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而且也是人们心目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本书是根据粟裕将军的回忆编写的，这些回忆记录了一段真实悲壮的战争场景，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中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本书是根据粟裕将军的回忆编写的，供读者阅读。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长工阿陀

 开蒙

 出走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参加学潮

 投笔从戎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教导队的生活

 参加起义

 南下广东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正确的决策

 真正的英雄

 大庾整编

 上山打游击

 湘南起义

 井冈山会师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

 学习建设根据地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略转移中

 在反“围剿”斗争中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转战闽东、闽北

 挺进浙西

 活动于皖赣边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谭家桥战斗

 怀玉山失败

 历史的教训

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挺进浙西南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第一次反“围剿”

 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

 第二个发展时期

 第二次反“围剿”

 迎接抗日高潮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全力对付韩德勤

 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新的形势和任务

 渡江南进，胜利会师

 周密筹划

 轻取孝丰

 巧夺天目

 诱敌深入，连歼顽军

 大举反攻

第十章 苏中战役

 山雨欲来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

 首战宣泰

 再胜如南

 三战海安

 奇袭李堡

 进一步明确了作战方针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华中野战军主力由苏中北移

 主动放弃两淮

 决心在淮海打一个大歼灭战

 集中兵力，打敌一路

 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

 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

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以新的作战胜利实现战略意图

 选择打击目标

 紧张的战前准备

 歼敌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

 歼敌第五十一师

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战前的敌我态势

 抓住战役间隙进行休整

 果断改变战役决心

 迅速挥师北上

 敌变我变

 战役获得全胜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强敌云集，发动重点进攻

 耍龙灯，创造战机

 割歼强敌的决心和部署

 喜见贼师精锐尽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向鲁西南挺进

 沙土集作战方案的预想

 战役经过及主要经验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审时度势创战机

 取开封，攻敌必救

 再歼援敌

 胜利转移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攻济打援的具体部署

 攻占济南外围防御地带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争取更大胜利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渡江计划的演变

 战役前的形势

 打过长江去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人民是父母

 一切为了前线

 不竭之源

 英雄的山东民兵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第二十章 粟裕谈淮海战役

编后记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以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就因为动了武，尤其是我们又伤了“体育会”的人，再加上“体育会”抬出共产党来一吓唬，中间派都给吓跑了，我们很快由优势变为劣势。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党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经过这次事件，我懂得了革命运动要取得一般群众的支持，否则自己会陷于孤立。在这次斗争中我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志，有了进一步提高。

P10-12

粟裕同志的遗著《粟裕战争回忆录》即将付排，面对这一摞摞的稿纸，我的心情难以言喻。

粟裕同志决心写战争回忆录是在“四人帮”最后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即有不满。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当时他处于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由总参谋长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韧不拔，积极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军事学术研究。我的头脑很简单，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以后我又几次说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点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动地对我说：总理找我个别谈话，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我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总理立即答应我，并说：“那当然”。一九七。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战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眼见到我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破坏，同时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回京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报告中央、中央军委。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的观点相对立，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迟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决定自己动手，他口述，要我做记录。我心情紧张，拖后腿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他严肃而又激动地责备我说：“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没有干扰他。以后他还陆续写过一些报告。然而，当时“四人帮”仍占统治，他的报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对当时的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着，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往。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做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太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赶回北京为粟裕同志治丧。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见并慰问我。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向杨副主席报告：“我和子女都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还没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直到完成。”杨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批准粟裕同志原秘书朱楹同志作为专职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后来，杨副主席又为本书题了词。这对我真是最大的安慰了。

这时，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关切这本回忆录。当他们得知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继续进行时，无不感到欣慰。有几位同志主动地表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项2r_作。就这样，写作力量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无疑困难得多了。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原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材料已经随粟裕同志的离去而失去了。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使这本《粟裕战争回忆录》在思想、内容、文笔、风格等各方面带有明显的特色和不可弥补的缺憾。这是我要写这篇编后记的主要原因。

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乐亭、周蔚昌、徐充、徐玉田、秦叔瑾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整理过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先、胡石言、吴克斌、郭树元、项明、张卫明、白艾、陈佐、熊铮彦、李圭、刘立勤诸同志；协助参加过文字修订工作的有：金子谷、张剑、张志学、严振衡诸同志。刘祥顺、鞠开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参加了技术、资料、图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

让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编后记。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中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

谨向参加《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等各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致衷心的感谢。

楚青

一九八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