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本书用七个章节的内容总结了中国崛起的表现，并从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原因，提出了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而是美国所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

中国向何处去？从“独裁论”到“崩溃论”，再到“威胁论”、“演变论”，本书将回答：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秘密，“面子文化”如何影响中国的抱负，“秘方文化”如何影响知识产权，今日中国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君主“家天下”的内部结构及其转变，中国“朝代轮回”的意义，中国为什么不会采用西方民主制，美国的“金融-文化危机”与中国的“制度性崛起”。

卷首语

致谢

引言

一、美国的“中国热”

 竞相在中国采取行动

 文化上的奋进

 “伙计，我倒是希望中国能给我们出口便宜一点的汽油”

 责怪“人民币” 

 贸易政治的博弈逻辑

 知识产权与“秘方”文化

 中国热与中国威胁论

二、中国人的“脸面崇拜”：笋济奇迹和国民心理

 耻感文化与恐感文化

 从马嘎尔尼到“EP-3” 

 赢回面子

 “第八奇迹”

 世界一流的“商界精英” 

 中国市场的张力

三、权威主导的市场经济：超速发展的故事

 来自共谋的革命

 市场经济的前沿

 轰鸣的出口引擎

 毁灭式的创新

四、解释经济的兴衰：“都是牛的错” 

 “要投资啊，蠢货！” 

 藏贿卧贪

 最昂贵之死

 面临的十大难题

 是中国行将瓦解，还是灾难预言家们的一相情愿？

五、一山不容二虎：解读政治文化

 政治博弈

 鸿门宴

 “朝代轮回”新解

 民主的辩说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

 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

六、意识形态冲突：中国对美国

 人权与人祸

 道义选择还是公共选择？

 选举制的合法性与选举腐败

 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过度扩张

七、美国的“金融—文化危机”与中国的“制度性崛起” 

 历史的教训

 走向危机

 一触即发的金融海啸

 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

注释

中文版后记：兼论中国的市场与民主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头戏。它的经济转变开始于1978年前后，发展到新千年之初，不但没有减慢，而且还仍然以惊人速度继续前进。从这一经济奇迹的较广背景来看，我们看到中国的转变展现于三个层面：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从专制的“家族政治”转变到集权的“政党政治”。这三重转变也是发生于这样一个时候，即全球化将要迎来新的一轮浪潮；产业革命正进入信息化阶段；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大融合过程之中，各种文明却显示出各自更不相同的文化特性。这两个方面的三重大趋势在中国撞到了一起，形成一场“十足的风暴”，它在国内引起剧烈的变化，又造成世界各地的头版大标题新闻，既让一些入迷恋于跟这个新的经济庞然大物打交道，又让一些人对此感到疑惧。在美国，这种中国热大概是表现得最强烈不过了，这里有些人说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存共事，有些人则认为美中两国冲突在即，这就看你问的是谁了。

在世界上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在中国土地上亲身经历中国的经济繁荣，其余四个人当中则有三个人正在想方设法谋取一把前排坐席来目睹中国正在发生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运动。从规模、范围和强度来衡量，中国的崛起显然不能只列为继亚洲四小虎之后的又一头亚洲虎。它肯定是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之后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又一大国。在某些人看来，中国是他们在自己有生之年所能抓住的最大机遇。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是需要解开的一个谜。

尼克松总统将战略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而于1972年访华以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之时。这两个事件的巧合神奇地将两国连接在一起走上全球化的轨道，在随后几十年当中造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真正的“中国热”是到1992年才开始的，这一年，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巡视中国南方时发表了重要决策讲话，让中国大胆地转向真正的市场自由化。邓早就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的“好猫”哲学有了新的含义：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只要坚持了党的领导，从外商投资到自由市场全都可以纳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日本和德国率先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不久，美国的驻北京使馆也挤满了一批又一批害怕落后的美国工商界人士。邓小平让中国热开始了。美国人纷纷赶忙搭车，开始了对中国的迷恋。如果说美国的全球化要归结为一个单词，那就是“China”(中国)。

中国进口技术，出口劳务。中国进口就业机会，出口通货紧缩。中国进口灵感，出口抱负。这就是中国工业化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贸易蓝图。中国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者、最大的制造业集中地以及世界上第三大制造业强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已确实跻身于全球化的核心。

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已不再是遥远的地球另一边的故事。它的所谓“和平崛起”不仅仅存在于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和网页之中。人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从服装、运动、电影、采购和就业保障，到国际贸易、商业竞争、课堂和会议上的讨论、政策辩论以及全国和地方的党派活动，都能看到和感受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人士在谈论他们正制订“中国计划”，对“中国效应”感受敏锐，正策划他们的“中国优先”战略，作好“中国准备”而且了解“中国价格”(这四个字最让美国制造业发愁)。

美国人还在辩论中国是不是如今在国际舞台上“非要与之共舞不可”的伙伴。他们正在自问新的世纪是不是继“美国世纪”之后的“中国世纪”？美国是不是在衰落？“中国热”的兴奋是真有道理，抑或只是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热”一样虚惊一场？不管愿意不愿意，美国人天天都受到成吨的有关中国的信息的轰炸。中国的事情现在就是美国的生意。美国在中国的事情也是与中国做生意。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不顾别人的种种告诫，也不顾企业的高交易成本，一个劲地争先恐后，以毫无保留的乐观精神到中国淘金。由于投资的回报几年来一直巨大又稳定，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一直高涨。十亿百亿美元的热钱——包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或生产资本——都在中国上空旋转，随时准备投向选定的目标。在那里寻找的是令人惊讶的低成本项目。在那里周旋的是令人心脏狂跳不已的庞大市场。在那里下赌注的对象是每年以10％速度增长的繁荣经济。

摩托罗拉是投资于中国的第一大外国公司，也是仅次于诺基亚的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商，现在它声称已占有1／4的中国手机市场，手机销售金额已超过100亿美元。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4.61亿人，人数之多居世界首位。这一手机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近30％，摩托罗拉的奋斗目标是要使自己的销售额增幅在30％以上。它不久前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新的旗舰店，还打算在北京、广州和成都开设类似的大店。在中国各地再开设50家较小的由当地合作伙伴经营的摩托罗拉手机专卖店以后，公司的零售目标是要从波导和TCL这两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竞争对手的手中夺回市场份额。在今后几年计划开设几百家零售店，这也是为了与诺基亚和三星展开竞争(诺基亚是投资于中国的第二大外国公司，在移动通信市场占有接近30％的份额)。

摩托罗拉的最大手机生产基地是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建立于1992年，不久前庆祝了它的第2亿部手机出厂。摩托罗拉在中国的5个城市设有16个研发机构，雇用的中国工程师约有两干人，1993年以来累计投资约5亿美元。在研制出来的新型号手机中，A780手机可以让用户用指头在屏幕上写短信，不再需要专用的笔。另一型号的手机可以用内装的摄像机扫描联系人名片的信息。摩托罗拉公司负责风险投资的部门成立于1998年，迄今已投资于6家高科技公司，争取在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现在摩托罗拉已经使中国成为它的全球生产和科研基地，正计划在天津成立公司的财务机构，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7家子公司服务。

在中国提供商务印刷及其相关服务的第一家美国公司是当纳利公司(RR Donnelley)，它以9500万美元的现金并购了亚洲印刷集团公司(Asia Printers Group Ltd，该公司在东莞和香港等地共雇有员工将近1400人)，以扩大它的以中国为基地的图书印制平台。当纳利于1993年通过与深圳石化控股公司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而进入中国。2001年，当纳利又与上海新闻出版局成立了它的第二家合资企业。当纳利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安吉尔森说，并购亚洲印刷集团公司有助于加强当纳利的全球资本市场财务印刷生产能力，为亚洲更多的客户服务。中国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比欧洲的谷登堡印刷术还早400年。现在，由于中国政府继续致力于营造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当纳利也为此出力，让人们看到“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之外还有“中国印刷”。

通用汽车公司(GM)在美国国内汽车市场上业绩不佳，但在中国却生意兴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厂家以及在中国的第三大外国公司，它2005年从中国得到的销售额为450亿元，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大众汽车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在通用汽车公司2005年生产的920万辆汽车中，它在中国及其他海外工厂生产者占了半数以上。在中国，作为头号外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看到了超出预期的良好前景，其年产值增长潜力高达30％，在中国迅速扩大的汽车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稳居12.5％。在美国国内激烈竞争的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处境日益艰难，而就在此时，中国却成长为它最大和最能赢利的市场之一。  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旗舰合资企业是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合作的上汽通用，还有生产微型车和商用车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五菱，它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光彩照人。通用汽车公司通过上汽通用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主要是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和萨博这四种，还计划到2008年制造油电混合动力的汽车，要利用这下一代技术减少日益增多的汽车对环境的污染。它在中国也造豪华轿车，希望从中国新富阶层手里赚钱，同时它安排每年拨款80亿元用于汽车研究、升级和扩大生产。

与通用相比，福特进入中国市场较晚，到1997年才来。它奋力追赶，2005年，福特牌号的车辆在中国销售了82225辆，增幅达46％，远远超出中国全部汽车销售量的14％的增幅。2006年，它的销售量又几乎翻了一番，远远超过通用汽车及全国汽车销量的增幅。福特及其所属的日本马自达公司与中国的长安汽车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其产量增长最快的车是2005年9月推出的福特福克斯。200d年推出的掀背车也很成功。福特与江陵汽车公司合作生产的商用车，以及福特手下的名牌车沃尔沃、美洲豹和陆虎，产量都迅速上升。销售方面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因此福特计划用10亿美元来扩大它在中国的生产，是成功在望的。

中国新汽车年销量高达720万辆，这也吸引了德美两国的戴姆勒一克莱斯勒公司。2006年9月，它与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合资在北京建厂生产奔驰E和克莱斯勒300C高档轿车，还生产三菱Outlander 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是戴姆勒一克菜斯勒在中国的投资19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它还投资于北京的北汽福田汽车公司，后者是中国最大的轻型卡车生产厂家。戴姆勒一克莱斯勒旗下的克莱斯勒集团与中国的奇瑞汽车公司将合作生产销往世界各地的轻型小汽车。戴姆勒一克莱斯勒还与福建汽车工业集团和台湾的中华汽车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生产奔驰厢式货车。在1998年与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合并以前(这一合并持续到2007年)，克莱斯勒早已于1983年开设了“北京吉普”合资企业，从而成为最早在中国生产汽车的西方公司。

英特尔(Intel)这家集成电路巨人的一家研发子公司亚太研发有限公司现在开设在上海的紫竹科技园。该公司从中国日益增多的科技人才之中吸收了1000人。2006年3月，英特尔在四川省会成都开设了它的第二家集成电路测试与组装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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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之初，中国的崛起成了世界各地报刊和互联网上无休止地谈论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中国热”处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过去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许多人，现在都想要学习中国语言，以便保持竞争力。

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司的投资和各国的资源。在美国，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从中国购进各种元件，Freeborders(福瑞博德软件开发公司)正在把它的软件外包给中国，摩托罗拉把它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微软把它的研发往中国搬迁。星巴克使劲在中国搞并购，高盛向中国投资，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开发产业，美林则博弈于中国证券市场。通用汽车公司把生意做进了中国，沃尔玛既在中国做生意又从中国进货。在许多商家看来，抉择是明显的：要么“到中国去”，要么破产。在这“十大生意”红火之时，华盛顿则在辩论它的对华贸易政策，为美中贸易逆差而烦恼，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促使中国货币升值和保护知识产权，并且不停地琢磨那来自中国的挑战和潜在的威胁。

2007年初，中国用一枚地基中程弹道导弹击毁了它自己的一枚气象卫星，这一动作立即被认为是使得美国的低轨道间谍卫星从理论上说是遇到了危险。这是10年前还闻所未闻的议论。美国本来是称霸于外层空间，如今却闯进来了一个中国。中国的反卫星试验使它成了第三个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迅速触发了西方的广泛关切和忧虑，这就又一次确凿无疑地表明中国如今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由3049点暴跌到2771点(下跌约9％，或折合1080亿美元)。这1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证券市场遇到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以来最糟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400多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50点，跌幅均在3％以上。德国的法兰克福DAx指数和法国的巴黎CAC40指数的跌幅也在3％左右。这一次“中国冲击”清楚表明了中国对世界各地的心理影响力。尽管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一般说来是好的，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抱负，一些人仍充满不安、误解和明显的不信任。他们怀疑中国造的食品(包括宠物食品)和轮胎等产品是否安全，还大量召回中国造的玩具。当世界期待着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些人甚至提议抵制这一奥运会以影响中国与苏丹的关系，或是影响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政治和宗教问题以及总的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耀眼明星，例如篮球明星姚明，110米跨栏超人刘翔，奥林匹克跳水冠军郭晶晶，电影明星章子怡，个人财富甚至超过了奥普拉·温弗里的最富女商人张茵，以及在中国互联网商贸市场上成功抗击eBay(易趣)的阿里巴巴网站创办人马云。

当标明“中国制造”、“中国设计”和“中国印刷”的产品销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中国一些公司也在国际商界小试身手：联想公司完成了一次“蛇吞象”的故事，由Legend变成了Lenovo；华为公司正在大胆地改变着全球电信市场的比赛场地。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这家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曾采取一个引起高度争议的举动，想收购美国的UNOCAL(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它还与中国另几家石油公司一样并购世界各地的能源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的软件领头企业东软公司和温州的公司正在上演中国版的软件外包和离岸外包业务。电器巨人海尔、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万向、机械制造商三一、海运巨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工具制造商创科都在慢慢地但却稳步地踏进美国的市场。随着大型suVs(运动型多功能汽车)逐渐失去美国驾车人的宠爱，中国的汽车制造公司吉利、奇瑞、长丰和中兴已经被看做是美国汽车市场的下一波入侵者。

在新的千年，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正在走向全球。孔子学院出现于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学习中文成为新世纪一大时髦。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将中国文化播向全球各地。

随着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中国正跃上世界舞台。中国人将利用这一绝妙机会向世界展示他们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辉煌。中国的惊人发展是让亿万农民脱离了贫困。国内生产总值的连续翻番正在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进入新的中产阶级。成千上万的新富起来的中国人现在不只是在国内旅游，而且还出国到世界各地旅游。在香港，甚至在1997年正式由英国移交给中国以后，由内地去访问的人还曾被蔑视为乡巴佬穷亲戚。现在，从内地到香港旅游的人阔绰大方，购买力丝毫不亚于先前来到香港的欧美、日本有钱人，让接待他们的许多商店忙得不亦乐乎。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消费群体(13亿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手机用户(4.61亿人)、世界上人数居第二位的网民(1.68亿人)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电视观众(3.5亿以上的家庭)，因而构成世界新的经济秩序的一个中心。

尽管如此，中国也不是神。财富滋生贪婪，繁荣引发胆大妄为。中国现在出现的严重问题不只是贪污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分配导向的过热、盗版和侵犯知识产权、医疗保健危机和社会风气低下，而且还有严重的犯罪和社会动荡、失业、贫富差距增大、环境恶化以及易受国际经济震荡冲击。在西方的某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这种情况似乎神秘莫测，不可理解：腐败环境中竟造就出全球规模的商界淘金热；与集权制度相伴而来的竟是空前的巨大经济繁荣；麻烦成堆的社会风气却隐含着高远的抱负；非民主正统观念却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这种种奇形怪状的组合都存在于中国，一切似乎令人难以解释。

不论你干的是哪一行，中国的事态都会对你有影响。这影响也许不是就在明天，但总会很快来到。关键在于了解在中国起作用的是哪些历史进程以及它们是怎样起作用于中国的现状。

有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发生西方式的民主变革，他们不但要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具体机制和民主逻辑，而且要回头看看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公共选择”和民主制“道义优越性”的来龙去脉。有些人预言中国行将崩溃，他们该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是否能适用于现时的体制。有些人对“中国威胁”感到惊恐，他们需要明确一下中国作为防御型“疆界扩张者”所起的作用。有些人对中国的经济繁荣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需要实实在在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形，而且探讨一下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机遇。最后，有些人将中国视为一个新兴的(或复兴的)帝国，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尚有待明确和认识的紧迫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到底是何性质。

兼论中国的市场与民主

首先要感谢新华出版社的许新先生对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新华出版社的王婷女士在编辑出版中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还要感谢程克雄先生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苦劳动。

作为本书的原作者，我有幸承担了译校。我主要集中在专业术语和原文的意译上，而对一般术语和其他翻译采取了保持原译的做法。另外，我还修正了原文的一些错漏，添加了原书因篇幅限制而删去的一些段落，以保持全书的连贯(包括“政治博弈”一节)。在出版前，我还应出版社的要求直接用中文添加了“金融危机”一章。因此，中文版应该具有英文版所不具备的独立价值，是更符合原著意图的版本。

本书的核心是对西方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适应性的批评，中国读者有不同看法是自然不过的。在这里，我将补充以下小结，供中国读者参考，同时也希望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旨。

《中国热》讲的是中国崛起的原因、问题和乐观前景以及美国的反应、担忧和观念误区(“独裁论”、“崩溃论”、“威胁论”、“演变论”)；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真正的挑战是美国所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这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观点的立论(“制度挑战论”)，还在于挖掘对中国政治制度种种疑惑的知识根源和分析不愿意消除这些疑惑的文化心理因素。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重要的不是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了解敌视中国现政府的那些文化根源。偏见受既得利益的支配，也受文化局限的左右。

近3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要么停留于新闻式的简浅，要么满足于常识性理论的理所当然，要么就是陶醉于自我中心的自由主义倾向。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市场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幸的是，这种简单化的理所当然也深深影响了许多中国文化人。比如，在谈到中国的问题和中东的问题哪个更难更复杂时，你会听到的回答是：“中东的问题当然更复杂，因为在那里矛盾的各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可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问题嘛，解决的方案是明摆着的，难道还有比“美国式”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更毫无疑问的吗？

分析这种“西方中心论”和近乎“全盘西化”而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明之理”，需要的是中用的理论工具。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大有影响的“苏式”政治经济哲学是无能为力的，近30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哲学则正是这种“永恒真理”的桥梁，而微言大义的中国传统“文史哲”则又没有直接可用的经济哲学(“塞翁失马”是不确定性，“三个和尚没水喝”是外部性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是本利分析法，“物以稀为贵”是稀缺效用原理，“增一分则太长”是边际分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机会成本问题，“交相利”是贸易互惠原理，“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是产权经济学，“田忌赛马”是博弈论，“睿智治法”和“无规矩不成方圆”是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都既零散隐晦，又有事后倒推之嫌)。因此，工具的选择就落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

当然，即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里，也是“有多少新制度经济学家就有多少新制度经济学”。但大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综合了微观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特别强调制度规则和文化习惯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具体的分析方法包括：有限理性、局限下的最大化、广义的自利(物质、精神、感情利益)、成本一收益一风险一财富存量分析、边际一替代一机会一沉淀一交易成本分析、外部性一隐避信息一锁住效应一框架效应分析以及主体性和关系性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论题的原因本书没有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叙述。《制度思维》(Institutional Reasoning)一书将另有专门的分析(涉及政府的起源、原因、本质，政府的形式、结构、时间偏好和政府的程度、范围、效率等等)。简单地说，现代意义的市场是政府功能(社会保安，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经济调节)保证下的市场。因此，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调整政府功能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私有化、“自由放任”或取消政府干预的过程。产权保护、自由契约、要素流动和价格信号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关建。但市场机制中的隐避信息、隐避行为、垄断、技术性因素导致的无法内化的外部性行为以及现有经济学几乎不涉及的特定文化中的产权外部性问题和“连锁外部性”(金融风险)问题，都需要政府在制度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节。即便是美国，政府对股票市场中的暴涨暴跌也进行特定的和对称的调节。

中国的市场化一开始是创立市场的问题，矫枉过正的冲动自然会从对政府的对立情绪走向否定政府主导地位的理念。也难怪人们几乎会把货币定价当成资源配置(流动方向)和资源占有(输赢判定)的唯一规则。在市场信用、预算软约束、调整刚性、传统心理定势等问题仍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进行解决的情况下，价格机制(包括作为货币价格的利率机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调整机制。在理论上的近乎无摩擦运行的价格机制，不应作为当前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包括住房、学费、控制通胀、调整利率汇率)和分析中国制度问题的唯一理论工具。潜藏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下的是制度经济。经济学家不能都是盲目滥用无摩擦价格分析的“新古典主义者”，而应该更自觉地运用制度思维，把兴邦济世的对策冲动转化为更深入地理解制度惯性、制度刚性和制度弹性的冷静思考。

实际上，货币定价在现代社会里仅仅是多种资源占有规则中的一种。虽然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但其他社会性规则还包括：需求论定，馈赠，礼让，自我牺牲，搭便车，平摊，特定共享，抽签，先来后到，简单记分，复合记分，投票，配额，行政命令，法庭裁定，强力等等。货币定价自然有鼓励个人努力方向的效应，但由于先天和后天的种种原因，即便是类似的努力也会在市场中得出不同的财富结果。哀叹老天的不公也好，咒骂价格的暴政也好，反正这就是市场的论定。不过，一个试图把货币定价当成资源配置和资源占有的唯一规则的社会，将很可能是一个无情的、不稳定的因而缺乏正义感的社会。这种社会绝不是本书详述的关系型的中国文化的追求。市场只是局部真理。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开出的类似于“休克疗法”或“一步到位”的市场化药方。尽管中国的市场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书中分析的环保、医保问题)，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傲人的成就。究其原因，本书特别强调的是中国30年来的制度变革。较完整地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三个层次。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各种投入(劳力、资本、技术)的相对增加。西方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分析的就是不考虑制度效率因素的投入一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的间接原因则来自投入价格和供需环境的相对优势和变动；廉价的劳力和强劲的外部需求，即便是在制度激励不当的情况下也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而金融危机则会由外部需求的下降限制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能长期有效地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的相对制度变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的不是各种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问题出在效率和激励机制上。改革开放之后，效率和激励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变动大致同步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由相对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所决定。

这种三层次的分析既避免了从勤俭、传统、教育、相对落后等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因素去解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也避免了在解释不同制度下的相似经济增长和相同制度下的不同经济增长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制度分析还细分了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考察。一定制度结构下的具体制度不仅能规定个人努力和个人收入的一致性，还能规定个人努力的方向性(生产、分配、破坏倾向)。这一制度分析由此导向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的新解释(生产—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轮回)、中国改革的困难与前景的推测(轮回的终止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性增长)和美国霸权地位的重新估计(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上升)。

在此，民主政治制度成了本书分析的中心议题。民主到底是什么？根据一种广义的理解，民主既包括经济自由和平等人权(作为一切权力来源的自由民主)，又包括制衡法治和多党竞选(作为限制和行使权力的共和宪政)。换句话说，西方现在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就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其中的多党竞选则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程序机制的关键。这一貌似严谨亮丽的观念征服了无数追求真理的心，却不幸完全割裂了具体的历史文化，并以一种反分析的表面逻辑掩盖了一种理想论的自我中心主义。

民主制是人类从君主制发展而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对民主政治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君主政治的分析。君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家族世袭、绝对权力和终身制。后君主时代的独裁政治中，家族世袭方面已减弱，但绝对权力和终身制仍是主要特征。与此相对，从权力运作的公共选择而不是权力来源的理论规范出发，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定期选举、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制。有限权力和限任制可以带来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但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在君主政治中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平等人权和多党竞选可以是有限权力和限任制的结果，但平等人权和多党竞选并不必然确保有限权力和限任制。美国的民主就是从有限权力和限任制开始的。那时所谓的“所有人的生而平等”实际上只是“所有男性白种富人的生而平等”，较尊重妇女和黑人的平等人权，只是建国近200年后的事情。美国的多党竞选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乔治·华盛顿就明确反对多党内讧，他的当选也与多党竞选无关。与此相对，近代德国的多党竞选却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独裁政治，平等人权、经济自由和制衡法治也因而丧失殆尽。总之，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有限任期制而不是多党竞选制，有限任期伴随多党竞选还是多党合作取决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可以说，从2002年起，中国历史已经正式从“贵族分封的邦国时代”(公元前2100年起)和“家族专制的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年起)进入了“限任合作的共和国时代”。

如果一定要以多党竞选定义民主，在逻辑和现实中就会出现所谓的“民主悖论”：选民通过民主的多党竞选把民主推翻。如果多党竞选真的就是民主，只要绝对权力和终身制成为多数选民的意愿，那么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就可以取消。在这一糊涂的定义里，有限权力和有限任期倒成了不民主的。在西方关于有限任期的文献中就的确存在“有限任期不符合民主原则”的说法。有的则以宪政而不是民主来狭义地因而是不对称地解释有限任期。在现实中，除了德国的纳粹党通过竞选民主推翻了限任民主的例证外，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也在生搬硬套竞选民主后最终走向独裁。道理很简单，潜在的独裁者完全可以把竞选民主当成上台的工具来利用，而一旦大权在握，竞选民主就成了过河之桥。这一逻辑还解释了许多推行竞选民主的国家往往容易陷入动荡或战乱，因为政治投机家们发现，煽动种族仇恨和敌对情绪不仅是笼络人心和拉来选票的绝佳方式，而且也是独揽大权和持续执政的有效办法(如历史上的塞尔维亚和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另外，竞选民主还可能使国家机器过于脆弱而容易陷入动荡或战乱(如当今的伊拉克和肯尼亚)。

如果无政府状态导向暴民，君主政治和独裁政治导向暴君，那么，“拷贝式”的多党竞选很可能同时离暴民和暴君都更近，因而也比专制的暴君更可怕，当今的伊拉克正是这样的典型例证(美国成了幕后的国际暴君)。而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还在纳闷：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在伊拉克成功安装上竞选民主后，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仍然一直无法保障。民主据说不是最有利于和平吗？民主据说不是通向一切社会理想的唯一保证吗？再看看中国的那些海外民主精英，或许有人还奇怪他们为什么会乱成一团。这些据称最懂民主的人，难道不应该最能实践民主吗？事实上，在他们那里，由于暴君的逻辑行不通，暴民的逻辑便大行其道，以至于许多本来还抱有幻想的人都纷纷脱离海外民运。海外的华人都知道，在他们这种竞选民主中，心照不宣的流行语不是“哇！民主来了，快上！”而是“得，民主来了，逃吧！”中国不仅出口了大量的低价商品，还出口了少量廉价的民主精英。美国政府兴高采烈地接收了他们，到头来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

西方政府和学者为所谓的“民主的巩固”问题大伤脑筋而不得其解，却始终不承认或看不到只有不拘泥于多党竞选的有限任期的制度化，才是民主的根本所在。从本质上讲，民主是对不确定的有限任期的博弈结果的自愿遵从。多党竞选的道路之所以难以巩固，原因就在于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特别是非基督教文化)中，多党和竞选这两者都增加了政治博弈结果的排他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失败者来说，自愿遵从无异于丢脸和放弃。因此，如果从多党竞选人手，巩固民主等于试图打开一个本来就难以打开的死结。相反，如果从执政党向全社会开放和多党合作的限任制入手，民主的开始本身同时就是民主的巩固。

可是，无论如何，“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总认为多党竞选就是民主共和的唯一模式。在他们看来，不论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党竞选总比没多党竞选好，更多的竞选民主总比更少的竞选民主好，否则共和便无从谈起，正如没有“权源于民”宪政便无从谈起一样。不少“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同情者认为，民主不仅在于多党竞选，还在于能有尊严、有自由地活着。权源于民(主权在民)的理论规范使他们颠倒了人权与政权的现实关系，仿佛人权不需以政权为现实前提而能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中。从这种空想出发，他们总幻想一种合法的立宪是可以按照理论规范来进行的道德选择，从而无视他们想往的美国历史上的立宪也是建立在历史传统基础上的公共选择(黑奴、妇女和穷人均被排除在这一公共选择之外)。而在一切推倒重来的伊拉克式的立宪民主中，人们既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美军占领和石油掠夺)、也不可能有自由地活着(内战持续和暴力泛滥)。

然而，除了过分追求政府的规范原因而忽视所有民主政权的公共选择本质外，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还不愿面对竞选民主本身一些固有的技术性缺陷。因为在他们眼里，竞选民主既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也是“抑制人性弱点的最优程序”。可实际上，竞选民主存在三个方面的致命的技术性问题：一是集体行为逻辑中的“理性的无知一无为”，二是集体信仰逻辑中的“理性的偏见”，三是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

大规模的集体行为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成本集中而得益分散”的固有倾向。行为者花很大力气得来的结果其他人都能无偿分享(存在外部性)。因此，除非有特别的激励(如名望或自我欣赏)，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劳而获地搭便车，而无论行为目标的公共性有多强。在投票选举上，由于了解候选人和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及其性质要花很大力气，而同时一张选票往往对选举结果又无足轻重，选民因此经常选择放弃了解(“理性的无知”)和放弃投票(“理性的无为”)。这样，低投票率就成了竞选民主的通病。由于这种技术性的原因，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占全体选民的比例往往很低，有些应由多数民意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实际上是由少数的民意决定的。另一方面，少数利益集团却因“有限的行为规模和集中的行为得益”的小规模集体行为逻辑而通过游说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人们即便对少数利益集团有所不满，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逻辑仍导致通常的听之任之和无所作为(“理性的无为”)。“民主最能保障多数的民意”或“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就在民主自由的不知不觉中自动成了空话。

集体信仰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由于“得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固有倾向而坚持某种信念。如支持小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个人坚持这一信念时很痛快解气，即便事后错了，直接代价也是由政府或别人(那些当兵的)来付。由于从类似的感情冲动中得到精神满足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行动中便充斥着大量的偏执的信仰(“理性的偏见”)，以至于正确的信念反而相对比较稀缺。相比而言，个人在市场的私人行动中如果固执己见，那么事后错了的代价个人是要全部承担的。这就是个人的私人信念和个人的公共信念的成本差别和偏执差别的原因。这也解释了许多人即便是事后错了也仍固执己见，反正坚持错误几乎免费因而是值得冒险的(幻想着说不定最后是对的)。小布什及其追随者的伊拉克政策就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也使得个人的公共信仰总是比个人的私人信仰来得狂热，而竞选民主正好为这种狂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舞台。政治投机家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煽风点火骗取选票的机会，竞选民主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希特勒式的煽动家(“口力劳动者”)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集体行为逻辑中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无知一无为”使得竞选民主在应该反映民意的地方没能反映民意；那么，集体信仰逻辑中竞选民主的失败则是因为，“理性的偏见”使得竞选民主在不该反映民意的地方却过分反映了民意。竞选民主的更致命问题还在于技术性更强的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集体决策逻辑的问题包括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的矛盾、投票悖论、阿罗独裁定理、程序僵局、制度僵化、筹资腐败、攻击爆料、贿选、计票操控、策略性竞选、策略性搅局、选区重划、滥用选举的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些公开和暗中的“理性的操控”，理论上公正的不确定的程序过程在实践中却充满了确定性，以至于可能出现民选的暴君或昏君。“竞选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因而成了神话。这些弊病也不同程度地显露在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中，以至于推行多年的乡村民主选举至今仍停滞不前。一个崇尚荐举制的德能民主的社会，有什么理由要对一个充满人性弊病的竞选机制盲目崇拜呢？

有人经常引用丘吉尔的一句老话，认为民主虽不好，却是人类试过的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好的。这一老生常谈把民主政治的核心当成多党竞选而不是有限任期，更重要的是未能洞察集体行为的逻辑、集体信仰的逻辑和集体决策的逻辑背后的制度困境。如果把有限任期当作民主政治的核心，民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就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人类的确试过很多政治制度，但并没有穷尽一切政治制度。多党竞选的民主观显然是僵化而不容忍发展的民主观。

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又为什么会死抱多党竞选的民主观，而视有限任期和多党合作的中国民主为独裁专制呢？对民主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是受地域性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不断进化的产物。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人脑的活动也遵循通行的经济原则，即表现在人脑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具有筛选功能的思维模式，以减轻脑体的认知负荷。文化心理学的大量实验证实，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倾向于情境定位，相互依赖，群体思维，关系导向，被动接受型性格，和谐融合，关注背景，开阔型世界观，循环变化观，局部整体二分法，论题而非主题导向，协调妥协，注重结果，辨证思维，亦此亦彼的整体观等等。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则倾向于角色定位，相互独立，个体思维，自主导向，主动传递型性格，争强好斗，轻视背景，隧道型世界观，线性变化观，个体种类二分法，主题而非论题导向，据理好辩，注重形式，逻辑思维，非此即彼的分析观等等。这种思维倾向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农业协作型的自然经济和渔猎自主型的商业经济的不同生态经济环境。尽管其中有程度的问题和融合的可能，但基本倾向仍清晰可辨。

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与我不同的就不是我的同类，不是多党竞选就不是民主；冷战思维之所以难以改变，树敌逻辑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这种对抗性的文化心理。按照轻视背景的思维，民主模式与文化传统无关，一切都被看成是政治家的当下选择(其实人类有人性一文化性一个人本性三个层次之分)。按照个体种类二分法的思维，要么属于竞选民主，要么就不是民主，不存在局部和整体的程度差别(其实竞选民主也有具体选举方式、参与的广泛度、竞选宽度和对抗程度的不同)。而按照隧道型视野和线性变化的思维，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最终走向多党竞选，人类社会非终结于此不可。

在西方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规定下，竞选民主完全被神圣化和宗教化。输出竞选民主变成了一种“圣战”，强使他国“皈依”竞选民主变成了一种天责，由此给人类世界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因这种神圣感而毫无愧疚(这就是为什么我美国在伊拉克干了多少坏事都是“好事”，而你中国在苏丹干了多少好事都是“坏事”)。西方的宗教是一神论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是多神论的宗教，原因也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导向一神论，一神论反过来又强化了西方的思维，以至于连民主也成了一种一神论的宗教。小布什当政的美国已把民主一神论推向了极致，美国政府也因此成了多党竞选民主一神论的强迫症患者，外部世界的一切不同都成为其内心的痛苦而非变之而后快。

那么，为什么又会有不少的中国文化人抱有多党竞选的民主观呢？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崇洋媚外和食洋不化，总认为民主观念中国“古已无之”，故西方的规范便是唯一的规范；二是政治上的“彼岸”心理，总把政治文化和政治事务中固有的问题当成一切皆可由多党竞选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竞选民主根本没能解决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等地的腐败问题，号称亚洲新闻自由度最高的菲律宾问题更多)；三是缺少一个有说服力的民主理论。

中国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竞选民主都走不通。竞选民主不单单是一个领导者进行政治选择的制度供给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否符合国情民情的制度需求问题。同其他成功的创新是供给符合需求一样，限任制的多党合作的制度创新也是制度供给符合制度需求的结果。限任制和多党合作之所以走得通(不同于两干多年来一直在那推倒重来的君主制)，原因主要不在于现政权的力量，而在于注重结果而不是形式的中国文化认的是政绩合法性而不是竞选合法性(何况竞选合法性存在上文所述的种种局限)，在于政权确立后协商合作而非对抗排他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与西方的竞选党争不同)，在于注重深思熟虑和德才兼备而不是哗众取宠和投机取巧的政治传统。竞选民主不仅在于能不能搞，而且在于推行之后结果如何。台湾地区的竞选民主就导致了政治权威的丧失和社会经济的倒退(由于暴力盛行，立法机构更是世界上唯一只能用纸杯而不能用玻璃杯的地方)。当今香港所盲目热衷的竞选民主，由于可能导致的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性增长，将面临不利于其固有的法治社会下经济发展的势头。民主当然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但如果连经济发展都做不到，民主又有何用？低价值的自由难道不正是虚幻的自由？实际上，不论是竞选民主还是限任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它是否鼓励了生产性努力、抑制了分配性努力和消减了破坏性努力。

当今的中国当然还须以“权源于民”的规范进一步发展宪政和加强法治，但西方舆论所认为的中国的人权问题实际上仍是竞选民主的问题。在中国，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保障已有明显的制度性改善。其中受限制的自由主要集中在改变或推翻现有政府形式的自由。限任制和多党合作的制度保障着基本的人权，它当然不能容忍以改变或推翻这种制度为目标的人权存在，正如竞选民主不能容忍以改变或推翻其制度为目标的人权存在一样。因此，西方所谓的中国的人权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民主观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还有什么不自由，那主要是没有多党竞选和分裂国家的自由。很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而不是自由民主的问题。

人性在不同政体中有不同的体现。君主制中政权像私人物品，私人物品的“排他独享逻辑”使执政者更具长期责任心，但实际上也存在执政能力和信守承诺等问题。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中政权像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共享逻辑”使执政者缺乏长期责任心，实际存在的短期行为也只能通过制约和责任制来解决。多党合作的民主制中政权像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的“排他专享逻辑”使执政者具有长期责任心，限任制的存在解决了君主制中的执政能力问题，尽管“排他专享逻辑”仍容易导致向下责任制的缺失。

由于战争年代革命党的传统，党指挥军政法的集权政治仍在不同程度地延续。但集权并不是极权、专制或独裁，因为限任制、执政党向全社会开放和多党合作正是民主的开端。有生命力的民主是认同传统的渐进性创新，而不是不断上演的推倒重来。历史的教训是，貌似彻底的激进变革往往只是以一种代价更高的方式回归传统。俄罗斯的普京面对西方的责难(即便你搞了竞选民主，一神论的民主观仍会对你指手画脚)，承诺并非主张搞另一种模式的民主。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上都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市场化和民主化不仅可以是多样的，也应该是渐进的和创新的。而只有在经济上继续自强，政治上自主发展，文化上开放交流，中国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上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