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梅娘散文(我是一只草萤名家散文典藏)》的散文作品，风格清新淡雅，传达出梅娘坚忍、达观、和善和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进入新中国后主动或被动终止文学创作的与梅娘同时代的民国期作家相比，梅娘在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和绝望屈辱中，勉力为文，成果累累。

《梅娘散文(我是一只草萤名家散文典藏)》的散文分“人生坎坷”、“生活随感”、“女性心声”、“故人往事”、“江山如画”和“书简传情”六辑，是梅娘从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的沧桑人生的回望，是中国百年风雨历程的见证，也展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的成长历程。梅娘散文表现了生命的坚韧品质，充满了深厚而鲜明的悲悯情怀，文字绚丽而不忘平淡，丰腴而不失简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人生坎坷

 长春忆旧

 松花江的哺育

 我的大学生活

 我与日本

 记忆断片

 往事

 回应

 三个二十七的轮回

生活随感

 花一样的篝火

 与女儿相处

 玫瑰的启示

 留得春意在

 正定怀古

 一架画屏风

 人家尽枕河

 远方的思念

 情到深处

 为什么写散文

 我是一只草萤

 小桥流水人家

 牙行博士

 多么好的一场独舞

江山如画

 红松林的故事

 雾

 草原纪行

 春城游

 绿的遐想

 云南之旅

女性心声

 我忘记了，我是女人

 一封未寄出的信

 啊，女人

 萧红笔下的女人

 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听歌小记

 我的“女权主义”

 索拉的笑容

故人往事

 寒夜的一缕微光

 回忆赵树理

 赵树理与我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

 纪念田琳

 音在弦外

 我与日本文学

 《博览群书》与我这一代

书简传情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选五)

 致惠沛林信(选二)

 致朱垄华信(选一)

 致张莉信

 致黄芷渊信

 致刘瑞虎信

 致成幼殊信(选一)

 致釜屋修信

 致岸阳子信

 致柳青、柳如眉信(选六)

 致侯健飞、刘海燕信(选二)

附录：《梅娘小说散文集》序张中行

我虽不是生在长春，却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铭记的事物一概来自长春。我家住在名为西三道街的大道旁。这条大街东起大马路，西连通往郊区的木桥，宽阔笔直，是当时仅次于柏油路的路面，那正是张学良将军力图振兴东北之时修建的。街上可以说是百业兴旺：典当铺、绸布庄、米粮店、五金杂品店，等等等等，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在靠近木桥的边上，还有一家整天燃着红彤彤炉火的铁匠铺，店面前竖着大木架，不时地拴有马匹为它们挂掌。

使我毕生不忘的是我家的左邻右舍。如果面南定位的话：左邻是由梵蒂冈派遣的法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仁慈堂，与我家的大院仅有一架板墙相隔。右邻是沙俄的道胜银行长春支行，耸立着绿漆的圆铁屋顶。隔大街相望的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用的是十分精致的中国砖刻门面。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则在明亮的大橱窗里放了一架比实物大得多的缝纫机样品。夹在卜内门与胜家两大公司之间的是个土著的贩马大店，黑漆大门上贴着门神秦琼的彩色像，院门右侧是座泥塑的财神像，像前的铁香炉里终日香烟缭绕。进大院的生意人，面对神像有跪下叩头的，有鞠躬的，也有作揖的，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如此这般，我儿时的生活便同时汇入了神的、人的、东方的、西方的缤纷色彩。我曾从仁慈堂的法国嬷嬷学习《圣经》，从道胜银行留守的沙俄贵夫人学踏管风琴。我会伶伶俐俐地用长春土话从卜内门蓝眼睛的洋掌柜手里买回白生生还略带香气的碱块(这家大公司只作批发)。这种碱块去污快又不皱手，洗黑色衣裳不留白毛毛，我家上上下下的女人都喜欢使用。我是为了显示我的“能耐”去干这件事的。那个蓝眼睛的洋掌柜说我的黑眼睛能看透灵魂，情愿白送碱块给我。我把一叠宽宽的官帖(吉林省官银号出的纸币)往他的红木柜台上一丢，用前襟兜起碱块扬长而去，心里却在骂：“谁稀罕白拿洋鬼子的东西!”给他官帖，也是我的促狭：当时市面上最顶用的是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其次是中交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找零头才用官帖；我就是想让那洋掌柜对那一叠子的官帖不知咋样用才好。至于胜家的缝纫机，人们说那种针会飞，一眨眼便能缝起一件长衫。

父亲却真的买回来一架胜家缝纫机，打开那漆得照人的机头套，按照中文说明，我三下五下便挂好上线、嵌进梭心、连上皮带，哒哒地踏了起来。自然这又是我的“神童”行为，姨娘们、姐姐们惊诧得张口结舌，这惊诧自然使我得意，震惊我的却是机器比人工强百倍的事实。

父亲计划开办一家铁工机器厂，为了带我散心，他骑马带我驰出木桥去察看一家情愿卖给他的地块。那是城西一个叫杏花村的小村，村前村后杏树错落，正开着繁花，一片云霞，我看得好开心，甚至哼起“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诗句。猛回头，却见父亲双眉紧锁；我不解，父亲说这块地是不错，地势高盖厂房好，离电源又近，离城里也近，出货进料都方便。

“那就买嘛!”

“头道沟(日租界)金泰洋行的日本老板也想买，官家怕他们。咱们怕是买不成。”

“九一八”粉碎了父亲实业救国的壮志，也结束了我无忧的童年。旧长春给我上了切切实实的一课，我以切身的感受明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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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帮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唯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文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以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就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了。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