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再记》，是身为“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继《浮生三记》、《浮生后记》之后，又一部散文集，道出从青丝到白发的几度春秋。从域外求学到清华院长，忆师怀友，指点高等教育；从“当官”到“罢官”，道尽滋味，分析台湾政局；从谈棋论道到生命、情感，平和豁达，参悟人生。

雅称台湾“四大公子”(连战、钱复、陈履安、沈君山)之一的沈君山，拿的是理工科博士，爱的是博弈，在不同的领域中均是佼佼者。

效仿前辈沈三白，作者意欲在有生之年写出“六记”，继《浮生三记》、《浮生后记》之后，再次推出散文集《浮生再记》。

《浮生再记》以潇洒动情的笔触写出从青丝到白发的人生几度秋凉，从容道出“当官”与“罢官”的滋味，谈棋论道写出人生。1999年，沈君山中风，纪政等老友的陪伴与关怀，让他重获生机，开展出了另一番境界，呈现“做我所能，爱我所做”的人世情怀。

代序

辑一 秋山又几重

 愚公子移山

 高等微积分

 吴大猷先生的讲稿

 附录：挨骂的故事

 秋山又几重

 从台大篮球场谈起

 哪吒与孙悟空

辑二 清华岁月

 清华岁月

 清华渊源

 一封迟到了一年的信

 我知道的清交合并的历史

 清交合并与一流大学之道

 附录：五校长暨代校长联名书

 第三波清交合并始末记

辑三 仕途一年

 做官的滋味

 罢官的滋味

 审预算

辑四 师徒棋缘

 莫教浮云遮望眼

 给懿宸的第一封信

 汽油和机油

 给懿宸的第二封信

 驭棋而勿驭于棋

 给懿宸的第三封信

附录

 与三毛对话

 二进宫

一九五○年代初的台大，物理系和数学系学生最怕的一门重头课是高等微积分，老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沈璿，早期的日本留学生。他个儿矮矮的，可是在讲堂上一站，就忽然高大起来，平时笑眯眯，讲话也慢吞吞，但考的题目却都是一些需要特殊技巧的难题，他对本科数学系的学生比对物理系学生更要严格，后来成为出名数学家的项武忠、项武义兄弟和现在中大的王九达教授，都在他手上吃过苦头，学生怕他怕得厉害，私下叫他沈大头，可见了面就毕恭毕敬。我最记得一位我们叫老刘的球友。那时台大有几个主要的篮球队：师大附中毕业校友组成的附友、建中毕业校友组成的建群，还有不属门派凑在一起的黄蜂、星云等，互相争雄。老刘是我们黄蜂的主将，一百八十二公分的身高，现在打后卫还嫌矮，但那时已算高个儿，擎天一柱，篮下一站，火锅一个个地给，是我们的主将。

讲起“火锅”，字典上的定义是一种菜的做法，这也是一般人的了解。但在篮球场上，谁都知道就是block，这是台湾的特殊用语。用了五六十年不上字典，可大家都懂。

老刘打球认真，绝不独霸，和谁都谈得来，是极好的一个人。可有一个毛病，就是打球打到一半，常会忽然不见。原来他是数学系的，和大多数数学系的学生一样，当初不知怎么填的志愿，糊里糊涂就被分发到数学系，从此转不出去。他高微的考试老是过不了关，而且分数越考越少。我们进去做新生时，他已是四年级生。早两年他选上了校队，沈璿做系主任，也不让他去参加。这两年就只剩下高微一门必修课了，但总搭配着一两门营养课一起选，以免跨不过二分之一的门槛。黄蜂一组成，老刘就是我们的基本队员，他怕极了沈主任，沈又认为打球耽误功课，下午五时前后，沈下班回新生南路的宿舍，篮球场是必经之途，所以一过四点，老刘就心神不宁地望着数学馆(那时是在行政大楼的东侧)的大门。远远一个影子，我们都没看清，他就呼的溜了。过了五分钟，那个影子踱过球场，再一两分钟，老刘才再出现，谁都不知他躲在哪儿。起先他溜的时候，还给我们打个招呼，后来次数多了，连招呼也不打了，算是个自动的time out。这在平时还好，自然有人补上来，正式比赛可麻烦了，有一次碰见死对头建群，我们原就因为赛球和他们打过架，建群的田长霖还把裁判桌给冲垮了。这次是一个校内什么杯的准决赛，打到一半，我们忽然又只剩四个人，马上叫暂停、换人，但换谁下来呢？那人在哪里？建群抗议，裁判也没法处理，吵吵嚷嚷一阵，眼看赛不下去，忽然老刘又蹭蹭蹬蹬地出现了，原来沈主任已经走过，他向大家道歉。老刘人缘好，又都知道他是真的不得已，就连建群也同情了解，于是判个技术犯规，罚两球，然后球赛继续进行，老刘继续把关，继续给人吃火锅。

我那时在台大，成绩算是中上，可绝对不是用功的学生，对高微也十分畏惧，一开学还认真上课，但学期还没过一半，偶尔，也是不得已罢，缺了一两堂课，就怎样也跟不上了。但我有两位好学生的朋友，一位是同班的孙璐，她一直是班上拿书卷奖的，笔记抄得清清楚楚，重点还用红笔画出来。平常的考试，考前两三天我就去找她借笔记，她不但借给我，还指点迷津，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可能会考，每次最后总是劝告我：“下次自己好好抄嘛，不要这样了。”我当然也笑嘻嘻地说：“好，好，一定，一定。”但到下一次，当然还是去问她借，她也总还是借给我，虽然先要给个白眼。

但高微的期终考，情形不太一样。首先，课堂内容转的弯太多，自己看不明白，孙璐也不太解释得清楚。其次，许多课挤在一块考，孙虽是一等一的好学生，时间也分配不过来，要想抢书卷奖的人排着队，等着她考坏，我也不好意思老去缠她。这时就得靠我的另外一位恩人苏竞存。

苏在物理系早我一年，也常拿书卷奖，他头脑清楚，思路严谨，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我读高微的时候，他已早一年修过，得了全班最高的八十五分。高微总是在别的课都考完后，再选一天考。于是，在考前的两天，我们选了一间空教室，那时多数学生已回去，空教室多的是。老师一人，苏君竞存，他在讲台上把一学期的课从头复习一遍；学生一人，就是我，坐在下面，桌上摊着三本笔记，一本整整齐齐，是苏君去年的；一本零零落落，是我自己的；还有一本空白的，我一边听，一边问，一边往空白的本子上记要点。到了中午一起出去吃一碗牛肉面，下午再讲，大概四五点，大要讲完了，师生两人一起放学，经过操场，球友们早就拥在那儿斗牛。我看看苏，他知道我的心意，嘻嘻一笑：“去，去，去，明天早上八点半老地方见，可别忘了！”我一冲就混进“牛”群里去了。P14-17

本书一共五辑。第一辑是怀忆师友少年往事的散文，第二辑讲我的清华岁月和对高等教育的一些观念。第三辑是回忆我为官一年的经历，包含两篇当时的访问。第四辑是给我的围棋徒弟施懿宸的三封信，前后相隔十九年，是以围棋为主题讲我对专业和业余分际的一些看法。第五辑是我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前四辑收的都是散文，大多曾在副刊刊出，并没有时间性。第五辑则是时论，时论在当时的影响可能较大，但过去以后就成为明日黄花，惟有两岸关系是个例外，三十年来两岸各自都改变了很多，但相互间矛盾的症结却并没有变。因此与近作收集在一起，自成一辑。

本书的始轫和完成，首先要感谢九歌的总编陈素芳女士。《浮生三记》出版后，偶尔相通电话问问销售的情形(这是需要勇气的)，她总说还不错，有得赚，去年初秋，陈总编忽然捧着些影印的剪报来给我看，说再写些，就又可以再出一本书，而且，《浮生三记》也可以改版了。

我在六年前中风后，行动不便，被迫乖乖的待在清华，慢慢的发展出一个生活的routine，包括每天清晨的动笔，多半是书信杂志，有所感有所思时，也写些散文时论，受了这鼓励，就更勤快些。重整旧作，补写新篇，编出一本书来，其风格和以前的《浮生三记》、《浮生后记》(天下文化出版)相似，取名《浮生再记》，是为浮生系列之三。

除了要谢谢陈总编和九歌的协助同仁外，还要特别谢谢洪素瑜女士；在这个e化时代，没有她校打的帮助，像我这样只知“笔耕”不知与时俱进的老派作者，这本书一定还只是一叠蒙尘的稿纸。

——二00五年六月

出加护病房的第二天，老友张作锦带着当天的《联合报·副刊》兴冲冲来看我，上面载着我新出《浮生再记》上的一篇文章《审预算》，那是九歌的编者月前送去的，原是为了配合出书作为宣传，却提前刊出了。副刊主编是好意，作锦兄是热心，却不禁令我想起近二十年前的一桩往事。

一九八二、八三年间报禁尚未开放，是两大报(联合、中时)的黄金时代，广告都要排队拜托人，才登得上，相对的，竞争也非常激烈，痖弦主编的《联副》和高信疆主编的《人间》对着干，想点子，抢作家，用尽心机。那时我也算是个够格的专栏作家，有时送稿去，顺便在报社叨扰一顿消夜，但很少去副刊。

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在总编辑室和张作锦闲聊(那时他是总编)，见副刊室灯火通明，有些好奇，因为副刊不用等新闻，平常到十点左右就打烊了，就踱进去，只见主编以下四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愁眉苦脸又紧张兮兮的，桌上摊着两份大样，一份是普通的副刊，另一份也是副刊，但刊头有一个斗大的标题《张大千特辑》，上面琳琳琅琅布满了各方名家写的悼念大千先生的短文。大千先生病重已有多时，他若去世，在艺坛是大事，大千先生掌故又多，出个特辑绰绰有余，这是副刊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副刊编得早，又非人人有倚马千言的文才，事先约稿、届时刊出，是常有的事，一周前《人间》还向我约悼大千先生的稿，以琴棋书画四事相联，要我从棋谈谈传统文人的艺术修养，我以相去太远，没有答应。

忽然，桌上的电话响了，主编抓起电话，只是静听：“嗯……嗯……”最后说：“随时联络。”放下电话后，紧皱着眉头，在屋里踱来踱去，很像电影里大将在发令决战前的神情，最后，又像宣布决策，又像自言自语地说：“上吧，医生说他撑不过今晚了。”这话大家一听就懂，也有点疑惑，但还是七手八脚地忙着改版。版是现成的，吵吵嚷嚷了好一阵子，也就完事了，已经是晚上一点多。大家松口气，正准备回家，桌上电话又响了。

“喂，怎么？动了？”

“医生怎么说？”

“知道了，再等一阵子。”

主编像泄了气的皮球，情况显然无法掌握。

“怎么？”一个年轻的记者问。

“食指又动了一下。医生说大千先生生命力很强，没把握，拖过今天也不一定。”

满屋子茫茫然了，怎么办呢？精心策划了许久的特辑就摊在桌上，没把握上，可被“他们”抢了先又不甘心，只好再等，反正两点钟截稿嘛。大家就等着，满屋沉闷的气氛，一点五十分，主编又和山上守在病房外的记者通了个电话，没变化，还是拖拖看。

忽然一位年轻的记者忍不住了：“拜托拜托，合作一点好嘛，我们马上就要截稿了。”大家听了不禁同声苦笑一声。

那天，大千先生始终没有合作，次日凌晨才去世，两大报的同仁都空等了一晚，还是满公平的。

我回想到这里，忍不住笑出来，“联副”的主编这次可能也失望了，我也不合作。

——写于二○○五年九月一日台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