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所谓时代错误（anachronism）即把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东西于其尚未出生、尚未发生或尚未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予以陈述或提及。在一个人已不存在的时候而误以为他尚在人间，这当然也是时代错误。文学作品里这是常见的事，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有时亦不能免。莎士比亚当然不是例外。且举一些例子如下：
《冬天的故事》里提到雕刻家朱利欧·拉曼诺为赫迈欧尼画像的事，按拉曼诺卒于一五四六年，和《冬天的故事》时代相距有一千六百多年之遥。这一锚误近似“宋版的康熙字典”了。在这出戏里我们知道赫迈欧尼的父亲是俄罗斯的皇帝，但是这故事的背景是放在耶稣纪元以前，彼时俄罗斯尚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哪里能有皇帝存在？这个故事既然是发生在耶稣诞生以前，如何可以提到“清教徒”、“原始罪”、“犹大卖主”、“圣灵降临节”？
《尤利乌斯－凯撒》一剧里也有严重的时代错误。布鲁特斯一派的人定钟鸣三声为分手的时刻。钟而能鸣，当然是自鸣钟。这样的钟是很晚近的事。自鸣钟的发明只有三百多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玛窦来献自鸣钟，秘不知其术，大钟鸣时，正午一击，初未二击，以至初子十二击；正子一击，初丑二击，以至初午十二击。小钟鸣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按万历二十八年为公元一六Oo年，利玛窦以钟来献，想来钟在彼时尚是新奇之物，距新发明当不甚远。凯撒卒于纪元前四十四年，距自鸣钟之发明当有一千六百多年。故凯撒时代的人不可能知道有自鸣钟其物。那个时代报时的工具应该是“漏”，水漏。还有，剧中提到布鲁特斯“读书时把书页折了一角”。按罗马时代的书只有“卷”而无“页”，故书页折角乃绝无可能之事。
《伯利克里斯》剧中提到“手枪”。按手枪始创于意大利。约在十九世纪中叶。伯利克里斯是纪元前五世纪希腊政治家，在这样古的时代怎能说到手枪？
《泰特斯·安庄尼克斯》剧中萨特奈诺斯与塔摩拉结婚前发誓说：“牧师与圣水就在近边……”按牧师与圣水为天主教堂举行婚礼时所必需，而此剧背景是在罗马时代，与天主教堂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又，此剧中之陆舍斯扬言要“砍下‘俘虏们的’肢体，放在柴堆上燔烧……祭奠我们的弟兄们的亡魂”。按罗马一向没有燔祭人肉的习惯，罗马人固然强悍残忍，但是杀死俘虏燔其肢体以飨阵亡将士之灵，罗马文化中尚无此一项目。
《考利欧雷诺斯》剧中拉舍斯赞美马尔舍斯之勇敢善战日：“凯图理想中的军人。”按凯图生的那一年，考利欧雷诺斯已死去了二百五十五年之久。拉舍斯是考利欧雷诺斯同时期的人，如何能在他的口中说出凯图？莎士比亚此一错误亦有其根据，他根据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须知普鲁塔克的传记，是叙事体，作者以第三人的地位尚论古人，引用较晚的凯图的理想来赞美较早的马尔舍斯，固未尝不可。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戏剧，句句话都是对话，那便不可让拉舍斯口中吐出凯图这个人名。莎士比亚喜用普鲁塔克的文句，偶一不慎，遂生纰漏。
《亨利八世》剧中，诺佛克公爵对白金安公爵说：“法国破坏盟约，扣留英商货物。”按扣留货物一事发生在一五二二年三月，而根据历史白金安公爵已于前一年五月十七日被斩首。
《理查三世》二幕一景中格劳斯特乞求大家对他谅解，一位一位地数着，把乌德维尔大人、黎佛斯大人和斯凯尔斯大人当作了三个人。其实所谓乌德维尔大人，根本无其人。事实上王后的弟弟安东尼·乌德维尔即是后来的黎佛斯伯爵，亦即斯凯尔斯大人，一个人有两个勋衔，莎士比亚遂误以为是三个不同的人了。这倒不是时代错误，不过也是错误。
《亨利六世》上篇五幕四景约克称阿朗松为“声名狼藉的马基雅维利”，是把马基雅维利当作野心家的别名，因为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申述用人处事以及纵横捭阖之术，一般人（尤其是未读过其书的人）斥为有关霸道权术之作，不合于宗教道德之理想。但是《君主论》之刊行乃在一五一三年，而亨利六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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