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本书以图片形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周恩来在上海时的生活、工作，全面反映了伟人的光辉业绩和思想风范。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110周年诞辰。谨以本书的出版献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寄托对他的无尽思念。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参加并领导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本书以画传的形式，再现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与战斗的经历，展示他与上海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

引言

一、临危受命

——出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二、奋起反抗

——面对“四一二”逆流

三、深入虎穴

——探索白区工作斗争经验

四、育种播火

——关心支持红军和苏区建设发展

五、威震敌胆

——创建领导中央特科

六、智破敌谋

——紧急处置顾顺章叛变和“伍豪事件”

七、运筹帷幄

——组织指挥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八、调兵遣将

——冲破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封锁

九、雾海明灯

——“周公馆”设立的台前幕后

十、针锋相对

——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本质

十一、据理力争

——为解放区人民争取应得的权益

十二、肝胆相照

——壮大和平民主统一战线

十三、决胜千里

——指挥上海“第二战场”的斗争

十四、未雨绸缪

——为解放、接管上海做准备

十五、肩负重任

——领导上海恢复和发展经济

十六、擘划未来

——指挥上海向科技进军

十七、强国安邦

——勉励上海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十八、推陈出新

——关心上海文艺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十九、良师益友

——关怀上海文艺界人士

二十、继往开来

——打开外交新局面

二十一、友谊四海

——广交天下宾客

二十二、丰碑永存

——留在上海人民心中的难忘记忆

后记

一、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上926年底，在广州工作的周恩来奉中央之命来到上海。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上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

距离赴法离沪已整整六年，此时的上海正处在风云激荡之中。北伐军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大败孙传芳军队的消息不断传来，上海工人阶级的热情无比高涨。为响应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10月，上海工人阶级联合国民党、资产阶级举行了旨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市民自治政府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对资产阶级的软弱，对国民党依靠流氓“买空卖空”估计不足，起义没有成功。在第一次起义中，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血洒浦江。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封建军阀的屠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在吸取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又从总同盟罢工入手举行了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到上海两个月的周恩来临时接到中央指示，迅速赶往南市指挥行动。周恩来与起义指挥部成员徐梅坤一起赶往指定地点——南市警察署对面的一幢房子。但事先约好在这里集合的工人纠察队却因戒严等原因没能按计划前来。周恩来和徐梅坤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便于次日撤离了南市。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有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也己发展到与军警直接交战、工人纠察队试图夺取武装的阶段，但终因最后乏力，各区行动不一，浦东工人因接应的汽船未到，无法按计划在起义的军舰上提取武器和夺取兵工厂，起义的中心任务没有实现。考虑起义难以成功，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果断地在23日发出了“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命令。在第二次起义中，又有11位工人兄弟和青年学生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封建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任意搜捕惨杀工人，全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上海千百万群众因总同盟罢工而高涨的斗争热情，面临严峻的考验。就在这黑云压城，工人武装起义面临两次失败的危难之际，周恩来怀着对封建军阀残酷暴行的强烈愤慨，为夺取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的使命，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

为了加强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2月23日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8人组成，并在特委下面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武装起义发动时，又担任了总指挥。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认为起义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周恩来特别重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被任命为特别军委书记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以及召集各区军事专员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有三支：一、工人纠察队，目标5000先组织3000；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三、特别队。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5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成立军委。第二，加强队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查考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100，其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添置购买，武器的运输工作也要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设法与北伐军保持联系。

有了队伍，还要加强训练。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他深知工人纠察队的作战能力将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为训练武；装起义骨干，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他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彭干臣，化名何樾，参加南市区起义指挥部工作。周恩来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的一幢房子里，建立了军委的秘密机关。为使军事训练工作落到实处，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详尽地规定了各项细节。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地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关心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装备问题。由于第二次武装起义后所余枪械仅百余支，与纠察队计划发展规模显然不相适应。因此周恩来在特委、军委会议上多次提到枪械的筹措，将原先分散的枪支集中起来，还专门派军委委员顾顺章赴兵工厂，接洽军械购买事宜。后经多方努力，从军阀部队、兵工厂等处买到200多支枪。

当时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组织了一个叫保卫团的地方武装来保护自己，周恩来及军委的赵世炎知道后，提出派商务印书馆工人打进去，以便控制和利用这一武装组织，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工人回答：“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20多个工人参加了保卫团，成为攻打北火车站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周恩来在做各种军事准备的时候，也非常注意对敌我友动态的关注和了解，他到任的第二天，就派出干部，到杭州、南京、无锡与北伐军取得联系。派工人代表前往慰问，并促早日来沪。对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情况也进行调查，随时掌握动向，做到知己知彼。P9-15

周恩来，幼名大鸾，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周少山、胡必成等，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践踏中国的土地，蹂躏中国的人民，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是摆在中国一切有爱国心的人面前的最突出的问题。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三堂伯周贻谦前往东北读书。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东北跟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唇齿相依。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这一切给少年的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也激励起了少年周恩来强烈的爱国热情，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同时，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像一团烈火燃烧在少年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来到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进入著名的南开学校读书。在南开的四年学习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随着对中国国情的加深了解，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灼热了。周恩来在南开学习的那四年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还在继续恶化。怎么办？年轻的周恩来怀着强烈的救国愿望，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许多爱国的进步书刊，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

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在友人的资助下赴日本求学，在临行前夕，年仅19岁的周恩来，留下了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震动环球的十日》、《社会主义神髓》、《我的社会主义》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思想开始发生重要转折。周恩来去日本原来是想寻求可以“济世穷”的学问，但是日本社会的黑暗现实令他非常失望。听说母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周恩来积极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各校数千学生赴直隶署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释放爱国学生代表而被逮捕。在这近半年的监狱生活中，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也更加了解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正如以后他谈到革命思想形成时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狱中，周恩来有了远涉重洋赴欧洲求学的想法。为什么要去法国呢？除了因当时国内正兴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外，周恩来在给其表兄陈述周的一封信中，将他赴欧洲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问者。”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获释出狱。与此同时，周恩来得到了南开学校创办人、著名教育家严修的推荐和资助，得以实施他的赴欧计划。

1920年11月7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这是苏维埃俄国诞生的日子。这天上午10时，时年22岁的周恩来与同学李福景、郭隆真、张若茗等197个青年，作为华法教育会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了停靠在那里的法国波尔多斯号巨型邮船，起航赴法。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第三版以《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为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上海，也是周恩来与上海结缘的开始。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周恩来无数次来到上海，与上海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上海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无法忘记的光辉业绩。

到法国后，周恩来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作了认真的实地考察，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对种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广泛关注。经过反复学习、思索、分析、比较，周恩来终于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牛命的最后一刻。

1924年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周恩来奉中央之命，回到国内，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在广州，周恩来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成为当时党内军事工作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1926年12月，周恩来又奉中央之命离开了工作了两年的广州，秘密来到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日子，我们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寄托上海人民对他的无尽思念。周恩来在上海留下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必将激励上海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周恩来传》、《周恩来生平》、《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周公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周恩来》画册、《纪念周恩来》画册等著作，尤其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周恩来在上海》一书，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同时我们也注意吸收了学术界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本书所用部分照片的作者，虽经多方努力，至今无法联系到，望照片作者见到本书后，与编者联系。

本书主要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编写。文字部分：徐云根负责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的编写工作，王长流负责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工作。照片部分：由徐云根、张晨、康珏、王长流、任锐等共同选编。全书最后由倪兴祥、张小红修改审定。张康乐、毛亚蓉、陈晓明、林晶晖等同志也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编务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当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