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周作人旧版书的乐趣
二十几年前丁景唐先生写过一篇长文《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在海了去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很是扎眼。周作人的旧版书也一样有很多人专心搜求，但没有谁敢起同样的名目。宋朝人郑樵把买书分为“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没得说，专门搜购某个作家的著作，——像周氏兄弟，该算作“因人以求”了。
五十年代是搜罗周作人旧书的最好时光。1956年曹聚仁写道：“笔者最近在北京东安市场搜到了一批知堂老人晚年的散文集，有《药味集》，《秉烛谈》，《秉烛后谈》，及《书房一角》，那几年的周氏散文小品，大致也搜得差不多了。”(《周作人悼范爱农》，载香港《热风》杂志)
除了著名的旧书圣地东安市场，街头巷尾的地摊也是好去处，阿英的《文代会日记》即记录了他1949年4月至9月间，在北京和天津的旧书摊淘得的周作人旧书二十余种，有时一次就能买到好几种。日记里还记着书价，今昔对比，很有意思。当时水果的价格——“梨一斤360元(旧币)”，“平果一斤400元”；而阿英所购周书——“《苦竹杂记》150元”，“《陀螺》《瓜豆集》300元”，“《夜读抄》《谈龙集》《苦茶随笔》450元”，“《永日集》150元”，“《药堂语录》70元”，“《风雨谈》《艺术与生活))200元”，“《狂言十番》100元”，没有太贵的，也没有太便宜的。
巴金六十年代托旧书店找来一捆周作人旧书，因为忙一直没来得及细看。1982年秋黄裳去巴金家，闲聊中巴金从楼上拿了“一本《药味集》，还有两本《谈虎集》”下来。这本《药味集》竟是黄裳早年搬家时走失的那本，更奇异的是，周作人在老虎桥狱中给黄裳的“题诗”原迹仍旧安然夹在书里。此事也许要算“搜求周作人旧版书的乐趣”的无数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记录搜购周书过程最详尽的要算常任侠先生了，他的《战云纪事(1937—1945年日记选)》里，约有几十处购周书的日记。1937年4月8日记：“上午至田汉家，……归校过花牌楼买《瓜豆集》一册，又航空奖券一条。”1938年7月26日记：“上午天阴，雨。长沙张志强君获一玉尺，函请沫若考证，沫若嘱为代考，大概为伪制。晚间，过江，至市党部。歌干班又无课。买《泽泻集》一册，《地下》一册。”
谷林先生亦有收集周作人书的雅好，时间也是在五十年代，后来他写的《曾在我家》，专门详细记述寻访周书的历程，是这类访书记中最好的一篇。谷林的搜书法另有异于常人的地方，他说：“我搜罗周氏著译单行本之外，凡遇零种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往往发现集外文字，尝思抄出别存，卒卒少暇，未尽如意。”我前向得日文版《骆驼祥子》(1943年版)，乃周作人作序(中文)，虽是无心之得，却暗合谷林翁之意，这书就算买值了。
除了上面说的那种寻觅的乐趣，还有的周作人旧版书热衷者，径直向周本人索求。周作人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中有许多记载，记的是读者来函索书，他有存的就给人家寄去，没有了的就托旧书店代为寻找，总是给读者一个交待。这样的事周作人似乎比鲁迅做得多，盖弟弟比哥哥多活了二十多年也。
1997年第一期《书城》有马里千文《周作人未刊书信四封》，马千里在五十年代末搜集周书，“大概不出两年，就收得二十种左右。”马先生很细心，觉得尚不够周作人自定散文集“二十二册”之数，便给周作人写信求教。周作人1959年回信：“里千先生：来信敬悉。承问文集二十二种，均系已出版者，故《桑下谈》不在内，内有《知堂文集》列在第九种。《秉烛谈》敝处尚存一册，先生拟借看，日下当寄上，近因患感冒不能出门也。此致敬礼。二月九日，周启明。”据此，我们知道除了送书，周作人还借书给不认识的读者。
我自己顺理成章也是周作人旧版书的痴爱者，惟生不逢时，二十年下来，仅积得不足二十种，大部分还是使了强的——自拍卖会购得(稍可自慰的是，竞买出价虽昂，毕竟全部是吴晓铃先生旧藏)，只有两三种可算“偶遇之得”，这其中即有《药味集》。
P21-24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我一直都应该算作喜欢往回看的性格，还是十来岁时，就常怀惆怅之情。秋天天气凉了，站在钓鱼台湖水边，游泳的人没几个，我想念才过去的夏天是多么的欢声笑语。有同学随父母迁往外地了，同院的玩伴搬家走了，都会使我长久地陷人情绪低落。记忆中这样的场景很多，刘禹锡“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刘基“怀往事，空凄切。思不断，肠千结”，丘逢甲“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一类感时伤怀的句子因此记得牢，这里面都含“往事”二字。如今我把这样的情绪化作对自己收书史的回顾，实与往事故人一脉相承，“物是人非事事休”，当一切都成虚幻，惟有书还在。
二0一0年七月五日
小言：未应长作收书人
起个书名“殊未称意，踌躇旬日”，竟成了难事。最近的一本书便因书名与编辑来来回回交涉了好几回合，最终定下的书名是双方妥协的结果。稍早的一本书，书名五个字，其中“蠹”字很多人不认得，有位读者说得有趣：“五个字就有一个不认得，里面不定还有多少不认的字。”知难而退，这位读者有可能就不买你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了。我在书名上不大愿意让步，譬如《终刊号丛话》，对方想易“丛话”为“杂谈”，我气得不得了，连夜写信表示不能改，第二天又打长途电话强调不能改。书名有时就是个噱头，瞧瞧现在的某些书名，真令人掩鼻疾走。实在起不出来名字，有个讨巧的办法，从前人的智慧里“借个火”。既然声明是借，就该说清楚出处，我这个书名是从赵景深先生那借来的，赵景深六十五年前用它在《上海文化》杂志上做过专栏的名字。我收藏有这本杂志。最早是姜德明先生在梳理“书话”渊源时提到赵景深这个专栏。
据称赵景深藏书最完整的时候达三万册，编有藏书目录九本。他去世后，家属将藏书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经过清点，计有线装古籍二千余种，八千余册；中文平装书九千册，外文书二百余册，总计约二万多册。赵景深尽管嗜书，却不吝啬出借。有时买书还买双份，一份便是专门供人借阅的。王骧教授曾赋诗赞颂道：“文坛巨擘老人星，著作等身至可钦。更有一桩人罕及，藏书肯借见胸襟。”赵景深主编过《虹纹》《文学周报》《现代文学》等杂志，他撰写的《书呆温梦录》是早期书话佳作。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十三页显示的1894年版《海上花列传》，封面盖有“赵景深藏书”之印，使我们得见他藏书的冰山之一角。
我以前是读书的，谈不上手不释卷吧，但总归是爱读的。在农村插队的几年，有一个冬天没有回北京，给自己定了个计划，趁没人的时候读一遍《红楼梦》。1971年2月21日，下了雪，这天我在日记中抄了《青年近卫军》里的几段话，好使自己振作一点儿，当时的情形确实太糟了。其中这段话值得再抄一遍：“斯塔霍维奇跟所有具有他那种性格的青年人一样，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自尊心，他可以或多或少地表现的坚强，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在他接近的或是具有道德威望的人们面前，他甚至可以完成歇斯底里的英勇的行为，但是在单独遇到危险或是困难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懦夫。”在那个多雪的孤独的冬天，法捷耶夫的话最是合宜，一向所说的“文学的力量”，照耀到如此偏僻的小村庄。
收在本书里的《青海读书记忆》，同样是我以前喜欢读书的证明。现在看书的条件太优越了，读书成了最轻而易举的事儿，这样反倒使我分外怀念过去的苦日子。我曾在《虹南作战史》的扉页写了一段话：“不可思议三十年前是如何一页一页读完此书的，后人无论如何诠释历史都无法真实地还原历史，那仅是一个念头，一瞬即逝，捕捉不到。青海岁月，帐篷里读这书，帐外呼呼的荒原之风，每个夜晚做完工，将歇时分，这书成了每天的盼头。今日以六元钱购自报国寺书摊，用来纪念三十年前的青海。”
近二十年来，我渐渐由“读书者”转变成了一个“收书者”，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搭在收书买书上，忘乎所以，患得患失，徒增马齿，一无所成。有人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跳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换一种活法，这样也许你才能明白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愚蠢。我觉得此话有理，很值得试一试。
二0一0年六月二十日夜于城西老虎尾巴
谢其章，祖籍宁波，上海出生，久居北京。近年勤于撰述，出版多部藏书藏刊专著。计有《书蠹艳异录》《书呆温梦录》《老期刊收藏》《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搜书记》《搜书后记》《漫画漫话——1910-1951社会相》《蠹鱼篇》《都门读书忆往》等。另编著《北平何挹朋藏书记》《电影杂志》《邓云乡讲老北京》等。香港书界誉为“谢氏书影系列”。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种》栏目曾专门介绍《搜书记》。另于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千余篇，多涉猎文坛旧闻掌故，对提升古旧期刊的版本地位出力尤多。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曾拍摄谢其章书斋，并作访谈节目。本书《书呆温梦录》就是由他所著，收录其随笔作品33篇，包括：《这书，是在等我买吧》、《黄俊东的三本书话书》、《青海读书记忆》、《毛边书是阅读的反动》等。
《书呆温梦录》是新一代藏书家中的领军人物谢其章的个人随笔作品集，共收作品33篇。多数文都围绕“书”展开叙述，如：《<青年界>的两个专辑》、《<文学>杂志“战时版”》、《我与<永安>月刊》、《香港老牌文史掌故杂志<大成>》等。喜欢看书的人可能会在这里找到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