另一种节奏的生活吧。

可南部那么多城市，为什么偏是阿尔勒？为什么不是塞尚曾到过的上普罗旺斯？为什么不是雷诺阿钟情的蓝色海岸？为什么不干脆去马赛——那可是蒙蒂切利作画的所在地。

不是马赛，因为大城市在他眼里基本相似；不是艾克斯也不是阿维尼翁，因为凡·高听说这两处的守旧味和有产阶级的盛气凌人不怎么亚于巴黎。而阿尔勒，自然、朴素、平实，最能原汁原味地体现出南部的美丽。

阿尔勒处于普罗旺斯地区的罗讷河口附近，是一个仅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在文森特·凡·高的时代，她是一座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小城。从瑞士方向，从阿尔卑斯的祟山雪岭中，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罗讷河奔腾而来，正好就在阿尔勒分成大、小罗讷河注入地中海，形成著名的罗讷河三角洲。阿尔勒就在三角洲的顶点。往南，一直到地中海，属于卡马尔格平原的荒野，那儿是一片平坦的低地，其间散布着咸水湖和沼泽，在文森特时代还能偶尔见到野马和野牛出没，间或，沼地灌丛中会突然飞出一只扑楞楞的火烈鸟。”

阿尔勒周围的乡村地带，丝柏、栎树随处可见。东北方向是一排绵延的小丘，南面是阿尔勒一博克运河，其上横跨着一些吊桥，与荷兰某些地方的吊桥颇为相似——也许这些都令凡·高觉得亲切。

“大约二十年前修建的巴黎一马赛铁路干线由北向南经过阿尔勒，正是它，带给阿尔勒新旧交替的景象。在教堂塔楼的一旁，工厂的烟囱生长起来。1848年的革命促进了发展。阿尔勒成为法国南方的机务中心。最先映入外来人眼中的，是横跨罗讷河的双层铁桥、停置的机车车辆、巨大的煤气贮气罐等等。同样由于革命所促进的发展，酒精的消费量也大幅度上涨，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阿尔勒疯人院里的患者人数空前。铁路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似乎也在切割着古老文明的神经；至少对于阿尔勒，这绝非只是一个隐喻：巴黎一马赛干线是如此压倒一切，它被允许穿过阿尔勒著名的文物遗址阿尔勒斯园，即古代异教徒以及早期基督教徒的石棺墓地。那原是一条高树浓翳的林荫道，现在被铁路线拦腰切断，以工厂和烟囱之间一处园林的形式保留下来。”

当然，一眼看上去，阿尔勒还是基本完整地保持了一座古代小城的原样。巨大的古罗马竞技场和圣·托罗菲莫教堂是城内主要的景点，后者气势恢宏的圆柱门廊留给人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19世纪的阿尔勒并不是个旅游城市，不过，它也曾有过像亨利·詹姆士和都德这样的旅游者。前者对街面的铺石深恶痛绝，后者则对阿尔勒女子作过著名的描写。“一直到文森特时代，阿尔勒女子仍习惯身着镶边黑色长服，头戴结有蝴蝶结的小帽。她们似乎与那些如画的街道或教堂的塔楼一样古老而美好，与阿尔勒周围的麦田和运河上的吊桥一样古老而美好。”P4-P11

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

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

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也不够

朋友更少

只有一群苦痛的孩子，吞噬一切

瘦哥哥凡·高，凡·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

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能照亮

世界

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勒的

太阳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

把土地烧得旋转

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

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

不要再画橄榄的收获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吧

烧吧

人类祈求永恒的存在，而我却深知它的枯燥和无奈。

我在这里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代，法国之南，罗讷河畔，地中海之滨。角斗士们交互的兵刃所进发的白光依然夺目刺眼，然而耳边却已回荡起马赛曲的激昂调子；如若再俯身望去，已然是拉马丁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人，其中不乏四处打探“夜间咖啡馆”的凭吊者。

历史在我身上缓缓流淌过去，其中也有动人的故事，可是它们来了，或是给我一个亲吻，或是给我一块伤痕，然后又走了。我还是在这里，巍然不动，在这法国之南，罗讷河畔，地中海之滨。

我有鲜亮的太阳，澄碧的天空，蓝绸般的海面，金黄色的麦田。人类常常被我的外表迷惑，他们以为我是开朗而轻浮的，快乐而放荡的。事实上，我的内心凝重得有如伦勃朗画刀下深沉的线条，质朴得有如米勒画布上勤恳的播种者。最懂我者当属文森特·凡·高，他用鲜明的色彩涂画我，这种色彩并不妖娆狐媚，而是含灰质性的、沉着的。凡·高的画奔放热情，但是他对明度和色相的掌握十分严谨，深色和重色的运用可谓惜墨如金。于是在极复杂极丰富的色块、色线和色点交错的交响乐中，只有他表达出了我单纯、严肃的本质神貌。

这个年轻人在我的怀抱中生活了两年。他不英俊，不高大，没有夺目的气质，在茫茫行者之中，他毫不起眼，不知为何，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当他最终仓皇离开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他那对随时似要喷火的眼睛，那双痉挛地持着画布的还留着颜料的手，那像被憔悴和劳累压弯了的背。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很多人围着他，他恐惧地望着前方，眼神却又空洞无一物。我常常见他在田里画画，戴着草帽，奋力挥笔，线条总是短促但具有巨大的张力。他也时常随手一抛不满意的作品，于是在路上常能见到被涂满了大色块的纸张随风起舞。我很想留他再多一些时间，可是他不属于这里——我是多么明白！

四万多个日夜从指问流走。普罗旺斯的烈日与北风毫无悬念地交替着。我就这么矗立在罗讷河畔，直直地望着那一列列南下的火车。是的，我将永恒地望着它们，带着某种希望。

关于文森特·凡·高的文章，无论是生平传记还是艺术评论，已有无数前辈写过，而我这一本书，既非传记，亦非评论。如毛姆所说，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但可惜的是，我对绘画恰恰非常无知，而一名优秀的艺术评论家，假使对手法技巧没有基础实际的知识，要做出确凿的——尚且不论有价值的——评论，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这本书里，除非某些作品涉及到画家的性格，我尽力避免对凡·高的艺术成果过多地指手划脚，说一些断章取义的胡话。

当年，毛姆为他的“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先生”著书立传，那是因为作者在查里斯落魄巴黎的“那段坎坷困顿的日子里，经常和他见面”，他“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罗曼·罗兰给我们讲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故事，是为了通过这个丑孩子终成英雄的历程来揭示“创造消灭死”的真理并且鼓励混沌中的人类“真正的光明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而人们如此津津有味地拜读着这些生平往事，那是由于他们甘心为了解心目中的英雄而付出代价——“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但是我呢？一个活在21世纪的小人物，同笔下的主人公不但时空相问、阴阳相隔，而且在艺术悟性、造诣以及对生活体察方面的差距则更是天壤有别。那么，我的书究竟能写些什么？

两年前的深秋，我随朋友来到普罗旺斯大区管辖下的小城阿尔勒，也就是文森特·凡·高了结余生前唯一一个常住过的地方。十月才尽，那儿却已然寒风料峭，木叶全脱，一派洗尽铅华的初冬模样。城里有一座昔日贵胄的宅邸，巍峨、豪放，站在宽阔的平台上远望，只见平林漠漠，轻雾朦胧，荧光闪烁的罗讷河不合昼夜地流淌着。

一百年前，阿尔勒还是个纯朴的村庄，这个距巴黎六个多小时车程的地中海海滨小城，它的生活状貌自然同首都大异其趣。凡·高，这个来自荷兰的落魄画家，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四处碰壁，等待他的是贫困和饥饿，他不得不一次次背起简陋的画具、提起破旧的行囊，一次次地远离那些他深深迷恋的城市，一次次地寻找能够接纳他的宽厚怀抱。

我们来到城里一间粗陋冷清的小客栈，据说这里是按当年的加雷尔旅店重新修建的。楼下是饭厅，楼上只有两间客房，其中一问才六平方米，没有壁炉，没有衣柜，没有暖气管，除了头顶上大可盈尺的一扇锈迹斑斑的天窗之外，甚至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这个阴暗而湿冷的地方，容下了疲惫而孤独的凡·高。他的屋子里只放得下一张狭长坚硬的木板床，以及一把破椅子，除此以外再无多余的空间，别说在室内作画，就算想舒舒服服地休息一场都非易事。于是，苍穹和灰地便成了他的画室，镜子中自个儿的模样就是最便捷、听话的模特儿。

……

我草草地翻阅过高更的个人传记，也认真地间读了毛姆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看到最后，我突然生出一个略显荒唐的想法，生于双子星座的高更，也许只是…个诚实本分、不肯为他人意愿而改变自己想法的执拗的孩子，他多变的心思和成天懒洋洋的模样确实不招人喜欢，尤其同凡·高那种不依不饶的执著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你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宿命论者。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高更不逆先天之命，并且懂得取其之长而补后天命运之短，比那些“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小人真诚许多，就连凡‘高在1888年冬天的那场悲剧之后也还对友人作出这样的评价“我认为高更作为一个人比作为一个艺术家，更加伟大。”

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让人做出高尚举动的往往是幸福得意，而灾难和不幸非但不能将人性磨练得高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反而只能带来狭窄的心胸和强烈的报复心。这就是为什么犬儒主义和制造神话会把人类推向残酷无情的深渊的原因。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公众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紧抓不放，并臆造出种种传说，且对此深信不疑。八卦新闻和小道消息是不分时代变迁放之四海皆准的惯例，是英雄们通向永恒不朽的境界的道路上最快捷的护照。这种狂热的态度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乏善可陈的生活的一种抗争。文森特·凡·高，生前同他相熟的都是些做不足道的小人物；保罗·高更，他活着的时候树了不少敌人，却没有交到什么朋友——一句话，人们对这两人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并不多，所以，一旦抓住了某个荒谬的怪癖，或是某件离奇的行径，或是某次凄怆的遭遇，浪漫主义的文人便会急不可而寸地开始铺陈敷衍，经过一段殚精竭虑的演绎附会，一个神话便产生了，而只要是神话，就必定不是皆大欢喜的结尾。

我并非不喜欢神话，或许只是因为同情，所以我愿冒臆想之嫌疑而试图还原一个较为“正常”的高更。幸而，不论是凡·高还是高更，他们受人揶揄讥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为他们辩护甚至对他们赞誉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奇行怪癖。他们的瑕疵在世人眼中已经成为其优点必不可少的派生物，“崇拜者的赞颂和贬抑者的诋毁固然部可能出于偏颇与任性，世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

稚克·德米摄影机里的瑟堡，房子像动画片里那么玲珑可爱，颜色像水彩画中一般和谐绚丽，就连那些罪恶经常光顾的地方——车站、码头、加油站等等——也都沉浸在朱红、米黄、藏青、淡紫的光环之中。而阿尔勒，不管是拉马丁广场饮水龙头上雕刻着的那张精致艳丽的脸蛋，还足阴晦的冬日下午库尔塞勒大道上发髻高耸的高贵妇人优稚的身影；不管是尚在维修中张贴着高速火车南线广告的小城火车站，还是法国人选前街头随处可见的社会党玫瑰拳头标志；不管是低调地隐埋于一片楼群中的阿尔巴斯园，还是植物园里那棵巨大梅树的满地舂华；甚至黑夜里路边汽车投射过来的一道流光溢彩的灯影……一切都打上了这个城市奔放又温柔、浪漫又理性的烙印。

毋庸置疑地，永不衰败的城市永远是最伟大的演员。

在我接下这件写作任务的之后，笔耕不辍，“人生的一一大满足就是写作”，发泄积郁在心头的想法，除了自娱之外不抱其他目的，让手和脑疲惫到极点，而心灵却获得了平和、安静。

由于父母的支持，代我挡了不少事情，因而得以省出时间来锱锱铢铢地写完。同时亦有许多朋友不时鼓劝。照例，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该谢谢他们。

2007年9月19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