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宿的灯红酒绿中，花车实在不起眼，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仅容一个吧台，一条长沙发配着两张小桌，另有一条单人沙发嵌在拐角处。顶头是一个7岁女孩的裸露照片，略显婴儿肥的脸庞叠印在这间居酒屋女主人的脸上——她正是照片中的女孩，如今已是满脸堆笑、通体丰腴的妇人。
陪伴着“小女孩”的，是大大小小有着明显情色意味的照片，被见缝插针贴在墙面上，边缘处点缀着一些名人来访这里留下的拍立得小照片——照片大多出自荒木经惟之手。他就端坐在那个长沙发的尽头，紧靠着卡拉OK播放机。
这是2012年的春天。荒木当时72岁，仍然是一身黑外衣、印着自己作品的T恤和鬓角翘起的发型，这身装扮曾经被形容为“像一只猫”，但他现在宁愿不要有人提及这个字眼。“我的猫死掉了。”他说。他是在一阵爽脆的笑声后说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听到了悲伤。
在此之前，我们刚要了点啤酒，邀请他时，他先是装作严肃地说，“你们不能让我喝酒，我可是刚刚从医院出来的。”然后话锋一转，“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哈哈。”
曾与妻子阳子一起出镜的小猫奇洛，在阳子1990年去世后一直陪伴着他，甚至比那些情人们更可靠，它在2010年初离开了；2011年夏天，他不得不每天搭出租车去接受癌症治疗；“3·11”大地震也让他有点难受，他每天早起在阳台上朝着东边的天空拍照，以示祈祷，可不久那座住了30年的老房子又拆了，他搬到一个卧室对着西面天空的房子里，所以早上起床后，不得不爬到屋顶上去拍摄。
但也大可不必就把荒木看成一个陷入感伤的老人，年龄的确让他稍微远离了性感的女性胴体，但他仍然乐于和遇到的任何一个女人热情调笑。采访过程中，他从不闲着，利用记者和翻译交流的时间四处“出击”：和助理扯几句中国的话题；回答一个长问题的中途，突然向另一个女士发出邀请，“卡拉OK？”在声称“只要五分钟就能搞定一个女人”后，就侧身问穿黑衣的翻译女孩是不是法官、等会儿要不要一起去法院……“现在的日本不再具有这般湿度了”
“3·11”大地震发生时，荒木正拿着相机走在东京街头，“我就看着楼在晃，想它会不会垮。地震后，我想回家，但交通有管制，五个小时后才到家，在车里我也在不断地拍摄。”他当时想去福岛，没能去成，后来也没成行：“在遭受海啸袭击的地方，对于被毁坏的场景，我会觉得很雄壮，可能会不小心说出‘真美啊’。但如果说出来，旁边的人会很生气。毕竟死了很多人，不能这么说。想到这一点，就忍下来，没有去。”
他总是在不正经中流露着柔情，又在多愁善感中带着几分戏谑。这几乎从他童年时就开始了。
1940年，荒木出生在东京台东区的三之轮，一个平民阶层聚居的下町地区。“传统的小房子被分割为两个单元，所有的事情都因此变得更紧密。一个人可以从这个屋进到那个屋，后院的邻居能提供给你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十分人性化的地方……再往北一点，就是北野武出生的地方。”荒木介绍说。
附近就是传统的红灯区吉原，临着的净闲寺，最早在1855年大地震时，草草收纳了一批遇难的妓女，后来就成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妓女老死安葬之地，所谓“生于苦界，死在净闲”。
“作为一个孩子，就与坟墓(死亡)和妓女相伴，这个环境的特点影响了我的一生。”荒木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生命和死亡对我来说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认为所有和他摄影相关的东西，都能从童年找到源头。“即使我不住在那里了，我的根也在那里。我浸染在传统木屋的环境下。‘同情’和‘多愁善感’渗透了我。”
他最喜欢红色，也在5岁那年就奠定了。“美国的B一29轰炸机投下的核弹将日本的天空染成红色时，我就发现了红色的美丽”，“这种颜色传达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阴谋。”但直到六年级时，他才从本职是木屐制作工人、业余是摄影爱好者的父亲那里借来相机，拍摄了第一批照片，其中包括了他暗恋的女同学。
从那时起，荒木就沉迷于胶片的质感，他称那是“湿润”的——反之，数码摄影则是“干燥”的。让他动心的记忆常常与“湿润”相关：拐进任何一条简陋的小巷，土质的路上，总是生长着花朵；每一天清晨总是从花朵的绽放开始；草木和细雨；猫和女人如水流动的肢体……
P135-P139
一
这本书讲述的全部是他乡——他乡的城市和人物。
在采写它们的同时，我的生活也静水微澜般变化着：结婚，生子，办各种手续时在行政壁垒的皮球间奔波，承受工作上的责任与瓶颈，在管理中体会人性的真实，在各种细碎的职业报道中收藏现实的魔幻，从父母农人式的絮叨中辨认出家乡各种微妙的变迁……
我不清楚此时此地的体验，有多少影响到了书中所写作的他乡。当然，那不会是严格的对应，更不构成有逻辑的提问和答案。它们仍然是对一个个独立世界的直觉和好奇。
这本书的一些灵感来自于简·莫里斯，她是一位兼具感性和洞见的旅行作家，有着从一个小小瞬间就提炼出所涉土地之灵魂的魔力。在极为丰富的一生中，她既自信于匆匆一瞥下的发现，也重复拜访了许多地方，在世易时移中细心记录和验证自己的观点。
这种锤炼一直鼓励着我。但我远没有莫里斯那样的才情、勇气和经历，我借助了一些历史素材来弥补对现实体察的不足。这是该书让我感到惭愧的地方之一。
如果说，很多旅行写作是提供了通往他乡的路线图，我的这些文章，或许是在他乡的故事里，纠缠了一些回到此地的线索。
二
多年前，在供职于一家电影杂志时，我曾主动请缨，承担了一个名为“大师”的栏目。每期几千字的文章背后，我要把当期这位电影大师全部的作品和资料看完，在这里面去寻找自己报道的角度。这种高度浓缩的训练，使我得以在他们的人生中，一次次去辨认各种天真与世故、复杂与欢喜，试图找到贯穿他们人生的线索或是因种种缘由萎缩的可能性……
这种密集的人性激荡，多少弥补了我的愚钝，也让我不断感受到那些伟大生命中质朴的力量。这种厚赐，也是书中这些他乡好奇之旅的动因。
还记得2010年夏天，我已经在Lens工作时，被派往东京采访导演筱田正浩。只有临出发前两天做准备，能找到的中文和英文资料很少，所以，我重点只把他的作品看了一遍，然后记下自己的想法。
筱田正浩素以知识渊博著称，采访时，他有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主动表达的欲望更强。谈他对日本人来自中国的考证，谈毛泽东和“文革”……很多内容都是不适合发表的。我心里暗自着急，等到一个他停顿的时机，我抛出了看他拍于1965年的《异闻猿飞佐助》时的一个直觉联想。我问他： “那部电影中，间谍在丰臣和德川两大家族对峙中的存在，是否是当时日本在前苏联和美国冷战间寻找自己身份的一个象征呢？”翻译翻过去后，他和翻译讲了很久，然后，翻译转过头来告诉我：“导演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和他说。没错，他拍的就是冷战。他所有的武士电影都是政治电影……”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能明显感觉到老人会时不时停下来等我提问。虽然由于准备仓促，我的问题大多很幼稚，但他都很有耐心地回答。
采访结束后，他又一次说起：谢谢你看懂我的电影。那时，他已经从导演位置退休多年了。
像这样带着种种直觉的好奇，并试图去读懂它们，就是支撑我在一个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一次次仓促的他乡之旅中乐此不疲的原因。
这是狼吞虎咽又充满惊喜的过程。
三
写字的人，想必都会寻找自己的马孔多吧。
我原本想自己的第一本书，也应该是献给此时此地的“深化熟悉之物”。但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充满了庸碌，而我还缺少咀嚼消化它们的能力。所以，更多的时候，停在他乡、他人的故事里寻找营养。
一开始，我会更多注意到那些夸张、怪异的细节，它们有助于让文章显得华丽，但慢慢地发现，总是一些看似平凡的细节更意味深长。
比如，关于作家塞林格有一个细节，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提到的：“爸爸总是喜欢靠近干暖舒适的火，这是生活中真正体会过潮、冷、悲惨的人所享受的快乐。经受过磨难的人有一种品质，不像我们其余的人这样对事物理所当然。就我所知，父亲从未想当然认为自己该享受干暖，该免于枪弹。”
这要结合塞林格的战争经历来解读。他在1942年4月入伍，为此写过几篇宣扬报仇心切和赞颂战斗荣耀的小说。从1944年9月初到12月底，塞林格所在的第四师离开巴黎向赫特根森林进军，平均每月减员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没有目标的森林区被冻死的。最多的时候，塞林格一天里看到200多人在身边倒下去——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场由指挥失误造成的没必要的战斗，作为部队的情报人员，塞林格无疑对此知根知底。玛格丽特猜测，在要拉出敌人的尸体才能钻进去的狐狸洞里，依靠母亲每周寄来的袜子才活过严冬时，塞林格就在梦想着要拥有后来那个温暖、安全的隐士的家了。
采访摄影师荒木经惟时，这个老顽童说到女人说到现实，都是充满了不正经，但说到童年居住的东京下町地区时，就多了点温柔。他说：“当你拐进一个巷子，道路都是土的，里面长出一朵美丽的花——它既混乱又美丽。下町的激情，也就是这种感觉吧。”
他是用东京下町这种有湿度的感觉，来与现在钢筋混凝土和机器的世界对比的。他很少离开日本，甚至很少离开东京——在东京，他也不是什么都拍，他常常定期去那些熟悉的地方。只有一个人愿意待在某地一动不动，直到快要发霉时，才会有类似“潮湿”和“故乡”的体验吧。这种体验不是慢慢经过、旁观、审视，而是一种融入、等待、记录。“东京跟我的生理合拍，是我的子宫，”他说，“因此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在新宿，有一家叫“花车”的居酒屋，墙上有一个7岁女孩的裸露照片，那女孩正是居酒屋现在的女主人——如今已是满脸堆笑、通体丰腴的妇人。包括我们在内，很多人送给荒木的礼物，都被存放在这里。几十年来，他和很多人在这里的合影，也都被贴在墙上。就像一个洞穴。那时，你会特别容易理解，荒木为什么说，“最影响我的不是人，而是时间的流动。”
在这本书中，除了人物报道，我也会在城市报道中寻找这样的细节，将这些城市虚拟成一个个有性格的、可以对话的人。
四
乔治·奥威尔并非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就探索世界这个事，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榜样。
奥威尔早期的作品语言华丽、俗气，模仿的都是19世纪的文学“遗老”，他们大都描写过流浪汉的经历，于是奥威尔就亲自去过流浪汉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待在地下室里刷盘子，和很少见到阳光的苍白、肥胖的女人以及老鼠、蟑螂为伴。还曾采摘啤酒花、处理鲜鱼、搬运包裹，甚至做过家教。有一次还突发奇想要去监狱体验一下，在试图以酗酒的名义让警察逮捕自己时，因为对方的懒惰而失算了。
我缺少勇气以这样“笨拙”的方式去体验生活。唯一做的，不过是鼓励自己不要浪费遇到的任何事，不断去观察和体验。
我曾经有很急切的和同龄人比较着成长的感觉，也是在奥威尔那里，我释放了这种焦虑。奥威尔在33岁时还像是在蹉跎生命：1936年1月开始，他靠着公共交通工具和一双脚，在严寒中走过考文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结果，那里经济的萧条、工人的贫困、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让他感到震惊和恐怖。在一个小镇上，他久久地盯着一个女人的脸，因为那让他想起一具死尸的脸。
奥威尔身上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他从来不做某种观点的俘虏，他一定要在生活中验证它们。在上述的孤独之旅中，他目睹平民的苦难，和右翼人士的冷漠，而决定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很快又会在左派知识分子那里，观察到他们控制、欺骗民众的倾向，而未受教育的群众如此容易受到欺骗更让他意外和慌张。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但从很小就喜欢观察身边人的状况，有那么一点社会学的自觉。所以，在大学和随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很急切地收集各种知识，不少是消化不良就照单全收的。我是走了很多弯路，才有了一点类似奥威尔那样的自觉。但在这本书的部分细节里，可能还会有观点没被嚼透的感觉。
奥威尔让我动心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是带着内心的真实冲动上路的。 他的一生不断体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也是一种至今影响着我的隐秘的情绪——却最终写出了对这一倾向的深刻讽刺。
他曾在1936年底去西班牙帮助反抗弗朗哥，结果，他看到毫无准备的年轻志愿者被鼓动到前线毫无意义地牺牲，左派阵营还在争权夺利，在自己人背后施放冷箭……“二战”期间，他服务于BBC，地位轻微，任务繁重，写了大量新闻作品，虽然同时在抱怨这些速朽的小文章消耗他的生命……
在充斥着实验和创新、天才与骗子的时代，奥威尔一直用他那种老套的品味和自我折磨的方法来增益智慧。与之相比，我耍了太多的小聪明。这是这本书第二个让我感到惭愧的地方。
五
他乡的迷人，很大一部分由想象构成。去往那里，难免也是破除想象的过程。
比如，以前只从作品里阅读哈维尔的观点，是一种碰撞，后来他去世，又集中阅读他的传记材料，以及别人的评价，会注意到他自己的一些矛盾，和别人复杂的情绪。而在布拉格，当我分别向名人和普通人询问对哈维尔的理解时，又会得到更丰富的信息。
电影导演伊日·门泽尔觉得哈维尔是一个有点脆弱的好人，“始终都没有控制住身边的人，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强悍”。
一个业余搞摇滚乐队的年轻翻译，对哈维尔没有特别的印象，他对后者的好感更多来自于其正直、廉洁，而不是哈维尔以“哲学王”的面目期待引起公民互动的思想。在“天鹅绒革命”后不久，哈维尔就失去了之前那种强大的影响力。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数年中，反对哈维尔的政敌讥讽他是个幼稚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许多捷克百姓也开始不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像是在不停地说教，也因为他反映了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缺少勇气。”基里·佩赫在一篇纪念文章里也曾说道。
显然，根植在特定的土壤里，观察人性真实的互动，比只是理解和引用，要更有意义。而在实际传播的过程中，复杂的现实总是容易被忽略、简化或是转成了某种符号。这是我小心翼翼想去避免的，但因为思考力的不足，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
娄军所著的《在他乡寻找自己》以他乡为主题，和城与人对话。作者造访维也纳、布达佩斯、华沙等七个城市．感受这些城市的激情与诱惑、焦虑和不安；聆昕摄影师荒木经惟、日本电影新浪潮主将筱出正浩、电影大师门泽尔、戛纳最佳女演员于佩尔、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人生故事，感受密集的人性激荡。
用脚步阅读世界，用言语探索人生在城与人的对话里，感受密集的人性激荡一种急切地了解世界的愿望。一次理解很多条道路的邀请。
娄军所著的《在他乡寻找自己》就是一场文化的旅途，不断的行走不断的寻找，寻找自己；寻找未来。用双眼去探寻不同的城市，用心去感受不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