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17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山东省泰安县下乔庄一个破落贫寒的人家里，一个男婴啼哭着来到人间。四十余年后，这个出生于动荡岁月的男孩，自封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他就是本书传主——孙传芳。

众所周知，被誉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主峰就坐落在泰安境内。我们不想简单套用“地杰人灵”的成语，仅想指出，孙传芳的故乡泰安确是一个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地方。历代文人赞美泰山的诗文数不胜数。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饱览泰山之巅的风光后，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如今，泰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级名胜，山上的风光和古迹无须我们一一赘述，但人们往往对泰山脚下泰安县境内的名胜古迹并不清楚。泰安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在泰安县境内。位于泰安县城东北的汉明堂遗址和县城内的岱庙都可以作为该地区古代文化兴盛的见证。泰安的物产在华北地区也可算得上丰饶，花生与棉花产量曾居全省之冠。孙传芳的故乡下乔庄，在泰安县城以东，距泰山约四十华里。孙家虽非当地名门望族，但也世居有年。[1]据孙传芳后人所提供的有关下乔庄孙姓的情况，至晚孙传芳祖父一代已移居下乔庄。孙传芳的祖父名振，务农为生。振仅生一子，即孙传芳之父孙育典。育典青年时代也曾勤奋读书，锐意科举，二十多岁时便考中秀才，但后来屡试不第，只好以教私塾为生。在乡村当个私塾先生收入自然并不丰厚，维持生计而已。尽管收入微薄，孙育典授课却十分认真。一些不肯规规矩矩听讲的顽皮孩子经常要受其呵斥，以至罚站或打手板。不想在孙传芳六七岁时，其父即因此引出了一场祸事。在孙育典任教的私塾里，有一孙姓本家(孙维)大舅的孩子就读。孙育典打了这个孩子后，那个本家大舅不依不饶，与孙育典扭打起来。在扭打中，育典的发辫被揪下来一大缕。发辫被揪，对私塾先生来说，当然太伤脸面了。育典自认为受了奇耻大辱，无法再见人了，怀愤成疾，不久因伤寒而亡。

孙传芳的母亲张莲芳出身于历城(今济南)一带黄河河工的家庭，张父原为黄河上的一个小头目。孙育典与张莲芳生有三女一男，男即孙传芳，排行最小。

孙育典去世时，其长女、次女已出嫁，家中还有三口人。孙育典生前仅为一穷塾师，没留下什么家产，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孙育典死后，张莲芳只好暂时依傍孙育典的堂兄弟们过活，但不久便因忍受不了孙传芳的堂婶的欺凌，携孙传芳及幼女投奔长女处栖身。

孙传芳的大姐嫁给商河程姓人家、二姐嫁给历城逯姓人家。当时他的大姐家既有钱铺又开烧锅，家境颇为宽裕。孙氏母子三人，在此寄食不成问题。但是至孙传芳十三四岁时，孙氏母子尚属安定的寄食生活又因义和团在山东兴起而被打乱。19世纪末年，原为民间反清秘密组织的义和拳逐渐转变为以反洋教为主要宗旨的群众团体。原山东巡抚毓贤既有盲目排外思想，又无兵力剿办义和拳，便改义和拳为团练，称义和团。遂使山东义和团席卷全省。这一形势对已侵入山东各地数年的西方教会势力造成很大威胁。驻北京的西方公使屡次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西方使团和荣禄等都看好袁世凯，于是1899年底清廷便改任袁署理山东巡抚。由于当时西太后对义和团态度暧昧，袁世凯开始尚不敢对义和团大动干戈。1900年6月，西太后对外宣战后，袁世凯采取极其狡猾的手段，驱使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对于那些不肯受骗而仍留山东境内的团民，袁即以“黑团”或“假团”等罪名，严酷剿杀。商河为山东义和团活跃的县份之一，时有袁军与义和团角逐，孙母遂携子女迁省城济南暂居。

孙氏在济南城内并无近亲可以投靠，只好自己抛头露面，自谋生计。她在街上摆了一个茶水摊糊口，后为招揽顾客，她又让在家乡练过几年武术的小女儿在茶摊旁边耍上几拳，以吸引茶客。茶客或过路客人围观后，乞钱的任务自然就是孙传芳和他三姐两人的事了。一次孙传芳在茶摊玩耍时，竟不小心把茶壶打碎。孙母见了，又疼又急，劈头盖脸地便把孙家的独苗、唯一的儿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由此事便可想孙母当时带一双儿女过活是多么不容易。P2-5

孙传芳是民国时期翻云覆雨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一本他的生平传记。当然这和历史背景极其有关。国民党统治的年代，孙传芳是蒋介石的政敌，没有人敢写。新中国成立后孙被划为“反动”军阀，也没有人愿意研究他。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包容，以前历史上的空白需要填补，自此研究孙传芳这个课题的学者才逐渐多了起来。

通过了解孙传芳的生平，可以开阔知识视角，更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借以熟悉中国近现代史。

孙传芳一生经历了北洋军阀由兴至衰的全部过程，1925年孙传芳异军突起，重执直系牛耳，而且又“拓土开疆”，位列兼圻，成为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其声望远非才质驽下的武夫悍将所能企及。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何德骞、潘荣)就参加了南开大学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后受出版社之约，即把人物选题锁定为孙传芳。

当时研究北洋军阀尚不普遍，更没有今天历史资讯网络平台提供的资源共享，要想把一个尘封记忆中的历史人物有史有据地写出来，困难很多。有关的档案也还没开放，散见的文史资料(省地一级)和地方志也不多，为此我们只有从旧报刊中广摭博采、索隐钩深地去积累。

1995年，天道酬勤，我们在搜集资料中结识了陕西督军吴新田之子吴国英先生，他为我们引见了孙传芳的后裔(由于历史原因，多年中断音讯)。孙之长子孙家震、长孙孙承祖两位先生不避时嫌(何之先父何毓华曾入孙之戎幕任少将参议)，热心细致地叙说孙传芳生前秘闻和轶事。两位孙先生和吴先生为我们两人撰写本书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坚持严谨的学风，即便通俗史话也不能没有史料依据。文学家和史学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家唯恐不出于己(创作)，史学家唯恐不出于人(客观纪实性)”，章太炎先生曾谓“历史不是小说传奇”，南大著名历史教授孙立群(百家讲坛特聘教授)坦言“历史不能戏说”。历史本身就是故事，有些情节不符合时代特质，不能向壁虚构。我们赞成撰写人物传记要有史家的眼力，但是不完全认同文学家的虚构创作。

一部作品首先需要有科学性，其次要有可读性以及趣味性。“讲故事(真实性)，通正史”固然可取，但却不能失实而误导读者，我们认为还是“多讲事实，少讲故事”为好。但要声明一下，绝非“述而不作”。

本传我们特意增加了一章人物评价。这首先应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讲真话，说实事，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话语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新方法、新视角，自成一家之言来臧否人物。

孙传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过去一直采取的否定和贬多褒少的评价模式不能固化不变，我们认为最好以史为据重新审定，才能还原历史真实。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是国际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写的传主孙传芳下野后身处日寇策划“华北特殊化”的险境之中，如前所述，不管出于任何原因，他毕竟没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洁身自爱保持了中国旧式军人的民族气节。

当此出版之际，我们要说明一点：现在有关《孙传芳传》的版本已有七八部，什么“三杰”、“三雄”、枭将等，名目繁多。至于叙事内容，几乎是在“克隆”，也不知哪一部是“原生态”，哪一部是“高仿真”。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孙传芳真传》《五省联帅孙传芳》成书领先。而且孙氏后裔生前也都看过。如若对比，最好在网络上查“维基百科”“孙传芳”词条，或许能够得出结论。

作者何德骞早年为南大历史硕士，历史学副研究员，高级美术师，曾受聘为高校客座教授，尤其先严与孙传芳部将多人为世交。本人少年曾亲稔原五省联军诸部将。现年已逾75高龄。

此次我们建议书名改为《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北洋铁翼：孙传芳》，借以刷新原书。

本书自接出版合同后即着手增、补、修、删，执笔者何德骞通宵达旦，笔耕不辍，新增近五万字。

第一章至第四章由潘荣撰写。第五章至第十章(点评)，以及附录一至六，完全由何德骞撰写，前后修改多次。唯因时限，新增部分难避率而操觚，付之梨枣之嫌，尚望读者见谅。

在撰写过程中执笔者真诚感谢老妻于桂荣及妻妹于桂婷的全力支持(打字、校对均由她们承担)。

全书由何德骞全面整理修补，曾三次校对增补，同时搜集提供书中采用的所有图片。

何德骞

2015年4月25日

第一章

初投北洋（1885—1908）

飘零少年

投军逢时，东渡深造

第二章

王占元的爱将（1909—1920）

学成归国，重返北洋

追剿白朗，初露头角

王占元的爱将

第三章

转依吴佩孚（1921—1923）

扼守羊楼司

弃王投吴

驱徐迎黎充先锋

第四章

入主福建进取浙江（1923—1924）

援川未果，改道援闽

初任闽督，备受牵制

智驱王永泉

让位抚周

助齐伐卢，攫取浙江

广纳降将，实力大张

第五章

反奉获胜，称雄东南（1925）

“北京政变”后奉军南下

太湖“秋操”，突袭沪宁

第六章

建立东南“独立王国”（1925—1926）

军绅联合政权

招贤纳士，延揽才俊

“修明政治”和“保境安民”

复古和厌新

开发利源，推行“大上海”计划

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中国外交主权

第七章

在革命冲击下势焰大跌（1926）

坐山观虎斗

国民党人的诱惑革命思潮的困扰

出兵援赣，精兵受挫

前方御敌，后门“失火”

丢赣失闽，退保江浙

第八章

托庇奉张顽固抗拒北伐（1927—1930）

北上乞师，孙张联手“讨赤”

浙军叛孙和浙人“自治”

拥戴奉张，伺机反攻

龙潭鏖战，一蹶不振

且战且退，转战直鲁

少帅府的高级幕宾（僚）

第九章

津门寓公（1931—1935）

 由苦闷难耐到礼佛诵经

 仇女寻踪，暗中密访

 血溅佛堂，孙居士被刺

 孙施两家的法理争讼

附记

 功过点评

 “大上海计划”的夙愿

 实用主义的武人政治

 名不符实的保境安民

 命运与时局的抗争

附录一 孙传芳生平年表

附录二 孙传芳的亲信助手和得力干将

附录三 孙传芳义结金兰的“四兄弟”

附录四 北伐以后五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收编高级将领一览表

附录五 孙传芳家族概况

附录六 孙传芳的财产考略

后记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墨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两党，从张大干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truth，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戴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陛、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晾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渎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孙传芳是民国时期北洋军事集团中一个狡诈、机警而且具有纵横之才的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一生颠簸跌宕，历经了北洋军事集团由兴至衰的全部发展过程，是一个“正统”的北洋派军人。何德骞、潘荣编写的《北洋铁翼(孙传芳)》中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也有许多当代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独到见解，可读性较强。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适合各年龄段的读者阅读。

孙传芳一生经历了北洋军阀由兴至衰的全部过程，1925年孙传芳异军突起，重执直系牛耳，而且又“拓土开疆”，位列兼坼，成为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其声望远非才质駑下的武夫悍将所能企及。通过孙的生平，可以开阔知识视角，更准确的把握时代脉博，借以熟悉中国近现代史。

北洋，一个文攻武卫、各展雄奇的时代。军阀，岂能一言以蔽之；武夫，并非盖棺论定之符号。

孙传芳，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军人之一。1925年异军突起，重执直系牛耳，拓土开疆，青云直上，成为北洋系后起之秀。位至五省联帅，声望登峰造极。而后对抗北伐失败，一落千丈，淡出权争之舞台……

何德骞、潘荣编写的《北洋铁翼(孙传芳)》详细叙述中华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孙传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