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个阶级的传记，主角为19世纪(1815—1914)的中产阶级。作者选择施尼兹勒作为导游，因为他是该时代最引人入胜的剧作家与长短篇小说家。他当过医生，天赋却在文学领域，终以剧作家而名垂德语文学史。在家庭问题、性生活态度、内心焦虑、女权问题、工作态度、艺术品味诸方面，施尼兹勒的个人经验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我们进入布尔乔亚文化内部的入口。

准确地说，本书所描写的并非“西方”的布尔乔亚(中产阶级)，而是英法德美“各国”的布尔乔亚。彼得·盖伊想要读者注意的，正是19世纪布尔乔亚内部多姿多彩的差异性。引领这一次欧美文化旅行的向导人物，不是我们通常会提到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而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位风流人物施尼兹勒，他当过医生，天赋却在文学领域，终以剧作家而名垂德语文学史。在家庭问题、性生活态度、内心焦虑、女权问题、工作态度、艺术品味诸方面，施尼兹勒的个人经验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我们进入布尔乔亚文化内部的入口。

对那些想要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社会文化史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上佳之选。

序言

一个阶级的传记

序曲

第一部分 基本事项

 第一章 (诸)布尔乔亚

 第二章 家，有苦有甜的家

第二部分 驱力与防卫

 第三章 性爱：狂喜与症状

 第四章 侵略性的托辞

 第五章 焦虑的理由

第三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

 第六章 讣文与复生

 第七章 “工作的福音”问题重重

 第八章 品味方面的事情

 第九章 一个独自的房间

终曲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施尼兹勒的日记处处透着富贵气息：他有一个人的房间、专用的书桌；他念的是只有少数维也纳家庭才负担得起的文科中学；他父亲有一间配备齐全的诊室。此外还有舒适的家居环境、昂贵的音乐课(施尼兹勒后来是个业余的钢琴高手)，以及在背景处走来走去的佣仆。在日记事件这出室内剧上演之时，施尼兹勒一家住在维也纳的第二区，也就是利奥波德区(Leopoldstadt)。这个区将会迅速转变为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区，住的大部分是穷人——数以千计的人从奥匈帝国的乡村地区或东部边境涌人，为的是追寻较好的生活和摆脱反犹太主义者的暴行：1880年前后，有大约一半维也纳犹太人住在这一区。但据施尼兹勒回忆，在他儿时，利奥波德区“仍然高雅体面”。年轻时代，他交往的主要是“体面的中产阶级犹太人”，也就是他自己所属的圈子。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并没有自囿于这个富裕、有教养的小世界，反而游走于各个层次的中产阶级之间，有时还会越出其外。作为医生，他与医学界保持一种专业但遥远的关系。作为作家，他有机会结交到出版商、记者、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男演员——女演员更不在话下。作为单身汉(他要到1902年40岁时才成家)，施尼兹勒有无数个晚上是泡在他最爱的葛林斯德咖啡馆(care Griensteidl)，和比尔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扎尔滕(Felix Salten)、霍夫曼斯塔尔(Hugo yon Hofmannsthal)等一伙朋友交换文学界的八卦、手稿，甚至情妇。另外，我们将会看到，作为猎艳高手，他喜欢在外城区的小布尔乔亚妇女之间物色对象。他常常越界，也知道自己越界，而且会把卖力累积起来的知识应用用他的作品里去。施尼兹勒游走于不同社会层次的嗜好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更大的社会真实。它们只是19世纪都市生活一个重要特征的其中一个事例：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人数庞大、意见分歧和对立强烈。(原注：重申一次，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词，我采的是最广义的用法，与“19世纪”是同义语。)再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事情的复杂性。19世纪50年代，画家、小说家、而且还是当时皮德蒙特(Picdmont)首相的达泽利奥侯爵(Massimo d'Azeglio)指出，在他的国家，“阶层本能支配着整个社会”。想要掌握全部的阶级细分，单是“显贵、布尔乔亚、城市居民和庶民”的四分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长串的次级范畴”。他带点儿沾沾自喜地相信，其国家阶级的细分程度要超过任何其他地方。但这是错的。不管在哪里，中间阶层内部最细微的差异都足以构成社会歧视、经济裙带关系、妒意、流言蜚语，更不要说是那种可以让布尔乔亚以可观数目簇聚成一群群的联姻策略。历史学家企图理解这时代布尔乔亚的话，就必须一方面正视那些自我定义为“中产阶级”的人们之间的普遍冲突，另一方面正视那些使他们形成一体的特征。

毫不意外，中间阶层的内部冲突比携手合作更为显眼。进口关税的实施对国内制造商固然是一大利好，但对批发商来说却是负担。来自中央政府的慷慨犒赏，不管那是捐赠给外省博物馆的油画还是提供给挣扎求存工业的津贴，都会引起城市与城市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宠。国家是否应该资助教会学校的问题，则是虔信公民与世俗化公民之间龃龉不休的话题。另外，城市之间会为铁路线该穿过哪里的问题争得头破血流(19世纪40年代及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迅速蔓延)，因为那是攸关经济生死的大事。另外，我们也将看到，以收入多寡作为投票权资格的标准也成了那些已经坐拥政治权力的布尔乔亚与想分杯羹的布尔乔亚之间的争执焦点。在这一类竞争之中，有些是无关痛痒的：慕尼黑和柏林在19世纪晚期对德国文化首都地位的竞逐(主要通过报纸进行)就是一个例子。但大多数时候，胜败都事关重大。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思想信念和社会地位的竞争以及妇女地位等议题，都成了布尔乔亚与布尔乔亚之间争斗的战场。

布尔乔亚内部的种种分歧是如此巨大，处处引人怀疑，它根本不是个可定义的单一实体。让这种唯名论更加振振有辞的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任何集合命题都必然会抹煞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然而，除非历史学家可以把过去的材料化约为一堆传记的大集合(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他们势必要在分歧的篮子里采集一些扎实的相似性、一些共有的家族特征。我是秉持这样一种信念才写这本书的：概括化是大不易的，但没有概括化，历史学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有许多新闻记者、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出于同仇敌忾的心理，或至少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某些论点，都喜欢把布尔乔亚当成高度同质的一群人，而无视种种显著的例外。这种对布尔乔亚内涵高度简化的做法，长久以来都是布尔乔亚的批判者所乐于采取的。然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即便布尔乔亚的内在紧张性并不亚于其脆弱的统一性，但把他们视为“一个”阶级，仍然是说得通的，19世纪英国人喜欢用复数来称呼布尔乔亚——middling ranks(诸中间阶层)或middle classes(诸中产阶级)——是有其道理的。

一般维多利亚时代人都没耐性去仔细区分事情，但他们所用的词语却反映出他们意识到布尔乔亚是“一”中有“多”的事实。他们在保留了“布尔乔亚”这个共称之余，又对它加以切割：德国人有“大布尔乔亚”(Grossbtirgertum)和“小布尔乔亚”(Kleinbiirgertum)的二分法；法国人则有“大布尔乔亚”(grande bourgeoisie)、“正宗布尔乔亚”(bonne bourgeoisie)和“小布尔乔亚”(petite bourgeoisie)的三分法。稍后，人们在上述的粗分法之外又再细分，像是德国人就把“富有的布尔乔亚”(Besitzbiirgertum)与“有教养的布尔乔亚”(Bildungsbiirgertum)区分开来。不管何处，民众的惯用语都反映出阶级的复杂性：在法国，人们带着忌妒与鄙夷混杂的情绪，把有政治影响力的银行家称为“金融贵族”(l'aristocracie financiere)；在德国，对等的字眼是“金钱贵族”(Geldaristokratie)。另外，出于对最低层级布尔乔亚(领最低薪水的职员)的藐视，人们戏称他们为“高领无产阶级”(Stehkragenproletarier)(译注：高领是指竖起的衣领，穿高领衬衫是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风尚，“高领无产阶级”的含意犹如“穿西装的穷人”)。这种矛盾构词法是追求精确所不可少的。

在专业领域，一些天赋过人的布尔乔亚(如画家、歌唱家、诗人、知名教授或自然科学家)则能够在经济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取得足以与财富分庭抗礼的威望。社会以各种勋章回报他们，提供他们进入特权圈子的途径、与显贵通婚的机会，或是把他们埋葬在国家的名人祠里。有少数这一类布尔乔亚甚至获得封爵的殊荣，德国画家门采尔(Adolph Menzel)和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就是例子。P4-7

本书是一个阶级的传记，主角为19世纪(1815——1914)的中产阶级(译注：中产阶级、布尔乔亚、中间阶层为同义语，作者在本书中交替使用)。我选择施尼兹勒作为导游，他是该时代最引人入胜的剧作家与长短篇小说家。为什么选施尼兹勒？他很难说是最典型的布尔乔亚。在19世纪，与他同一阶级的成员多不胜数，许多人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白不如他——神经质不如他，也就是说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词所指的是“一般”，那施尼兹勒将不胜任导游之职，因为最不适用于他的形容词就是“平庸”。然而，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他具备一些很特别的素质，让他异乎寻常地适合充当我要描绘的那个中产阶级世界的见证人。他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有时是作为引子，有时则是全程参与。我发现这个人极为引人好奇(并不意味着他总是讨人喜欢)，但单凭这一点，并未让他够资格在我企图探索和了解的那出包罗广泛的戏剧里扮演某种司仪角色。我有更好、更客观的理由。

施尼兹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入。他生于维也纳(1862年)，逝于维也纳(1931年)，除短期到过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及在意大利北部度过一些短假以外，一辈子都住在维也纳。不过由于他的活跃和敏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他也恪尽职责，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他具有深入其时代的中产阶级(包括他自己的)心灵的特殊优势。简单说，他的教养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与作品都在在见证着，人要见多识广，并不是非要行万里路不可。心灵是可以接受来自遥远异地和异代的精神悸动启发的——施尼兹勒的心灵就是如此。现代的法语和英语文学(含美国文学)都是他的读物，更不用说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那些重要小说家与剧作家的作品了。他对音乐与艺术具有同样好的感受力。可以说，在他的陪伴下，我游历了挪威和意大利、俄国和美国。正如我暗示过的，他是个亲切、可信赖和渊博的信息提供者。

施尼兹勒是19世纪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20世纪。因为19世纪乃是20世纪的孕育者，它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施尼兹勒借以架接这两个世纪的，并不是只有他的肉体生命。人们常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0两个世纪之间划下不可跨越的鸿沟。这种说法，固然适用于政治的领域(一战20年后那场空前的集体动员和集体屠杀就是一战种下的结果)，却不适用于高等文化的领域。我们常常认为，那些发生在艺术、文学和思想上的激动人心的大变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但深入探究就会知道，它们是孕育自1914年以前的(译注：请读者注意，作者对19世纪的“界定”是1815至1914年)。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ehe)这个改变了哲学面貌的颠覆性思想家为例，尽管他在1889年已经发疯和不再发声，却仍然对我们今日的思想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只是我们多大程度上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祖先余荫之下的鲜明一例。……

有一点是必须事先声明的：对于Victorian(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人)这个词，我采取的是广义的用法。长久以来，Victorian习惯上都是指英国人——甚至更狭义是指英格兰人——及其品味、道德观与礼仪。而它的意义从未完全局限在维多利亚女王主政的时代，因为一般认为，不管是在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前还是1901年驾崩后，都有所谓维多利亚时代人。简言之，她的名字是被宽泛地用作19世纪的同义词，也就是自拿破仑最终败北(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之间的一百年。但是，还有些维多利亚时代人是活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近些年来，研究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把此词加以限定，而我相信，把其涵义进一步扩大是说得通的。但这当然不是说，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与同时代的英国伙伴一模一样；因此，本书在致力求“同”之余，也是对“异”的礼赞。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尔乔亚之间具有多大差异，他们彼此仍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译注：family resemblance，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用语，指家人间那种难以具体界定的五官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维多利亚时代人”一词时想要强调的。

好吧，现在让幕布升起吧。

如果可以把过去看作一个异邦，我们最好的导游就是彼得·盖伊。在《施尼兹勒的世纪》一书中，他把一生的学养浓缩为三百余页美文，以历史学陳罕有的风趣，智慧、宽厚和深刻，带着我们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进行了一番目不暇给的观光。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从历史类作品中获得这么大的乐趣，学到这么多的知识，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大卫·纳沙(普利策奖传记类得主)

盖伊探索了欧洲和美国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和其他一些非传统的方面。他把哲学，心理学、文学、科学、宗教和家政等方面的发展趋势编织在了一起，又常常会把纺线延伸到一些出人意表的领域。例如，他对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焦虑、其起因及疗方的叙述就相当有娱乐性。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继其研究19世纪西欧布尔乔亚的五卷本巨著(近年来少见的鸿篇巨制，长达两千余页)之后。盖伊作了一个漂亮的总结。此书体现了盖伊一贯的优雅与雍容、原创与博学、敏感与包容，善疑与想像，它让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积极进取，活力十足、容易犯错以及巨大的差异性表露无遗。

这是一本第一流的文化史，也是一本真正书写自由与人文的历史。

——坎纳迪勒(伦敦火学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