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我母亲去世了。她死于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这病都这样，医生说她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但她又活了六个月零三天，去世时就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是被活活饿死的。最后一个月，食道癌拒绝任何食物进入她的体内，连喂口水都是痛苦的。这时候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头也直不起来；但弥留之际是清醒，的，她突然伸出枯枝般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尽毕生的力气抖了三抖。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对我说“快！快！快！”。那一刻我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神灵，我侧过头去，朝老屋的门口张去。我以为在天井那里，会有一个老男人从天而降。他背的背，拎的拎，地上还掼着好几只包，他伸着老鸭头，朝屋里张张，说，老太婆，我回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屋的门口空空如也，连秋风都不打那儿经过。屋子里弥漫着桂花的郁香，这时候浓烈到了极点，母亲的手忽然松了，像秋风折断的枯枝从我的手中掉了下去；等我回过头来，她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了。我看了一眼左腕上的罗蒙石英表，是北京时间2004年9月14日午夜11点28分45秒，星期二。
按照老墙门里的规矩，我们应该在家为母亲守灵三天。但是我没有。这倒不是因为十八只秋老虎才走了九只，夏天的余威尚存，母亲的遗体不宜久留，而且没这个必要。我们家无亲无故，母亲是孤儿，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可我又不知道她是哪家孤儿院的，是否有通知的必要？潮王路那边的老街坊因为拆迁皆作鸟兽散了，也无处通知；而父亲那边，我只知道他籍贯山东，民族汉，一出生在山东、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仅此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奔丧的。三天。多么漫长的七十二小时！我若那样做了，反倒是冷落了母亲她老人家。
第二天上午，殡仪馆的灵车就来将遗体拉走了。母亲走后，老屋里仍余香缭绕，数日不散。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相信人的灵魂是有气息的，相信我母亲的灵魂是桂花香型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数次闻到过这浓郁的气息，现在我知道了，那正是母亲灵魂出窍的时候。母亲的灵魂终于走了，屋子重又恢复到陈腐的气息之中。
我再三再四地琢磨着母亲的临终“遗言”。她要说的是“快！快！快！”，这，没有错。但既然不是指那个人回来了，难道是催我赶快去车站，去把那个人找回来？难道冥冥之中，她已经收到了那个人坐哪次列车回家的加急电报？出于我个人的怨恨，我真不愿意提到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1972年4月18日，那个人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说过他要回来的，他说过他要给我母亲幸福的。而他所说的幸福就是让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徒守空房，暗自落泪。我始终闹不明白，母亲为何到死都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她幸福什么呢？她空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诺言，就得到终身的幸福了吗？
那年我三岁，十足才二十三个月。二十三个月大的伢儿有没有记忆力？我不清楚。但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有的只是后天滋生的怨恨。因为他，我母亲过了大半辈子没有男人的生活；因为他，我从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上的父亲。我忌讳使用“父亲”这两个富有责任感的汉字。从懂事起，我就习惯用“那个人”来替换“父亲”。是的，我恨我父亲，尤其在今天，是他让一个为他苦苦坚守了三十二年的女人，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我的恨就开始爆发了。那是一个沉闷而又聒噪的午后，护城河畔的烟柳中，蝉声凶猛，一群游蜂浪蝶纷纷过河而来，徜徉在花丛中，没有小伙伴的我则拖着瘦长的影子，孤独地徘徊在河边，用橡皮弹弓恶狠狠地袭击着那些出没在垃圾堆中的城市耗子；母亲又来叫我去城站，我突然发疯似的冲她大吼大叫。我说，他死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呢！我叫喊着，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愣住了。她瞪大着清澈如泓的眼睛，怯怯地，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她是一个连如何打骂伢儿都不会的母亲，她就眼睁睁地盯着我发疯似的朝清泰门外跑去；见我跑远了，才焦急地喊：米子你回来！米子你回来！
听母亲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过三年多四年不到的时间。那个人没有杭州市籍户口，没有工作和单位，但他想挣钱养家。他第一次离家是母亲刚怀上我的时候。照母亲的说法，他是得知她怀孕了，才决定出门去挣钱的。他出去了五个多月，带回来一小笔钱。母亲没有问他去了哪儿。这钱又是怎么挣来的？我母亲才不会问呢，她相信一个人往往相信到骨头缝里去了。但那个人自己说，他在上海给人挑大粪。每天挑粪都像地下行动，鬼鬼祟祟的，在后半夜，把大粪挑到黄浦江码头，然后从苏州河上运走。他第二次离家是在我满周岁的第二天。一家三口度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后，一直找不到活干的他又走了。他在外面待了七八个月，说是放心不下我们，就匆匆地赶回来了。他脱了一层皮，颧骨凸出，像有人在他的脸皮底下塞了两只乒乓球似的；长发又乱又黏，有一股异味。他撕开牛头短裤上的暗袋，摸出那几张钞票来，理了理齐，塞到母亲的手里。他说我只能挣到这么多了。母亲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在家干般好，出门半步难。她知道他尽力了，但她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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