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欧洲
在中世纪的欧洲，崇敬名为“上帝”的唯一神的一神教信仰体系，曾是支撑整个信仰体系甚至社会结构的基石。
信仰——对唯一“真神”的信奉——曾是欧洲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种一神教信仰传承自遥远的上古时代，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居住于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群体中。根据犹太人的宗教观，他们的民族是上帝最宠爱的子民，所以犹太人的宗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难以在其他的文化群体内传播。因为上述缘故，犹太人的文明体系自诞生以后十余个世纪，历经巴比伦之囚(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曾两度攻陷巴勒斯坦，将古犹太王国王公贵族与臣民十数万人掳至首都巴比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未向外族扩散。直到那个被认为是“弥赛亚”(救世主之意，希伯来文原词转希腊语发音的汉语音译为“基督”)的耶稣出现。
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在位期间(公元14年一公元37年)，居住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个自称为上帝爱子的宗教异端。后世的基督教(在本文中，为了叙述方便，“基督教”被用来泛指所有信奉耶稣基督的宗教信徒，其包括现在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教派以及摩门教等)信徒们宣称，这位弥赛亚在公元30年于约旦河内洗澡时，神性觉醒，将“福音”传布于世人。
由于耶稣的观点与行为违背了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导致了犹太教的分裂。而其自称是上帝之子的言行，更是被犹太贵族和普通犹太教信徒视为莫大的亵渎。这位宗教领袖最终于公元33年遭到罗马帝国官方逮捕，判处被钉上十字架的酷刑。耶稣死后，其信徒编造了大量关于他的神迹，诸如死后复活、当中升天、降下圣灵等，而耶稣的宗教观点也通过他的信徒约翰等人的进一步传播，最终向整个罗马帝国扩散。
在罗马帝国中后期，继承自罗马共和国时代古老的多神教体系逐渐瓦解。一方面，蛮族不断入侵导致国力消耗巨大；另一方面，耶稣开创的宗教已经形成了气候，其信徒遍布帝国全境，与竭力打压和抵制他们的帝国官方四处冲突。内忧外患下，为了继续维持帝国的凝聚力，公元313年，时任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一世发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发还此前没收的教会财产，同时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以这一敕令为转折点，基督教开始完全融人欧洲社会的各个角落中，从信仰逐渐演变成包括日常习惯、行为准则、道德标准、饮食习惯在内的包罗万象的超信仰体系，与罗马留下的痕迹一起，成为了定义欧洲文明的基准。
上帝的信徒结成教会，教会由各教区的主教统领，主教们受统领与指导地区教务的红衣大主教节制。地位最为尊崇的罗马梵蒂冈主教身披白衣，自称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万千信徒的引导者，我们习惯称之为“教皇”。
教权曾经依附于皇权，但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撤往东部残存国土上的罗马帝国皇帝虽有具备合法正统身份的教廷扶持，却已无力节制位于欧洲西部的教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仍属皇帝统辖的教会逐渐和西部尊崇教皇的教会离心离德，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基督教会大分裂。
1054年的大分裂撕裂了基督教会体系。从此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派自称“公教”，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首的东方基督教派自称“正教”。东、西教会都视自己为正统，在各种仪式和规章上争论不断。我们一般习惯将罗马的教会称为“天主教”，将跟随罗马皇帝迁往东方的教会称为“东正教”。
东正教教会遵循着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教会与最高宗教领袖大牧首，受罗马皇帝(拜占庭或者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节制与领导。因此，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虽然地位崇高，却也只是皇帝臣下神职人员中位阶最高的一位。与之相比，依然驻在当时已经几乎沦为废墟的罗马城内的罗马教会，除了心中的上帝几乎无人可制，相当于完全独立的状态。更因为其乃耶稣门徒之首——圣徒保罗一手创建并担任首任主教，罗马教会遂在基督教世界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势力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逐渐壮大，在以后数个世纪内逐步遍及现在的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凌驾于国王与贵族之上。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说，宗教和教会有其积极的一面。 自蛮族大侵袭与西罗马帝国毁灭以后，西欧的人类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倒退趋势。一方面，从北面和东面入侵并占据帝国西部废墟的各部族尚未开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毁灭，一度成为欧洲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拉丁语渐渐凋敝，记载着罗马帝国曾经文明历史与思想成就的纸卷和书本渐渐遗散。相比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欧洲的文盲率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唯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保留了相当部分的知识与文化。教会偏重于收集各个时期的帝国典籍(尽管一般只挑选符合他们兴趣和观点的著作与书籍来保存)，而神职人员也都是能读会写之辈，这事实上起到了保存文明火种的作用。
基督教从诞生以来就对向外传播有着偏执式的热情，热衷于向一切可以或者可能听懂他们布道的生物传教。大量涌入并占据帝国旧有疆土的蛮族自然也不例外。在广大传教士与神父们数个世纪的努力下，帝国西部废墟上的蛮族普遍皈依“天主”，崇信“真神”。可以说，教廷对于帝国毁灭后的再文明化功不可没。
另外，从历史角度来说，欧洲从古至今就一直面临各种外来危险。最具威胁的莫过于定期出现在东方草原上的西进游牧部族，这些被后世历史学家戏称为“上帝定时从草原上踢出的死亡因子”会以数个世纪为周期，在短时间内席卷欧洲。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