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听过—位学者的讲演。那位学者解剖了现代日本的开化隋况。他说我们这些受到开化影响的人,如果头脑不灵活,肯定会陷于神经衰弱。他全无隗色地把这种论调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中。他说,在不知道事物真相之前,特别想知道它,而一旦知道了,反而也羡慕起以不知为荣的过去的那个时代,常常会痛悔成为现在的这个自己。他说自己的结论或许就与此相似。他讲完,苦笑着走下了讲坛。那时,我想起了市藏,我们日本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苦涩的真理,也实在够可怜了。而像市藏那样,对于仅仅属于个人的秘密,想探索又胆怯,虽胆怯而又想探索的年轻人,我觉得会是更可悲的。
赵德远译的《春分之后》是夏目漱石的后期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1912年。描写了自我意识强烈的男人与天真烂漫的堂妹之间的感情纠葛,采用集合若干小短篇的方式写就的长篇小说,延续了作者对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探讨。
赵德远译的《春分之后》是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一九一二年一月至四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后结集成书,描写了刚毕业的敬太郎为就职东奔西走,后在友人须永的帮助下获得职位,因此与须永、须永的舅舅、表妹千代子熟识,旁观了自我意识强烈、以哲学家自诩的须永与热情天真的表妹千代子的恋爱烦恼。描写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的状态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彷徨。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作品有“前期三部曲”和“后期三部曲”之说,《春分之后》则是其“后期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生涯的一大转折点。首先,《春分之后》是写于经历修善寺大患的生死考验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其次,在创作手法上,首次尝试使用了将诸多短篇连缀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在创作态度上,实现了由作者本位到读者本位的转变;再次,在创作内容上,实现了由前期对社会的批评到后期探寻人性内部的转变。
敬太郎对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多大进展的活动和奔走已经有点厌倦了。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仅仅是到处奔走而消耗点体力的话,倒也不会感到吃不消,因为他天生就有一副健壮体格;可随着碰钉子次数的增多,身体上的苦头还在其次,首先是大脑渐渐地不听使唤了。他碰到的钉子包括:自己的志愿报上去以后就一直悬在那里,毫无进展;或者刚刚挂上钩正要采取行动时,一下子又落空了。因此,今天晚上便借着稍感烦闷的心情,有意识地连着咕咚咕咚喝了几瓶本来并不想喝的啤酒,试图尽最大可能从自己身上引出痛快的情绪来。可是,一种故意借酒浇愁的自我意识却始终在头脑里作祟,最后只好叫来女佣把这些东西统统撤走了。女佣一看到敬太郎的脸色就说:“哎呀,田川先生!”接着又添了一句,“真是的……哎呀!”敬太郎摸着自己的面颊说:“红了吧?这么好看的脸色总让电灯照着实在太可惜了,还是趁早睡觉。你顺便把床给我铺上吧!”看女佣好像还想回敬两句,他便故意躲到走廊去了。就这样,当他从厕所回来钻进被窝的时候,口里还在自言自语:“啊,眼下还是养养神吧。”
敬太郎半夜里醒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口渴,一次是因为做了梦。当他第三次睁开眼睛时,天光已经大亮了。敬太郎刚意识到:世界又动起来啦!口里随即嘟囔着“养神,养神”,转眼又睡着了。接下来,那个不识时务的座钟发出的当当声,毫不客气地钻进了耳膜。这第四次醒来之后,无论敬太郎怎么努力,也终于无法入睡了。没有办法,只好躺在被窝里吸起香烟来。吸了一半左右,敷岛牌香烟的烟灰掉了下去,弄脏了雪白的枕头,然而他还是不想动一动。后来由于从东边窗户射进来的强烈阳光照得心里很不舒服,头也有点发疼,这才自认晦气地勉强爬出被窝,嘴里叼了根牙签,手提毛巾朝澡堂走去。
澡堂里的时钟已经过了十点,冲澡的地方早已拾掇一空,连一只小桶也不见了。浴池里只有一个人侧身泡在水里,两眼望着从玻璃窗射进来的光线,十分轻松自在地哗啦哗啦地洗着。这个人就是和敬太郎住在同一公寓的森本。敬太郎首先朝他问候:“呀,你早!”对方也跟着应酬了一句:“啊,你早!”然后又说道,“怎么搞的,现在还叼着根牙签?简直是胡闹!对啦,昨天晚上你房间里好像没有亮灯啊?”
“天刚擦黑的时候我那屋就一直灯火通明嘛!跟你不一样,我可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很少在晚上出去寻欢作乐的。”
“完全正确。你很坚强嘛!坚强得令人羡慕哩。”
敬太郎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看看森本,只见对方依旧把胸口以下的部分泡在水里,不厌其烦地哗啦哗啦地洗着。而且脸上的表情还相当认真。这是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胡须被水湿得失去了原样,一根一根地都向下垂着。敬太郎瞧着他这副模样,口里问道:
“我倒无所谓,可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不去上班了?”
敬太郎这么一问,森本才懒洋洋地两臂交叉地趴到浴池沿上,托着下颏,仿佛头疼似的答道:
“机关休息。”
“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我要休息。”
敬太郎好像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难兄难弟,于是脱口问道:“也是养神吗?”对方答道:“嗯,养神。”仍旧把身子趴在浴池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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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读者坦白,这部小说本该从去年八月就在报上连载的。然而当时有些好心人替我担心,他们说:“现在正是酷暑盛夏,你又大病初愈,连续工作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结果我就趁机又商量拖延了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十月份还没有动笔,而十一、十二两个月也终于在杳无交稿音讯中消磨掉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一项自己责无旁贷的工作竟漫无期限地拖了下来,从我本人的心情来讲,如此拖拖拉拉也决非一件快事。
当终于决定从除旧迎新的元旦开始动笔时,我高兴极了。不过,我首先感到的并不是长期被捆住的手脚得以伸展时的那种快乐,而是即将释去重负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然而,这项被长期搁置起来的任务,究竟怎样才能完成得比以往更出色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感到有一种新的压力。
我心里倒也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是尽量写得有趣一些,否则是不好交差的,因为搁笔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这里面也包含了如下两种心理,一是必须报答报社朋友们的友好情谊,这些朋友对我的健康问题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二是无论如何也要酬谢读者们的热情关怀,这些读者每天都像必修课似的阅读我的作品。为此,我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想方设法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可是写作的常规又告诉我们,仅凭愿望是根本无法决定作品质量的。尽管主观上想创作出上乘佳品,但究竟能否如愿以偿,是连作者本人也难以做出预言的事实。因此,我不敢公开声明这次是为了对长期休养做出的补偿。就是说,这里面潜含着某种苦衷。
在这部作品即将公诸于世的时候,我只想把以上情况告诉给读者。至于谈论作品的性质、自己对作品的见解或主张,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坦率地说,我既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也不是象征主义流派的作家。更不是近来时常耳闻的那种新浪漫派作家。我还无法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染上了某种固定的色彩,以至于这种色彩竟达到了高声标榜上述各类主义并引起了局外人注意的程度。而且我也根本不需要这种自信。我的信念只是:我就是我自己。在我看来,既然我就是我自己,什么自然主义流派呀,象征主义流派呀,以及冠以“新”字的浪漫派呀,是与不是全都没有关系。
我也不希图把自己的作品吹得新而又新。我老早就在心里掂量过,当今社会上一味寻求标新立异的,恐怕只有三越和服绸缎店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佬,以及文坛上的某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吧!
凡滥用于文坛上的空洞无物的时髦语言,我都不想用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商标。我只准备写具有自己风格的东西。唯恐由于本领不高而写出低能的东西,或者因一心想炫耀自己而硬是写出高于自身水平的作品,由此带来有愧于读者的后果。
从东京和大阪两个城市的统计结果知道,购买我们《朝日新闻》的读者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的庞大数字。虽然无从查考其中有多少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但这部分读者中的大多数恐怕对文坛的幕前和幕后状况均一无所知。我以为,他们大约只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老老实实地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在四平八稳地度着时光。我相信,能把自己的作品公诸在这些既有教养又平平常常的人士面前,就是自己的莫大荣幸了。题名为“春分之后”,其实并无具体所指,只不过因为预计要从元旦写到春分之后而已。许久以来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倘若把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放到一起,把这些自成章节的作品综合起来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作为在报纸上连载的新闻小说来说,也许会收到意外有趣的阅读效果的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还始终没有得到过尝试的机会。所以这次我在考虑,如果自己水平能够达到的话,就按自己的夙愿来写完这部《春分之后》。不过,文学作品的小说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不同,纵使写得再差也必须包含发展和变化。因此,情形往往是,尽管由自己执笔,也难以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这就如同在正常的社会里,我们的某项计划常常因受到意外的阻碍而不能如期实现一个样。由此看来,我的这个想法也许还是一个纯属未来的问题,倘不一直写下去是不会得到答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进展并不顺利,也还是能够不间断地写出不良不莠的短篇的。我想,这也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本序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即作品发表于《朝日新闻》之时。)
敬太郎的探险活动在故事中开始又在故事中结束了。他想了解的世界,最初显得很遥远,近来已经呈现在眼前。可是他最终还是和一个置身其中却无所事事的门外汉差不多。他只不过始终是拿听筒当耳朵对“现实社会”进行了一次采访活动而已。
他通过森本之口听到了一些放荡生活的片断。但是,这些片断都是只有大致轮廓和表面现象的极其肤浅的东西。因而只把纯粹的趣味吹进了他那充满粗野好奇心的大脑。不过,他脑海中的缝隙却因近似屁话般的冒险故事而胀裂开来,在这些缝隙的深处,他获得了宛如在梦境中观察森本作为普通人那一面的形象的机会。而且,使他这个同样的普通人产生了无名的同情和反感。
通过一个叫田口的实干家的嘴,敬太郎对他正在如何仔细地观察社会有了少许了解。同时,从一个自称高等游民的、名叫松本的男人那里,听他讲述了自己人生观的一部分。敬太郎在心里把这两个人做了一番比较,觉得自己好像也因此增长了几分社会经验,因为他俩尽管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却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不过,敬太郎所增长的社会经验只是在范围方面有所扩展,而在深度方面却不能认为有多大增进。
通过一位名叫千代子的姑娘之口,敬太郎听到了一个婴儿死亡的经过。千代子所叙述的“死”,与他那世俗般的想象不同,在犹如观赏一幅美丽图画这一点上,曾使他产生过一种快慰之感。只是这快慰之中还夹杂着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为摆脱苦恼而不得已流出来的,莫如说是从想尽可能长期保持悲哀的意义上涌出来的。他还是个单身汉,对幼儿的同情还极其缺乏。尽管如此,对美好的东西美好地死去并被美好地埋葬掉,他还是充满怜悯之心的。听到在三月初三女孩节之夜降生的小女孩的命运,他感到很可怜,恰如可怜女孩节那天孩子们玩的玩具娃娃一样。
从须永口里听到他们不大和谐的母子关系时,敬太郎吃了一惊。他本身也有一位母亲正在乡下老家。可是,他与他母亲的关系虽然不像须永那么亲,相比之下却也没有达到类似须永那样被因果报应缠得脱不开身的程度。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既然是个儿子,对母子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理解的。同时他也明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乃是平平常常的关系,因而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至于比较复杂的父母子女关系,即使能够想象得到,在他心里也没有一丝反响。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让须永给发掘得很深了。
敬太郎还从须永那里听说了他与千代子之间的关系。敬太郎很怀疑,他们最后是结成了终身伴侣呢,还是作为朋友相处下去?或者要彼此视为仇雠?怀疑的最后,激起了半是好奇半是好意的心理,使他站到须永一边去了。他出乎意料地发现,松本并不是那种口里衔着外国烟斗、对现实社会只采取旁观态度的人。他曾详细地询问过,松本对须永出于何种考虑采取了哪些措施。而且他也十分清楚松本必须采取这些措施的具体情由。
回首往事,从他走出学校大门开始立志尝试接触现实社会以来,迄今为止不过是一直到处奔走听人家的谈话而已,从来没能亲耳听到知识和感情交流的场面,除了在小川町电车站的那一次。当时他曾拄着宝贝似的手杖,跟踪从电车上下来的、身穿雪花点黑外套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同时走进了一家西餐馆。时至今日,放到记忆的橱窗里再仔细一观察,那简直就是一场儿戏,根本不能称之为探险或冒险。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了一份正式差事。但是,作为人类经验来说,除了滑稽之外没有别的,只是对他自己是件正经事罢了。
总而言之,他最近所得到的关于人世的知识和感情,统统都是用耳朵听来的,并不是自己亲身实践的体验。起于森本而终于松本的几次长谈,最初是泛泛而又淡漠地使他有所动心,及至渐渐集中而又深入地打动他的心弦的时候,却又突如其来地戛然而止了。不过他始终未能得到其中的三昧。这正是他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是他的幸运所在。从不足这个意义上讲,他诅咒蛇头;从幸运的意义上讲,他又感谢蛇头。于是,敬太郎仰望苍穹在心中思索,看来仿佛已在自己面前突如其来地戛然而止的这一出戏,从此以后将会以何种形式永不停息地演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