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求知探索的学者与我们共同思考，一个饱经生活历练的智者和我们真诚对话，让他带着体温的思想温暖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为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一直热情而真诚地与青年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关心与思考中国青年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敏锐的思想，澎湃的激情以及对理想的坚守，影响感染着无数的青年朋友。

北京大学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直面现实社会，用切身的生命体验与青年朋友分享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入思考和领悟，倡导青年脚踏实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拓展生命的精神空间。

本书所收录的文字，都是近年来作者和大学生进行心灵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作者最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无论是青年大学生，还是作者自己，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每次演说、通信，都达到了作者所期待的生命的互动。我们彼此都有很多收获。

上编 演讲词十六篇

1.漫说大学之大

2.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

3.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

4.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

5.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

6.“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

7.“我们”是谁？

8.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9.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10.我的两个提醒

11.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谈谈“民国那些人”

12.巴金和他们那一代人

13.王瑶先生以及我们那代人所受的教育

14.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

15.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16.关于“鲁迅演讲”的演讲

下编 书信五十通

后记

二、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題。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料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贏，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于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入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一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穷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主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有浓郁的边地风情的小说。还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西方订典音乐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等，就是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会和知识分工的制约，同时也在努力突破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问题是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这就提出了一个专业知识和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当然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也是其乐无穷的。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只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狭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工具化了。这就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任务：既要进入专业，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做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走出来，看到专业之外的广大世界，博览群书，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开拓更加广大、自由的精神空间，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对在座的理工科大学生说的话：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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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退休，就意味着离开了北大讲台，没有想到，却因此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讲学，走向了更广大的讲台。尽管我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中小学教育和农村教育，但依然没有忘记当代大学生，和他们有不少的接触。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的一个自觉的努力。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的一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离不开年青人。我的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就是明确“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的。因此，我和几代年青人一一二十世纪“40后”、“50后”、“60后”、“70后”的四代人都建立了密切的精神联系。我退休前几年，大学里就已经出现了“80后”的一代人，退休之后，大学生就基本上都是“80后”这一代了，这一两年又出现了“90后”这一代人。按一般人的看法，我这样的“30后”人，和“80后”应该有很大的“代沟”。但我却恰恰想突破这样的“代沟”，努力地去理解这一代人，并试图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即我所说的愿意和正在思考问题的年青人，建立某种精神的联系，这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也是一个自我挑战。

本书的演讲与书信，大都是我在退休以后，和“80后”这一代大学生(也包括之前、之后的部分大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我最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无论是青年大学生，还是我自己，都没有感到什么障碍，每次演说、通信，都达到了我所期待的生命的互动。这构成了我晚年生活的最大亮点，我因此对听我演讲，和我通信的大学生朋友永怀感激之情。这确实是相互的给予，共同的享受。

本书所收的演讲，主要是近几年的——最近的是2008年上半年的，因此，大多是第一次收集。但也有几篇是从已经出版的《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漂泊的家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文学艺术出版社)、《我的教师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书里选入的，这是要请购买了这些书的读者原谅的。书信的一部分也曾收入《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生命的沉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扳)，但主要部分还是为此书而专门整理的。其实，我写的书信远远不只这些，因为都是手写(这是我的习惯，总是觉得电脑里打出的不是信，真正的书信还得手写)，写完就匆匆寄出，绝大多数都没有复印或留下手稿，只有少数几个年代，如2000年、2004年的几段时间，留了点心，复印了一些书信。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书信都集中在这几年几个月，原因就在于此。这里，顺便说一句，如果有读者收到并保留了我的回信，觉得信的内容还有点意思，那就请复印一份给我，寄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算是我们彼此结缘的一个记念，我当感激不尽。

200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