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动物(精)》是《自私的基因》惺惺相惜之作，是《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它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智囊罗伯特·赖特最经典的著作。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包括从宇宙到灵魂的各个领域，与一切重要事物息息相关：浪漫、爱情、性（男人或女人真的适合一夫一妻制吗？在什么情况下适合或不适合？）；友情和仇恨（办公室政治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或者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领域？）；自私、自我牺牲、内疚（为什么自然选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内疚感—我们所谓的良心？它决定了“道德”行为吗？）等。

《道德动物》是《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也是最振奋人心的、真正重要的科学读物之一，迄今为止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

罗伯特·怀特的《道德动物》以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作品为脉络，从一些非常有趣的社会问题出发，逐步深入到人类进化的生物学基础。在呈现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和发现的同时，罗伯特·赖特揭开了那些塑造了我们的爱情选择、家庭体验、友谊和政治责任的无意识策略。在更深的层面，这本书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最基本的道德预设，对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日常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

比如，人类的一夫一妻制不只是法律的规定，这种制度还有着深刻的生物进化的渊源。再如，同胞手足之间为了得到父母关爱而进行的竞争其根源在哪里？为什么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也会有所偏爱？自欺欺人的生物学根源是什么？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有着详尽的分析，从进化的角度审视了人类的情感、友谊和竞争、攻击等心理或行为，对人类基于基本的道德假定的日常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再思索。

第一部分 性、浪漫和爱情

 第01章 成长的达尔文

一位英雄？

气候控制

达尔文的性生活

 第02章 雄性与雌性

扮演上帝

文明的开端

理论的检验

人猿和我们

雌性的选择

动物及其潜意识

 第03章 男人与女人

男性高抚育成本的原因

女性需求

男性需求

女性的其他需求

圣母—荡妇二分

维多利亚时期的萨摩亚人

轻佻的女人与保守的女人

达尔文主义与公共政策

团结的家庭

重新审视配偶联系

 第04章 婚姻市场

赢家和输家

一夫多妻制哪儿不好？

达尔文主义和道德典范

追求道德典范

 第05章 达尔文的婚姻

达尔文的婚姻规划

选择婚姻

选择艾玛

艾玛接受求婚

达尔文的兴奋之情

蜜月之后

 第06章 达尔文的幸福婚姻计划

给男士的婚姻建议

彼时和此时的离婚

尊重

不幸福的已婚女性

艾玛的计划

道德机会理论

维多利亚的秘密

道德规范从何而来？

粉饰科学

第二部分 社会基石

 第07章 家庭

兄弟情义的基因

一种新的计算方式

爱的限制

妈妈总是最喜欢你

悲伤的模式

达尔文的悲伤

 第08章 达尔文与野蛮人

道德基因？

群体选择

 第09章 朋友

博弈论与互利主义

非零总和

以牙还牙策略的感受

但这是科学吗？

互利主义的意义

 第10章 达尔文的道德良知

无耻的把戏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良知

评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第三部分 社会冲突

 第11章 达尔文的延宕

病痛和疲倦

 第12章 社会地位

关于社会阶层的现代理论

社会地位、自尊和生物化学

男人、女人和社会地位

黑猩猩的政治

作为一只黑猩猩，感觉是怎样的？

能力与权利

祖尼人的方法

 第13章 自欺欺人

留下好印象

自我贬低

强大而敏感

可疑的算盘

友情和集体谎言

利益集团

 第14章 达尔文的胜利

跻身上流社会

对莱伊尔的敬爱

回顾达尔文的拖延

华莱士的问题

达尔文最大的道德污点

赛后分析

第四部分 道德的启示

 第15章 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讽刺

达尔文的旋钮和调频

弗洛伊德理论的最佳之处

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心理

 第16章 进化的道德观

注定的对手

达尔文和密尔的伦理学

达尔文与手足之情

达尔文主义与手足之情

直面敌人

作为清教徒的密尔

 第17章 指责受害者

现实扬起它丑陋的头

达尔文的诊断

达尔文的处方

彻头彻尾的后现代道德观

达尔文与意识形态

 第18章 达尔文的皈依

恶魔

兄弟之爱理论

今日的启示

第05章 达尔文的婚姻

如同一个得到了一件爱不释手的东西的孩子，我想要一遍遍地重复这一字眼：我亲爱的艾玛、我亲爱的艾玛……我带着最大的谦卑与感激亲吻你的双手，它们已经斟满了我的幸福之杯。但要记得啊亲爱的艾玛，生命是那么短暂，而两个月已然是一年的六分之一了。

——达尔文于1838年11月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催促着早日举行婚礼

对性的欲望使人唾液分泌……真是个有趣的联系。

——达尔文于同年同月在他的研究笔记中如是写道

在达尔文结婚的19世纪30年代，申请离婚的英国夫妇平均每年只有4对。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误导性的。这很可能部分地反映了那时的男性在达到他们中年危机的高潮之前就已经死亡。（其实这里举例不当了，更多的是妻子而非丈夫有中年危机。）并且这一定也反映了这一事实，即离婚需要——恰如其字面意义那样——议院法案的通过。婚姻也以其他方式结束，尤其是通过私人安排的分离。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社会地位，尤其是在达尔文所处的中上层社会阶级中。婚姻状况在1857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仍保持了这样状态，在那一年离婚法案的通过使得夫妻离婚更容易了。有一些和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有关的东西有益于人们维持婚姻。

我们无法知道不快乐又不能终结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到底造成了多少的痛苦，但其可能比不上现代的离婚造成的痛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看似成功了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这其中就包括查尔斯和艾玛的婚姻。他们对彼此都是倾心投入的，并且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坚固。他们养育了七个活到了成年的孩子，并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写过关于“专制的父母”之类的令人不快的回忆录。他们的女儿亨丽埃塔（Henrietta）称达尔文夫妇的婚姻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他们的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曾这样写他的父亲：“在他同我母亲的关系中，他温柔和同情的天性以最美好的方式展示。当她在场时，他找寻到了自己的幸福。他的生活本来可能会被阴郁笼罩，而通过她却变得充满了满足而恬静的愉悦。”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查尔斯和艾玛的婚姻似乎如田园牧歌一样真诚、宁静和单纯。

达尔文的婚姻规划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市场上，达尔文必定是一个相当抢手的商品。他有一个令人喜爱的脾气，令人尊敬的教育背景，预示着将来事业成功的家庭传统，还有他即将得到的遗产。他并不是引人注目的美男子，但那又怎么样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很清楚他们在审美活动中的分工，这也和进化心理学相符：好的经济前景成就一个吸引人的丈夫，而好的容貌成就一个吸引人的妻子。在达尔文上大学时，和之后在小猎犬号上游历时，他和他的姐妹们曾大量通信，信中有许多关于罗曼史的谈论。他的姐妹们常向他报告八卦消息。几乎不变的是，男人因他们为一个女人提供物质生活的能力而被评价，而相比之下女人们则被认为为男人提供了愉悦的视听享受。刚到订婚年龄的女人，譬如这位够格成为查尔斯结婚对象的女人艾玛，一定是“漂亮”或“迷人”的，至少是“令人愉悦的”。“我敢肯定你会喜欢她的，”查尔斯的姐姐凯瑟琳（Catherine）不止一次地描述过她曾给弟弟物色到的候选人们，“她如此快乐且令人愉悦，并且非常漂亮。”而刚到订婚年龄的男人，相比之下，则不是有能力就是没能力，只有这两种评价。苏珊·达尔文（Susan Darwin）写信给旅程中的哥哥：“你惹人喜爱的表妹露西·加尔顿（Lucy Galton）和莫里哀特（Moilliet）先生订婚了，是莫里哀特胖太太的大儿子……这个年轻的绅士有很大一笔钱，因此这次的配对自然很令人满意。”

小猎犬号的航行比预期持续得要久，而在达尔文二十几岁的黄金年华中，他足足有五年的时光不在英格兰本土。但是，同平凡的面貌一样，越来越大的年龄也是男性们不必特别担心的东西。和达尔文同阶层的女人们通常在她们20岁出头的日子里尽力展示自己，希望能在自己的盛年俘获一个男人。男人们通常要像达尔文那样度过自己20来岁的年华——一心地追求职业、地位或金钱上的成功，以便晚些时候能够吸引一个正当盛年的女人。所以男人总是没什么着急的。一个女人嫁给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男人被认为是很自然的，相反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娶了比他老得多的女人则足以成为沮丧的理由。当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时，他的姐姐凯瑟琳向他报告说和达尔文同龄的表亲罗伯特·韦奇伍德（Robert Wedgwood ）已经“激烈而绝望地爱上了克鲁（Crewe）小姐，她已经50岁了，还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另一位妹妹苏珊讥讽地附和道：“年纪差20岁呀！”而卡洛琳（Caroline）姐姐则这样评论道:“一个岁数大到做他母亲都有余的女人。”凯瑟琳有她的想法：“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并且一定是用她的诡计使他陷入了陷阱，同时她那些许残存的美貌或许也帮了她的忙。”换句话说，这个男人的年龄探测系统是像预设的一样正常运作的，他只是刚好遇到了这个永葆青春的女性，她看起来年轻的外貌欺骗了他。

年轻的达尔文有望觅得伴侣的范围并不大。从青春期开始，可能的候选人来自离达尔文在舒兹伯利的家不远的两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包括永远受欢迎的，“最漂亮，最丰满，最迷人的”范妮·欧文，如达尔文在大学期间描述的那样。此外还有达尔文舅舅约书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二世的三个小女儿：夏洛特（Charlotte）、范妮（Fanny）和艾玛（Emma）。在小猎犬号起航的时候，似乎没人把艾玛选为达尔文情感世界的领跑者，尽管他的姐姐卡洛琳在信中曾一语带过地表示：“艾玛看起来很漂亮并且聊起天来让人非常愉悦。”（一个男人还能要求什么呢？）命运的安排使得其他三个竞争者不久便退出了追逐。第一个退出的是艾玛的姐姐夏洛特。在1832年1月，她令人意外地同一个男人订了婚，这人如她承认的那样，“现在只有微薄的收入”，但将要因他祖母的逝世继承大笔遗产，并且拥有“很高的道德原则和和善的性格，这给我一种安全感……”（信中暗含的意思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可利用的资源，并且有可靠的意愿将其投入在养育子女的活动中。）夏洛特给达尔文写信宣布了这个消息。实际上对于达尔文来说，夏洛特很可能曾是一匹黑马，她给他和他的兄弟伊拉斯谟（Erasmus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称她为“无可比拟的人”。她比达尔文大了不止10岁，而伊拉斯谟很可能更加沉迷于她。（就像和他保持暧昧的其他女人一样，他最终都没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婚。）

比夏洛特的消息更让达尔文不安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迷人的范妮· 欧文也将订下终身。范妮的父亲写信给查尔斯通知这一消息，仅仅是失望于新郎“现在不是太富有并且很可能将来永远都如此”。但另一方面，她的丈夫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曾短暂地在议会任职。

达尔文在一封给他姐姐卡洛琳的信里对这些关于婚姻的消息作出了回应，他并没有试着假装自己很高兴：“好吧，对于她们和她们的未婚夫们来说，可能是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但由于我对未婚的女性比被祝福的新人更感兴趣，我觉得这挺没意思的。”

达尔文的姐妹们对于他的未来的设想——成为一个乡村牧师并和一个好妻子过上稳定的生活——随着潜在的妻子们一个个地撤离，这一愿望已失去了实现的可能。凯瑟琳调查了剩下的人选艾玛和范妮·韦奇伍德，并认可了范妮。她给查尔斯写信希望等他回来时范妮仍会是单身——“她将会是一个可爱的、无价的老婆。”但我们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范妮是否真的如此贤惠了，因为她不久便生了病并在一个月之内去世了，年仅26岁。随着四个竞争者中的三个要么结了婚要么入了土，胜算决定性地倾向了艾玛。

如果说查尔斯对于艾玛长久以来就有着“预谋”的话，那么他隐藏得可真好。正如凯瑟琳回忆的那样，查尔斯曾预言他一回来就会发现伊拉斯谟“由于一直以来整个人一心地扑在艾玛·韦奇伍德身上，现在已经由衷地对她感到厌倦了”。1832 年，凯瑟琳在给查尔斯的信中说道：“我觉得你的预言很有趣，并且我觉得它说不定会有好的结果。”伊拉斯谟继续对艾玛表示着兴趣，但她在小猎犬号1836年回到英国的时候确实如预言所说——仍旧是单身。事实上，你可以说她是甘愿单身着。在小猎犬号出航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23 岁的女子，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收到了一些结婚的请求。但是现在她再过一年半就30 了，并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照顾她行动不便的母亲，已经没有她曾经那样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了。为了准备达尔文的归来，她写信给她的小姑子，并且读了一本关于南非的书“以便为迎接他补充一点知识”。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么“一点知识”是否足以将查尔斯的注意力集中在童年的伙伴身上。在归来之时，他拥有所有文化和时代的女性似乎都欣赏的男人的财富：地位。靠着他家庭的地位，他一直站在社会阶层的高位上，但现在他拥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显赫名声。在小猎犬号的航行中，达尔文寄回了化石、生物标本，和为他赢得广泛科学界读者的关于地质学的精确观察。他此刻已经接触到当时最伟大的博物学者的圈子。到1837 年的春天，他已经定居在伦敦，住在离他哥哥家不远的一处单身公寓，并且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一个虚荣心强而目标不明确的人可能会被卷入消耗时间的社交中，这种腐化活动向来受好交际的伊拉斯谟的支持。达尔文当然意识到了他日渐增加的社会地位（“我在这儿很算得上是个社交界的名人。”这是他第一次到剑桥访问的印象），但他是一个如此慎重和认真的人，以至于从天性上来说就不会成为一个热衷交际的人。更经常的情形是，他放弃了参加大的聚会。他告诉他的导师约翰·汉斯罗（John Henslow）：“安安静静地去拜访您胜过见一次盛大晚宴上的所有人。”在给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设计了今日电脑前身的“分析引擎”的先驱数学家）的一封充满顾虑的便笺中，他这样开头：“我亲爱的巴贝奇先生，我十分感谢您寄来参加您聚会的邀请函，但我很害怕接受它，因为那样我将会在那儿遇到一大堆人，但我曾对着天堂中的圣徒起誓，我绝不再出门了……”利用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达尔文开始爆发出一系列显赫的成就。在他回到英国的两年间，他做了如下几件事：（1）将他在船上的日记编辑成了可以出版的册子［此书读起来很流畅，当年卖得很好，如今仍旧在销售，进一步删节之后命名为《小猎犬号的航行》（Voyage of the Beagle）］；（2）巧妙地从财政大臣那里获得了1 000 英镑的资助，加上其他捐款，出版了《小猎犬号航行的动物学》（The 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the H. M. S. Beagle）；（3）发表了六篇论文巩固了自己在英国科学界的地位，研究范围包括：新的美洲鸵鸟品种［伦敦动物学会命名为达尔文三趾鸵（Rhea darwinii）］，土壤表层形成的一种新理论（即“所有在古老草原上长出新草皮的地层中，每一粒土壤都曾经过蠕虫的消化道”）等；（4）参与了一次到苏格兰的地质勘察；（5）同只对会员开放的文学社团的俱乐部精英们交流切磋；（6）被选为伦敦地质协会的秘书（这个职位他接受得不很情愿，担心会花费他的时间）；（7）汇编了学术笔记，涉及的话题从物种问题到宗教及人类的道德感，这本学术笔记具有如此高的智慧含量以至于它们成了接下来40 年里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基础；（8）构想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

选择婚姻

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在自然选择理论渐渐被他认识到的仅几个月之前——达尔文决定了要结婚。并不是必须同特定的某人，也不清楚他是否认真地、哪怕略微地考虑过艾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因为通常的观点认为她显然并不是他关于结婚这个问题的主要考虑对象。在一份著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便笺中，他大致决定了结婚的事情, 这份文件写于1838年7月上下。

这份文件有两栏，一栏标记着“结婚”，一栏标记着“不结婚”，而在它们之上，圈出了这样的字眼“这是个问题”。在支持结婚的一侧是“孩子——要是老天照顾的话；对彼此抱有兴趣的固定的伴侣和老年时的朋友。”在思考了不知多久之后，他将第一条改成了“至少要胜过一只狗”。他在二条下面继续写道，“家，和照顾房子的人；音乐和女性的闲聊的魅力——这些东西对身体很好，但是会损失大量的时间。”达尔文不知不觉从支持婚姻转向了反对婚姻，这股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下面画了一道线。婚姻对他时间的侵占这个问题在不结婚的理由一栏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如果不结婚，他写道，“可以保留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的自由，对于生活方式和细节的选择的自由，同聪明的男人在俱乐部对话的自由，不被强迫去拜访亲戚并处理各种琐事，不用承担养孩子的花费和焦虑。而结婚则可能会吵架，进而损失时间；不能在晚上读书；变得肥胖和无所事事；感到焦虑和压力；买书和其他东西的钱将会变少，因为如果有很多孩子的话不得不努力挣钱养家。”然而支持婚姻的力量还是获胜了，达尔文在结婚的理由一栏最后总结道：“上帝啊，一想到要独自度过自己的一生，像个无性的蜜蜂一样，工作、工作，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不，这样可不行。想象一下在乌烟瘴气的伦敦的房子里孤独地过完一天，再想象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同时还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书籍和音乐。”在记录下这些图景之后，他写下：“结昏（原文笔误，Marry 写成了Mary），证毕。”然而达尔文的决定又经历了一个疑虑的冲击才最终坚定下来。这一阻抗因素开始的时候还相当温和，如达尔文写的那样：“既然已经证明结婚是必要的，那什么时候呢？早晚要如此。”但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新郎都熟悉的婚前恐惧症，即“最后的惊慌”。新娘们当然也很熟悉这种感受，但是她们的疑虑更多集中在她们选择的终身伴侣是否是正确的那个人上。对于男人，如同达尔文的备忘录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恐慌跟结婚对象无关，而是“拥有一个终身伴侣”这一概念在某种层面上令他们恐惧。因为至少在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这减低了男性同其他女性产生亲密关系的可能性，而这是男人的基因驱使他去做的（即使只是短暂地）。

婚前恐惧并不仅限于对未来性伴侣的设想，还包括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即把自己投入到一位女性的一生当中有一种探险的日子到了尽头的落入圈套的感觉。“唉！”达尔文写道，伴随着面对终生承诺的最后一次恐惧。“我永远都没机会学会法语了，或游历欧洲大陆，或去美洲，或坐气球上天，或独自去威尔士旅行了！可怜的奴隶，你将比黑鬼过得都糟。”但随后，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他振作起来并最终下定了决心。“没关系，我的孩子，振奋起来！一个人不能孤独地过一生，到了垂垂老矣之时，没有朋友、没有孩子的冷冰冰的前景就在眼前——已经开始长皱纹了。没关系，相信运气，睁大眼睛去寻找，还是有很多快乐的奴隶的。”记录到此结束。

……

P110-117

达尔文与我们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几乎未曾提起过人类物种的起源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已足以威胁《圣经》所讲述的人类起源了，即“人类优于动物的优越感”；不过就连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也强调，这些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在书稿最后一章的结尾处，他简短地表示，研究物种进化“为人类起源和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此外，在同一段落中，他也大胆地提出，“在遥远的未来”，心理学研究“将以新的基础为起点”。在当时来看，这的确是够“遥远”的。1960年，在《物种起源》问世101年之后，历史学家约翰·格林（John C. Green）认为，“谈到人类独特的人性特征的起源，达尔文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除了在他的《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对此进行过理论性的阐释外，这方面研究至今几乎没什么进展。如果他听了牛津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的J·S·维纳（J. S. Weiner）对这一研究的评价，他肯定会气得跳脚。维纳认为‘这一课题完全莫名其妙，人类在此方面毫无重大突破’。目前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认同人是一种文化传播动物。尽管如此，达尔文可能已经觉察到了一种类似于进化论出现之前的那种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天壤之别的观念日渐抬头的趋势。”

格林提出此观点几年后，一场革命开始了。从963 年到1974 年，四个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提出了一系列想法，融合并提炼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些想法加深了进化生物学者乃至普通人对动物社会行为的见解。起初，这些新想法与人类物种的关联非常模糊。生物学家对蚂蚁的自我牺牲哲学、鸟类求爱的隐藏逻辑把握十足，但对人类行为的看法，如果有，也只是凭空臆测的。即使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本书—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的《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1975年）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年）—中总结和发表了新观点，但依然与人类没有太大关系。道金斯充分探讨了这个课题，而在575 页的整本书中，威尔逊仅用了28页简单地赞同了现有的臆测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始，人类的看法更加明确。一少部分学者将威尔逊所称的“新综合推理”融入到社会科学中，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并且这样做的学者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将更完善的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用于人类物种中，以最新收集的数据验证其应用。虽然失败不可避免，但他们确实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虽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处于劣势的少数（尽管私下他们可能以此为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知名期刊纷纷刊登出十年前新兴期刊认同达尔文观点的作者的文章。新的观点正在形成，虽然进展缓慢，但确定无疑。

这里所说的“观点”也仅仅是字面上的。新的达尔文综合理论就像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学一样，它是科学理论和事实的主要部分，也是看待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旦真正掌握（它比二者都更容易掌握），它将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社会观。

这个新观点所能解决的问题，包括从宇宙到灵魂的各个领域，与一切重要事物息息相关：浪漫、爱情、性（男人或女人真的适合一夫一妻制吗？在什么情况下适合或不适合？）；友情和仇恨（办公室政治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或者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领域？）；自私、自我牺牲、内疚（为什么自然选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内疚感—我们所谓的良心？它决定了“道德”行为吗？）；社会地位和攀附权贵（阶级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吗？）；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友谊和野心诉求（我们是否都受制于自己的性别？）；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战争（为什么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排斥大的族群，而无一点同情心？）；欺骗、自我欺骗和无意识心理（理智的诚实是否可能？）；各种精神病理学（抑郁、焦虑或偏执妄想越来越“自然”，如果是这样，是否更容易被人接受？）；手足之间的爱与恨（为什么不能全是爱？）；父母对子女心理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谁的感受？）等等问题。

沉默的革命

新达尔文社会科学家们正在批判一项在本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条，这个观点就是：生物学并不重要，而独具可塑性的人类思维，加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力量，已经使我们的行为与进化根源隔绝开来；人类的本性并未驱动着行为，而相反是行为驱动着我们的本性。现代社会学之父埃米尔·德克汉（Emile Durkheim）在世纪之交时写道：人性“仅仅是社会因素塑造并转化而成的不确定物质”。他说，历史表明，即便是因爱生妒、父亲对孩子之爱或孩子对父亲之爱等此类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情感“也并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的心智基本上是消极的—心智就像一个容器，随着一个人逐渐成熟，本土文化就会逐渐倾入；如果这个人的心智存在任何文化局限性，那这些局限性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人类学家罗伯特·罗伊（Robert Lowie）在1917年写道，“心理学的原理无法对文化现象作出解释，就如同万有引力无法对建筑风格作出解释一样。”即便心理学家们可能会替人类的心智辩解一番，他们也不过是将人类心智描述为一张白纸。行为主义在本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占据了心理学的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习惯性去做那些能够获得回报的事，而不去做那些能够受到惩罚的事这一观点组成。因此，形式来源于无形的心智。1948 年，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在其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II》（Walden II）中写道，嫉妒、猜忌及其他反社会冲动都会通过严格执行的、正面或负面的强化而得到消除。这个人性观点—就像是一个几乎不存在也不重要的事物一样—被现代达尔文主义社会科学家们称为“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型”。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大学时就接触过这个课题，还有一些人在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之前就受其影响多年。在面对大量质疑时，他们也开始反抗。

目前，这个观点恰巧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所提出的“典范转移”相吻合。一批年轻学者在对其前辈确立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之后遭到了激烈的驳斥。但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发展。然而，两代学者之间的冲突可能看似寻常，却也存在着一些特有的讽刺意味。随着革命的进行，这些观点一开始并不显眼。许多革命者固执地拒绝以简单的单一名称自称，并希望通过这种行为独树一帜。这些观点曾有过一个名称，即“社会生物学”，这是威尔逊提出的一个恰当又有用的术语。但是，威尔逊的著作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大量的恶意政治意图，并引发许多社会生物学题材的讽刺画，最终玷污了这个词。他所定义的该领域的多数从业者如今都避免使用这个标签。尽管他们受到大量紧密相关的教条的束缚，他们仍拥有许多名称：行为生态学家、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进化精神病学家。人们有时会问：社会生物学发生过什么事？答案是这一学科仍处于秘密状态，并正在逐渐侵蚀着正统学术派的基石。

这一革命的第二个讽刺意味与第一个相关联。这一新观点的许多特征，保守派们都不喜欢也不恐惧。事实上，这正是这一新观点的特征所在。从一开始，对社会生物学的打击就带有自我反省性—其反应主要针对所有与达尔文主义相关的书籍，而非威尔逊的著作。毕竟，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事务的历史很长，也很黯淡。在世纪之交，这个观点与政治哲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意识形态，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为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最无情的资本家们谋取了方便。与此同时，它还就行为的遗传基础产生了一些过于简单的观点—这些观点为政客们滥用达尔文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结果显示，学者及外行们仍然继续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无论是智力还是意识形态均不成熟（有些人认为达尔文主义这个术语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新达尔文主义范式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错误印象。

隐形的协调性

例如，新达尔文主义常被误认为是社会分化的必要理论。在世纪之交，人类学家们偶尔会谈到那些与道德提升并不相关的“下等的野蛮人”。对于不严谨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态度似乎完全符合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架构，甚至是随后诸如希特勒等“至上主义者”的学说。但是，如今的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们在审视全世界的时候，却不太关注文化之间的表面差异，而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协调性。在世界各地仪式及习俗的百衲被的下面，他们看到了家庭结构、友谊、政治、婚恋与道德的重复模式。他们相信这些模式均能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得到解释：为什么各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会为社会地位而烦恼（而又常常超越他们的意识）；为什么各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不仅都会传播流言蜚语，而且还涉及相同的话题；为什么各个文化背景下的男人及女人都会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感到内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出所料；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心存强烈的正义感，以至于全球各地的人们都会遵循诸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至理名言。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花费很长时间去重新发现人性一点都不奇怪。它随处可见，却又逃避着我们的眼睛。我们视感谢、羞耻、懊悔、自豪、荣誉、报应、同情、爱慕等这些生活的基本元素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视呼吸的空气、自由落体及其他地球生存的标准特征为理所当然一样。然而，事物并非总是遵循这种方式。我们想象能够在一个社会生活特征与上述完全不同的星球上生存；想象能够在一个各民族持不同观点的星球上生存。但事实上我们不能。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们对于全世界的人们越了解，他们受到错综复杂的人性的打击就会越严重，而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人性这张网的束缚。同时，他们也会把这张网看得更加清楚。

即便当新达尔文主义者们关注各人类群体或各群体人们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他们一般也不喜欢从遗传差异的角度作出解释，而是将全世界不可否认的多元文化视为单一的人性应对不同情形时的产物。进化论揭露了情形与文化之间曾经存在着无形的联系（比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文化就有文化遗产，而有些则没有）。尽管与共同愿望相悖，进化心理学家们仍对20 世纪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基本学说表示赞同，即早期社会环境对成人思维产生了潜在影响。事实上，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一课题，努力揭示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相信达尔文主义是唯一能够解释的理论。如果我们想要解开如何运用早期经历去调整野心或不安全感的程度等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要问为什么这些问题能够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进行调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在追溯环境影响渠道的过程中，多数进化心理学家都遇到了难以攻克的难关。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行为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提出人类在经过适当调整后能够变成任何一种动物，但并未实现。因此这一理论极不符合人类经历中最严酷的一面，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会受到“本能”和“天性使然”的影响这一点，也不符合人们的心理差异主要归结为遗传差异的结论。当然，人们的心理差异还是归结为遗传差异（除了心智发展，还有什么能够最终占据支配地位呢？），但未必仅仅归结为基因之间的差异。在幡然醒悟后，很多进化心理学家都在其指导假设中提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都最有可能追溯到外界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心理学家们正在试图了解人性的第二个层次，即这个物种更深层次的协调性。首先，人类学家注意到了各文化之间的重复主题：对社会认可的渴望，以及犯罪的能力。你可能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一般概念称作“人性的旋钮”。之后，心理学家们又注意到准确调节这些旋钮的能力因人而异。某个人“渴望社会认可”的旋钮处于适当的程度范围，甚至略低于“自信”水平，而另一个人则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程度范围，因而十分苦恼；某个人的犯罪的旋钮处于较低的程度范围，而另一个人则非常高。

这时，心理学家们就会问：这些旋钮是如何设定的呢？当然，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或许遗传共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为证明这点，他们开发了一项各物种遗传发展程序，从而吸取了大量社会环境信息，并对成熟的心智进行相应的调节。奇怪的是，领会到环境重要性之后的研究进展可能来自于对基因的思考。

因此，人性以两种形式存在，而这两种形式的自然趋势均会被忽视。首先，一种形式普遍存在，显然被视为理所当然（比如犯罪）；其次，还有一种形式，其作用就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产生与他人不同的差异，因此总是隐形存在（即校正犯罪的发展程序）。人性由各个旋钮以及调节这些旋钮的机制构成，二者均以其自己的方式隐形存在。

总有其他的隐形缘由，以及其他的原因使人性暴露出来，这一基本的进化逻辑是人所共有的，然而在内省时却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自然选择似乎能够对自我意识掩盖真我。正如弗洛伊德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无视自己最深层次的动机，但在方式上却比他想象的更加持久、更加彻底（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更加怪异）。

达尔文主义的自我救赎

虽然本书将涉及多项行为科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进化心理学仍将是本书的中心。这个年轻且刚刚起步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我们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心智科学的诺言。现在，让我们来提出一个在1859 年《物种起源》问世之后，甚至到了1959 都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问题：自然选择理论为普通人带来什么？

比如，达尔文主义的人性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其生活目标吗？能够真正帮助人们选择目标吗？能够帮助人们分辨实际或不实际的目标吗？能够进一步帮助人们决定哪种目标是有价值的吗？也就是说，了解进化对我们基本的道德冲动产生的影响后，能够帮助我们决定哪种冲动应被视为正当的吗？

在我看来，答案是：能，能，能，能，的确能。上述回答即便不会惹怒该领域中的许多人，也会使他们感到困扰。（相信我，因为我已把它们给其中的一些人看过。）长久以来，他们不得不在达尔文主义过去对道德和政治滥用的重压下劳作，他们希望能将科学和价值观领域区分开来。他们争辩说，你不可能从自然选择或是任何自然作品中获得基本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能够获得，那么你就犯了哲学家所称的“自然主义谬误”—从“应然”到“实然”的毫无依据的推理。

我认同这种说法：本性并非道义。我们无须遵循任何看似蕴含于事物运行中的“价值观”，比如“那样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人性真正的理解将不可避免地对道德思想产生深远且合理的影响，正如我将试图表明的那样。

这本书讲述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问题，将具有心理自助书的某些特征，不过也并不全是。后面数百页的内容并非完全充斥着精辟的建议和温馨的提示。

达尔文的一个观点并不会大幅地简化你的生活，反而会通过尖锐地阐明道德暧昧行为而使你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复杂化—我们往往倾向于这些暧昧行为，却看不到其暧昧的演进过程。我从新达尔文范式中获得的几点乐观启示要多于其揭示的棘手且严峻的权衡、窘境和难题。不过，你可以否认其揭示的程度—我希望至少你不会在本书结尾的时候加以否认。虽然我的初衷之一是找到进化心理学的实际运用范例，但是我的中心目的则是阐释进化心理学的所有基本原则，以表明自然选择理论是如何优雅地揭示人类心智的轮廓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这本书首先是对一门新科学的推销，然后才是对政治和道德哲学新基础的宣传。

我已尽力将这两个问题分开对待，以区分新达尔文主义有关人类心智的论断与我自己有关新达尔文主义实际益处的论断。许多对第一套理论颇为买账的人们无疑会认同第二套理论中的观点，赞同前者的人中很少有人会否认其与后者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一旦认同了这种新的范式是目前为止用来观察人类的最强大视角，那么在审视人类时又怎能将其搁置在旁？毕竟，人类就等同于人类困境。

达尔文、斯迈尔斯和密尔

《物种起源》并非1859年在英国出版的唯一一本具有深远影响的书。由记者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的《自助论》（Self-Help）同样也是当时的畅销书，并具有奠立流派的意义。随后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著的《论自由》（On Liberty）也曾轰动一时。巧的是，后两本书恰好表达了达尔文书中最终想要说明的问题。  《自助论》一书并没有强调要深入体会个人的感受，从糟糕的关系中逃离出来并开发和谐的宇宙力量，也没有突出各种自此以后的心理自助书所呈现的那种自我接纳和肤浅的舒适感的东西。《自助论》宣扬的是最基本的维多利亚时代所歌颂的美德：礼貌、诚实、勤劳、不屈不挠，以及最根本的自制力。斯迈尔斯认为，一个人可以“运用其自身的行动和运用自如的自我克制”实现几乎任何目标。但是，他必须一直能“抵挡得住放纵的诱惑”，而且不得“让身体为色欲所玷污，让心灵为奴性思想所亵渎”。

相比之下，《论自由》则表达了对恪守自制和道德合规性的沉闷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强烈抗议。密尔暗示了基督教对“色欲的恐惧”，并抱怨说“你不应做什么”过分地主导了“你应做什么”。他发现日益消亡的加尔文流派认为“人类的本性彻底腐化，任何人都无可救药，直至人的本性被其灭掉为止”。密尔对人类本性的看法相对比较乐观，“如果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与这种信念相一致的看法是，这种善良的本性给予了人类各种禀赋，这些禀赋可加以培养和拓展，而并非予以根除或是耗费；每当一个人更加接近其中包含的理想概念之时，或是每当理解、行动或是享受的能力有所增强之时，他就会以这些禀赋为乐。”密尔提到一个重要问题：人性本恶吗？像塞缪尔·斯迈尔斯一样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一般在道德上更为保守，更强调自制、节欲和顺从。而像密尔这样持反对观点的人们则在道德上更为开放自由，在有关人们如何选择行为方式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轻松。虽然进化心理学的历史不长，但是却已经为这场辩论作出了阐释。其发现成果既令人欣慰，又让人不安。

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利他主义、怜悯、同情、博爱、良心和正义感—诸如此类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且让人类对自身评价如此之高的品质的确有牢固的基因基础。这当然是好消息。而坏消息则是：虽然这些品质从某方面说是整个人类的天赋，但却不能直接演化为“人性善良的一面”，也无法可靠地为此种目的而利用。截然相反的是：道德情感如何（精确地说是“为何”）与无情的灵活性相结合并为维护个人利益而随时调整？我们又如何时常对这种转换全然不知？现在，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了。从新的观点看，人类是一个在其道德装备上非常壮观、在滥用道德的倾向上非常悲剧，且在对这种滥用的无知上非常悲哀的物种。这本书的书名并非完全没有隐射讽刺意味。

因此，就社会生物学普遍看法中对“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的强调而言，就其所有真正的重要性而言，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讥讽的有关人类本性堕落和“原罪”的观点并不值得即刻驳回。鉴于此，我认为这二者均未践行道德保守主义。事实上，我认为，与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保守主义准则相比，某些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推崇的保守主义准则反映了（或许是间接地）对人类本性更确切的理解。而在上个10 年中复兴的某些道德保守主义—尤其是性领域的道德保守主义—有赖于对一直以来被否认的人性真相的重新发现。

如果现代达尔文主义真的刻有某些道德方面的保守主义痕迹，这是否意味着它同时也带有政治色彩的保守主义痕迹？这是一个棘手而重要的问题。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蓄意骚乱的激流而予以驳回的做法非常简单，也很正确。但是人性本善的问题却被蒙上了一层驱之不散的政治阴影，因为有关人性的思想和观点之间的关联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在上两个世纪当中，尽管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含义已经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但二者之间的一点区别却保留了下来，即政治自由主义者（比如那个时代的密尔）一般比保守主义者更加乐观地看待人性，也更加喜欢宽松的道德氛围。

不过，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是否真正必要，这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如此。从新达尔文范式已合理地区分了政治影响的意义上说—一般而言它并未作出这样的区分—他们“左倾”和“右倾”的频率几乎无异。从某种方面而言，他们“左倾”得更为激烈。（虽然卡尔·马克思会在这个新范式中发现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也会看到一些吸引人的东西。）而且，该新范式也解释了现代政治自由主义者从思想连贯性角度或许赞同某些道德保守主义信条的原因。

达尔文化的达尔文

在为达尔文观点提出充分理由时，我会将查尔斯·达尔文作为第一例证。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将足以阐释进化心理学的原则。1876 年，达尔文在其自传的第一段中写道：“我一直尝试写出如下的自述内容，如同我是一名死者来回顾此生。”（他用严肃而超然的语气补充道，“我没有觉得这很困难，因为生命对我而言即将结束。”）我常常设想，如果达尔文今天用新达尔文主义敏锐的后见之明来进行回顾，那么他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一生阐述为我将描述的那样。

达尔文的一生远不只是一个范例，它还将是对其自然选择理论现代改良版本的阐释能力的一个微型测试。包括达尔文和我在内的进化理论的支持者一直声称，自然选择理论在解释所有生物的本性上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当从这个角度出发时，随机选择的任何人的生命均应有新的清晰的阐释。虽然达尔文并不是随机选择，但是他却将成为一个实验对象。我的看法是，当从达尔文的观点而非任何竞争观点来分析时，达尔文的一生，以及他的社会环境—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将更具有意义。从这方面讲，达尔文和他身处的环境与其他任何生物现象无异。  然而达尔文似乎与其他生物现象并不相同。当我们想起自然选择（即对自身利益本能的、冷酷的追求以及优胜劣汰）之时，印入脑海的东西与我们提起达尔文时所想到的东西并不一样。据说，达尔文是一个非常有礼貌且富有同情心的人（可能除了当情况使这两种品质很难兼具的时候，譬如当痛斥奴隶制时他会变得很激动，在看到马车夫虐待马匹时他可能会大发雷霆）。

达尔文的绅士风度和真实不做作的品质形成于他的青年时代，且并未因名气日盛而被腐蚀。“在我所见过的所有知名人物中，达尔文对我的吸引力是无人可比的，”文学批评家莱斯利·斯蒂芬这样评论道，“他的简单和友善，有一种近乎让人怜悯的成分。”在此，我想借用《自助论》最后一章的章题来评价达尔文，即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达尔文读过《自助论》。但是他并不需要读。当时他51岁，是斯迈尔斯的格言“人生是一场与‘道德愚昧、自私和恶习’的抗争”的活生生化身。事实上，普遍认为达尔文的一生的确值得批判，即如果他需要一本心理自助书，那么它应是20世纪末的一本心理自助书，内容则是有关如何让自己感觉良好以及如何争当第一。颇具洞察力的达尔文传记作家约翰·鲍尔比认为，达尔文受到了“让人心神不安的自卑”和“过分活跃的良心”的困扰。鲍尔比写道：“不虚伪做作、具有强烈的道德原则是达尔文性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使达尔文与其亲人、朋友和同事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这一点让人无比赞赏，但这些品质却不幸过早地发展且发展到过分的程度。”

达尔文“过分”的谦逊和道德感以及他性格中温文尔雅的一面使他在测试案例中变得颇具价值。我将试着说明：无论自然选择看上去与他的个性多不相关，但仍能阐释他的个性。达尔文是你在合理的预期之下，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最为绅士、仁慈而且正派的一个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他也是与世界上其他人并无根本差异的一个人，这一点同样真实，即查尔斯·达尔文甚至也是动物的一分子。

这是一部关于深刻议题的伟大思索与书写的盛宴，也是对任何一个思考的人的款待……明白晓畅地解释了我们对人类道德情感之进化的理解，提出了关于性、家庭、职责和社会政策的发人深省的意见……赖特先生的写作带有一贯的机智而不失真诚的严肃性。

——Steven Pinker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进化心理学这一崭新领域——它寻求以达尔文进化理论解释人类行为、思想和情感——找到了它的雄辩的支持者罗伯特·赖特。在尝试揭示友谊、爱情、仇外、种族主义、兄弟之争等等现象背后的进化逻辑的过程中，赖特以机智幽默的方式逐渐展开他的讨论，并以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生经历穿插其间……这是现今关于新达尔文主义思想最具深度的探讨。

——《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向导，以一种引导门外汉进入进化心理学的智慧和眼光写就。

——英国伦敦《卫报》（The Guardian）

这是一个关于省察我们究竟是什么的杰出的、令人吃惊的尝试……赖特的书不断地驱动着读者去内省，去更新自己关于选择和社会位置的看法……一个值得广泛讨论的精细的诠释。

——《波士顿全球报》（Boston Globe）

这本充满智慧和发人深省的书一定会成为经典……正如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样，它能够巨大地改变人们思考和体会他们生活的方式……本书包含对当今许多困境的深刻见解。它以机智的文风为读者提供一次思想的盛宴。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