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河洲回族脚户产生、发展的背景出发，运用举例、说明、比较的方法，围绕脚户的发展变迁历程、脚户的行路生活、脚户的商业活动、脚户的文化信仰，联系西北的交通变迁、河州地区的商业特色、脚户与其他民族之间交互融合、和衷共济的密切关系，对河州回族脚户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

本书从河州回族脚户产生、发展的背景出发，运用举例、说明、比较的方法，围绕脚户的发展变迁历程、脚户的行路生活、脚户的商业活动、脚户的文化信仰，联系西北的交通变迁、河州地区的商业特色、脚户与其他民族之间交互融合、和衷共济的密切关系，对河州回族脚户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

首先，本书介绍了河州回族脚户及其生长的环境。“脚户”是我国西北地区旧时的一个行业。“脚户”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脚户”泛指那些以驮队的形式从事物资贩运的人，狭义的“脚户”则专指驮队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普通人员。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其中，又以回族的数量为最多，是西北地区回族的中心聚居地之一。河州人素来“善商贾”，随着该地区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对流通领域的需求也日益提高。然而，河州四面环山，道路崎岖，交通甚为不便。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没有普及的年代和受当时技术条件的制约，当地的货物运输，主要依靠畜力驮运。以此为契机，当时的运输行业的“脚户”应时而生，赶马贩运成为当地居民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有的几家联合揽货驮运，有的一家一户就能组成大帮驮运队，南来北往，运送物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驮队作为当时当地重要的运输工具，在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驾驭指挥驮队往来于戈壁荒漠、崇山峻岭的脚户们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

其次，本书通过田野调查，重现了河州回族脚户当时的生活。脚户们的生活是辛苦而富有智慧，在长期的贩运生活中，他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许多独特文化。最为突出的是，脚户在长途贩运过程中，对驮队的组织、养护等方面的制度、习俗，这是脚户文化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脚户特殊的职业、身份与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其饮食、服饰也别具特色。另外，脚户常年生活在外，流动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野外生活的艰辛和单调又磨炼出他们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脚户的感情生活很丰富，花儿是他们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其中，基于当地特殊的风俗，花儿这一西北地区流传最广的民间文学形式，更多的记录着脚户们的生活，更深地寄托着他们的感情。

第三，本书对河州回族脚户行商的历史和生意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对他们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常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必须练就江湖上一套自己的生存本领。脚户常年在外生活。也积累了丰富的行路经验。他们既是运输业者，同时也是商人，商业活动是脚户文化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商人角色的转换和隐语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脚户文化的内涵，增加了脚户文化的魅力。作为商人，他们精明、果敢，适应性极强。同时作为穆斯林，他们还要履行宗教的教规，无论在经商过程中还是在行路过程中，始终都诠释着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情感。

联系他们的经商历程，本书探讨了回族脚户在河州地区商业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只要有人走，就会有路；只要有路，就有在路上行走的人。因此，脚户与西北的交通运输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往今来，脚户们走出了亘古悠长的丝绸之路，也走近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河州的繁荣与河州脚户有着直接的关系。脚户是一条线，它将河州的不同行业串了起来，每个行业都需要脚户；当脚户去藏区时，他需要从斗行买粮食、从青货行买蔬菜、茶叶行买茶叶、绸缎行买布匹，用骡马驮上到藏区卖；从藏区回来时，它需要把从藏区买来的毛皮，转手卖给皮货行。同时，脚户在与这些行业打交道时，买卖的顺利都少不了牙行的参与。总之，是脚户们让这些行业活了起来。脚户是河州商业流通的生力军，更是河州商业繁荣的功臣。

最后，通过对各方面内容的综合和思考，本书总结了河州回族脚户文化的特点。脚户作为一个行业，农忙务农，农闲“跑脚”。相对于坐商而言，流动性很强，因此它的风险性也很大。出门时还腰缠万贯，回来便一无所有，由掌柜瞬间变为苦力。这样的情况在脚户中时常发生。脚户在路途中为适应当地的风俗，常常改变自己原有的一些行为习惯。因此，脚户的文化当中融合了很多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文化。比如脚户们为了交流方便几乎都懂一些其他地域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脚户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起居、饮食中，脚户也都多少带有一些他民族的文化特点。在脚户文化的特点中，脚户的内涵得到了延伸，他们不仅是赶马人，他们也是水路筏子客、草原牦牛帮和沙漠驼帮。

总之，在过去，脚户们靠自己的智慧，在中国西部织起了一张张交通运输网。这张网既是不同民族相互交融的交通网，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信息网。

序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孕育河州脚户文化的土壤

 第一节 河州：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一、闻名世界的交通要冲

二、活跃的商贸中心

 第二节 社会经济文化孕育下的河州脚户

一、回族的发源地之一

二、穆斯林商业文化的传承

三、历史上全国性回族贩运业的发展

四、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计方式

第三章 脚户的行业组织

 第一节 驮队的源起

 第二节 驮队的组织结构

一、驮队的人员组织

二、驮队的运输工具

三、驮队中其他组成部分

四、对脚户的技术要求

 第三节 通商路径与营运货物

一、通商路径

二、贩运的货物

三、雇驮队的方法与运价

第四章 脚户的行路生活

 第一节 饮食与服饰

一、脚户的饮食

二、脚户的服饰

 第二节 行路与住宿

一、行路

二、住宿

 第三节 风俗与禁忌

一、途中回、藏风俗

二、出行讲究

第五章 脚户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脚户与花儿

一、“出门人”的歌

二、“屋里人”的哭歌

 第二节 脚户与宗教信仰

一、伊斯兰教是回族脚户生存的精神支撑

二、伊斯兰教对脚户商业观的积极影响

三、河州回族脚户的信仰活动

第六章 河州脚户文化的特征

 第一节 沟通两地的中间商

一、商业活动的流动性与开拓性

二、商业活动的季节性与脆弱性

三、袖筒里的买卖

 第二节 地区经济的纽带

一、河州商人种类和行业种类

二、河州商品流通路径

 第三节 区域运输网络的编织者

一、水路筏子

二、沙漠驼帮

三、草原牦牛帮

 第四节 民族间文化传递的使者

一、回、藏文化的互补共生

二、回、汉文化的交融

三、汉、藏文化的传递者

第七章 脚户行业的变迁

 第一节 脚户的传承与演变

一、脚户的传承

二、脚户的演变

 第二节 脚户的历史作用与贡献

一、脚户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二、脚户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脚户对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一、回、藏文化的互补共生

安多藏区的河湟地带、祁连山地和洮河中上游地区，是青藏高原穆斯林的聚集地，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和藏族主要有杂居和毗邻两种居住形式。有经济互动和文化互动两种交往方式。自元明时期穆斯林逐渐定居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社区和群体开始，穆斯林和当地藏族的商贸活动便开始了，主要方式是民间的物资交流和官府的“茶马互市”。经济上的互动是由生产方式的互补决定的，这也是双方互动的根源和基础。伴随着经济互动而来的是文化互动。经济类型的差异，带来了民族传统文化上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有利于互补，藏族与穆斯林民族文化互动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上。穆斯林民族与藏族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相互渗透，成为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中和睦相处的、引入注目的一个典范。

(一)经济上的互补

我们知道藏族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典型的游牧生产方式，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在民族间的借鉴和学习中，接近河湟地区的藏族多采用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有的部落还成为农业部落。但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农牧民群众绝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所提倡的“万物知足”、“四大皆空”等宗教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很深。由于受到这一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农牧民群众一般视屠宰、经商、手工业等为“不洁”行业。因而，边地藏区的人民经商观念淡薄，缺少以商促农、以商促牧、以商促工的积极性。在这种“重精神文化，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尚待开拓的市场。

青藏高原地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需要借助商业民族的参与。因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重复的过程，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边地藏区的上层僧俗人士，虽然大多拥有经商的资本，但直接经商的极少。如抗日战争以前，甘肃夏河县的藏商主要通过有关系的回汉商人做生意。因此，当青藏高原地区的分配和交换环节受到“轻商文化”的影响而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抑制作用时，广大农牧民群众便渴望域外的商业民族来青藏高原从事商贸活动，以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使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

而回族等穆斯林则完全不同。安多藏区回族先祖多是东来的商人，他们从家乡带来了以商业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明清以来，‘回民不是驻关便是驻山’，这又促使穆斯林民族向农业以外的领域发展。到了清代，安多穆斯林民族从事商业的‘脚户’有600余户。”由此，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之间的经济互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使得藏族和穆斯林之间在经济上得以互补共生。

(二)文化上的融合

回族是一个既恪守传统但同时又较为开放的民族，过去到现在，由于河州、张家川和拉卜楞等地的一些穆斯林，与牧业区、牧养区的藏族等民族长期进行商贸交往，于是有不少回族商人与藏族联姻。据说，从前进入拉卜楞做生意的回民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这些人或父子，或兄弟，抛下家中的父母、妻儿，单身到拉卜楞谋生，部分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娶了当地的藏族妇女为妻，这种情况，拉卜楞寺院是允许的。与藏族结亲的回民，大多就定居在边地藏区，成为那里的坐商，有的还陆续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清真寺。有的回族商人因长期与他们居住在一起，因而在生活习俗上有一些变化。穆斯林家庭一般早晚喝奶茶、吃糌粑，改变了喝青茶的习惯；在服饰上也穿斜襟皮衣，系腰带；在夏河，有的穆斯林家中出现了藏、蒙古、土几个民族成分。另外有的蒙古、藏族群众归信了伊斯兰教；也有一些信佛教的家庭唯独不吃猪肉；语言也有了变化，穆斯林家庭一般熟谙蒙古、藏、土等语言。

仔细观察夏河县城的繁荣，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的交融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互促互补作用。在甘南地区一般很少能见到藏族人开店铺、搞运输和旅游项目的服务，夏河县城能有众多的藏民经商是与藏、回两族相互交融(包括通婚)分不开的。回民经商的历史传统和精明的交易手段对当地藏族人的影响很大。尽管在许多地方藏回两族因资源占用和其他原因经常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并非全都是负面效益。至少，在每一次利益冲突的化解过程中，新的利益平衡得以产生，并由此达到互融互增的效果。

二、回、汉文化的交融

安多藏区的回族是整合了多民族文化而重构的穆斯林民族。除了与相邻的东乡、保安、撒拉三个穆斯林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外，其有别于他们的独特之处是汉文化对其民族的重大影响，以至于安多藏区回族的文化特征呈现出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存的“文化相貌”。但安多藏区回族的汉文化特征并非中原汉文化的照搬，伊斯兰文化特征也绝非阿拉伯文化，而是融和了安多藏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在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回族经济生产方式下，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具体表现为：群众性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以汉文化诠释伊斯兰教教义；以汉语为其民族语言；以民族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为基础，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模式。因此，安多藏区的回族有意无意地融人了更多安多区域文化特质，呈现出有别于沿海和内地回族的独特的文化特征。

在夏河县城内，汉族文化对回族商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本地的汉人还是外来的客商，他们的饮食习惯、服饰潮流、言谈举止都直接引导着回族商人的经营行为。比如回族人开的餐馆，虽然自称是西北风味，但在调味上实际已融进了许多内地人的口味习惯。

在河州，由于中原客商的大量增加，不仅给当地小商贩供应了充足的货源，繁华了市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河州商人的商业观念。他们改变了在当地开杂货铺的传统习惯，开始向外发展，陆续到高原藏区和内地一些大城市，进行贸易活动。有些商人甚至已经将生意做到了国外。

三、汉、藏文化的传递者

历史上，一方面由于边地藏区地广人稀，人们居住分散，消费水平低，市场价值小，对內地商人的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由于藏区的海拔较高、气候严寒、高山缺氧、路途遥远，加之语言不通，风俗相异，外人人此大多不适应。内地的汉族商人往往会将边地藏区当作“荒蛮之地”，把进边地藏区经商贸易视为畏途。一般从内地沿海来的商人，到了河州或临潭以后，便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其次内地中原商人面对青藏高原遥远而艰难、丰富而分散的自然资源，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远水解不了近渴”，认为缺乏吸引力。

而回族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民族，一方面它与汉族在外在特征(如体质、外形，语言，文字、服饰等)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点，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兄弟少数民族在内在特征(如心理素质——同是人口居少数的心理、同是曾遭受汉族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心理)有着相同点或相似点。较之汉民族，回族更了解少数民族。反之，较之于少数民族，回族往往也更了解汉族。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回族可以活跃于汉族与藏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回族分布带”的河州回族凭自己处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区位优势和“重商文化”的优势，南下青藏高原地区，或从事饮食商品的营销，或从事农牧土特产品的营销，或从事民族用品的营销等。他们吃苦耐劳，或步行，或骑牦牛和马、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深人人迹罕至之处，走村串户，穿行于一个个部落、一座座帐篷，用茶叶、百货分散交换藏民手中的皮张、毛绒等畜产品、林木产品及中药材等自然资源，而后集中贩运到河州的河滩关、广河县的三甲集、循化县的街子镇、宁夏的吴忠堡等地进行市场营销活动，以解决随着本地产业经济的发展而原材料不足的矛盾。由于畜产品、林产品及中药材等自然资源的利润尤厚，每年在青藏高原地区坐地贩运的回商约有4000人，季节性贩运的回商约有8000人，形成一支达万余人的贩运大军，沟通了与外界的经贸往来。安多藏区藏汉族际关系，已经发展为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穆斯林民族成为藏民族与汉等其他民族经济交流的桥梁，在藏民族的每一个节日上，均能看到穆斯林民族，他们往往负责食品供应，提供交通工具。集市上，他们又是藏民族商品交流的中介。藏族与穆斯林民族已从相互制约发展为相互依存，从分工发展为合作关系。

总之，大量河州脚户深入祖国内地，使汉、回、藏等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图72、73、74、75)，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蓄、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脚户们到过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拉卜楞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土地祠、道观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人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脚户们走出的驮道之上。P167-173

本书从河州回族脚户产生、发展的背景出发，运用举例、说明、比较的方法，围绕脚户的发展变迁历程、脚户的行路生活、脚户的商业活动、脚户的文化信仰，联系西北的交通变迁、河州地区的商业特色、脚户与其他民族之间交互融合、和衷共济的密切关系，对河州回族脚户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

首先，本书介绍了河州回族脚户及其生长的环境。“脚户”是我国西北地区旧时的一个行业。“脚户”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脚户”泛指那些以驮队的形式从事物资贩运的人，狭义的“脚户”则专指驮队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普通人员。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其中，又以回族的数量为最多，是西北地区回族的中心聚居地之一。河州人素来“善商贾”，随着该地区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对流通领域的需求也日益提高。然而，河州四面环山，道路崎岖，交通甚为不便。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没有普及的年代和受当时技术条件的制约，当地的货物运输，主要依靠畜力驮运。以此为契机，当时的运输行业的“脚户”应时而生，赶马贩运成为当地居民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有的几家联合揽货驮运，有的一家一户就能组成大帮驮运队，南来北往，运送物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驮队作为当时当地重要的运输工具，在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驾驭指挥驮队往来于戈壁荒漠、崇山峻岭的脚户们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

其次，本书通过田野调查，重现了河州回族脚户当时的生活。脚户们的生活是辛苦而富有智慧，在长期的贩运生活中，他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许多独特文化。最为突出的是，脚户在长途贩运过程中，对驮队的组织、养护等方面的制度、习俗，这是脚户文化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脚户特殊的职业、身份与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其饮食、服饰也别具特色。另外，脚户常年生活在外，流动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野外生活的艰辛和单调又磨炼出他们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脚户的感情生活很丰富，花儿是他们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其中，基于当地特殊的风俗，花儿这一西北地区流传最广的民间文学形式，更多的记录着脚户们的生活，更深地寄托着他们的感情。

第三，本书对河州回族脚户行商的历史和生意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对他们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常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必须练就江湖上一套自己的生存本领。脚户常年在外生活。也积累了丰富的行路经验。他们既是运输业者，同时也是商人，商业活动是脚户文化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商人角色的转换和隐语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脚户文化的内涵，增加了脚户文化的魅力。作为商人，他们精明、果敢，适应性极强。同时作为穆斯林，他们还要履行宗教的教规，无论在经商过程中还是在行路过程中，始终都诠释着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情感。

联系他们的经商历程，本书探讨了回族脚户在河州地区商业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只要有人走，就会有路；只要有路，就有在路上行走的人。因此，脚户与西北的交通运输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往今来，脚户们走出了亘古悠长的丝绸之路，也走近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河州的繁荣与河州脚户有着直接的关系。脚户是一条线，它将河州的不同行业串了起来，每个行业都需要脚户；当脚户去藏区时，他需要从斗行买粮食、从青货行买蔬菜、茶叶行买茶叶、绸缎行买布匹，用骡马驮上到藏区卖；从藏区回来时，它需要把从藏区买来的毛皮，转手卖给皮货行。同时，脚户在与这些行业打交道时，买卖的顺利都少不了牙行的参与。总之，是脚户们让这些行业活了起来。脚户是河州商业流通的生力军，更是河州商业繁荣的功臣。

最后，通过对各方面内容的综合和思考，本书总结了河州回族脚户文化的特点。脚户作为一个行业，农忙务农，农闲“跑脚”。相对于坐商而言，流动性很强，因此它的风险性也很大。出门时还腰缠万贯，回来便一无所有，由掌柜瞬间变为苦力。这样的情况在脚户中时常发生。脚户在路途中为适应当地的风俗，常常改变自己原有的一些行为习惯。因此，脚户的文化当中融合了很多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文化。比如脚户们为了交流方便几乎都懂一些其他地域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脚户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起居、饮食中，脚户也都多少带有一些他民族的文化特点。在脚户文化的特点中，脚户的内涵得到了延伸，他们不仅是赶马人，他们也是水路筏子客、草原牦牛帮和沙漠驼帮。

总之，在过去，脚户们靠自己的智慧，在中国西部织起了一张张交通运输网。这张网既是不同民族相互交融的交通网，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信息网。

作者

经过一年的努力，本书初稿终于在2006年1月完成了。它不但凝聚着我的辛勤和汗水，还与我的导师、家人及许多人的帮助分不开。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白振声先生，能够师从于他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我永远的骄傲。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先生无论在生活、平时的授课，还是指导论文上，都表现出育人重德的品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专业功底，坦荡、宽厚、平和的人格魅力，都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其次，我要感谢河州州志办的陈龙老师，是他热情耐心的帮助，让我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也是因为他，从此我与“河州脚户”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陈杰弟弟，在我前往夏河的调查途中，因为他耐心细致的协助，使我在短时间内找到很多宝贵的资料；我还要感谢我远在河州的舅舅及表哥和表姐，没有他们的悉心照顾和帮助，我的论文调查很难顺利开展。我谨在此对河州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及家人，是他们无私的爱给予我无尽的动力。在我论文的几次调查中父亲都不顾身体劳累，远途送我去调查，甚至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尽力协助我。母亲作为家庭的坚强后盾，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在论文的调查与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灵感和建议。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调查时间和掌握资料的局限，加之本人的学养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书中肯定有许多不妥或尚待修改补充之处，我真诚地盼着各位老师、同学从不同角度给我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会作进一步的修改，以不负大家的雅望。

严梦春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