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司汤达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

《红与黑》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磕出来的一个克隆人物。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把《圣经》能倒背如流，他最喜欢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司汤达提出“小说-镜子”的理论，这由来就是在《红与黑》的书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红与黑》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

上卷

第一章 小城风光

第二章 穷人的福星

第三章 父与子

第四章 烦闷

第五章 小小的风波

第六章 乡村之夜

第七章 长夜悠悠

第八章 堕入情网

第九章 情意缱绻

第十章 首席助理

第十一章 匿名信

第十二章 神学院

第十三章 初次提升

第十四章 重温柔情

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穿黑戴孝的秘密

第四章 少女的王国

第五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六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七章 良夜永夕，万般风情

第八章 一束秀发示信物

第九章 爱的眩惑

第十章 弱者的苦难

第十一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家

第十二章 晴天霹雳

第十三章 可悲的细节

第十四章 权势人物

第十五章 静逸

第十六章 审判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维璃叶的本堂神甫，已年届八旬；由于山区空气清冽，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性格也如钢铁一般坚强。这里应该交待一下，作为本堂神甫，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医院，甚至丐民收容所。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甫的。来人很机敏，选准清晨六点，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而且一到，便直奔神甫的住处。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卒，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不要妄加评论。”阿拜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位热心人。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参观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即使如此，他也一点儿没责怪的意思。

这次参观，一连持续了几小时。神甫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好心的陪伴。三点光景，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又折回监狱。这时，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生了一双罗圈腿，相貌本来就不雅观，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面目显得格外可憎。

“啊！先生，”他一见神甫便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位，可是阿拜尔先生？”

“是又怎样？”神甫答道。

“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是省长专差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要明白告诉你，努瓦虎，”神甫说，“这位同来的客人，正是阿拜尔先生。我不是有这个权力吗？不论白天晚上，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监狱，愿意叫谁陪就可以叫谁陪。你说是不是？”

“是的，神甫先生，”狱卒低声下气地说，像叭儿狗怕挨揍，不由得垂下头来，“不过，神甫先生，我也有妻儿子女的，要是一有告发，我就会丢掉饭碗。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糊口哩。”

“我要是丢了差事，一样也会不高兴的。”善良的神甫说来很动感情。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两天里，你言我语，添油加醋，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挑起了各种仇恨情绪，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此刻，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语言上下，是由此而起的。这天上午，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上神甫家兴师问罪，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

“得啦，那就革我的职吧，”老神甫声音颤巍巍地嚷道，“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谁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我就靠着这笔进款过活。你们两位听着，我嘛，任职多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积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丢掉差事我也不怕。”

瑞那先生与夫人，生活得相当和美。这时，瑞那夫人娇怯怯地问了一句：“这位巴黎先生，能碍着囚犯什么呢？”瑞那先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想发发他的威风，忽听得妻子一声惊叫：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平台的胸墙，在墙头上奔跑起来。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瑞那夫人怕吓着儿子，一分神会摔下去，所以连话都不敢对他讲。孩子觉得自己十分了得，笑嘻嘻地好不快活，后来瞧见母亲脸色煞白，才跳下来，朝她奔去。这一下，可结结实实挨了顿骂。

经这件事一打岔，夫妻俩也随之改变了话题。

“我一定得把锯木匠索雷尔的儿子于连雇来，”瑞那先生说，“这几个孩子越来越淘气，得叫他来管管。他是个年轻修士，反正跟这差不离吧，拉丁文很好，要是肯来教，孩子的功课准能上进；因为，此人个性很强，这是本堂神甫说的。我出三百法郎，兼管膳宿。只是对他的品德，叫人有点放心不下，他是老军医的宠儿。老军医得过荣誉勋章，推说是表亲关系，就寄居在索雷尔家；这老军医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说有哮喘病，咱们山区的空气，有益于养病；只是这一层，并未得到证实。他参加过破屋那八代(Buonsparte)的历次意大利战役；据说，后来拿破仑称帝，他还签名表示过反对。这个自由党人教小于连读拉丁文，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摞书留给了他。按说，咱们家的孩子，我根本不会考虑要木匠的儿子来照看，但是正好在我们吵翻的前一天，神甫告诉我，说索雷尔家的这孩子研习神学已有三年，还打算进神学院。这么说来，倒不像是自由党分子，竟是个拉丁文人才了。”

“这样安排，好处还非止一端。”瑞那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瓦勒诺为他的敞篷马车，刚配备两匹诺曼底骏马，就神气活现的。可他的孩子，就没有家庭教师噢。”

“说不定他会把我们这位抢走呢。”

“这么说，我的计划你是赞成的喽？”瑞那先生对他夫人的慧心巧思，报以微微一笑，“好吧，事情就这么定吧。”

“啊，老天！你这么快就拿定了主意！”P8-10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司汤达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178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社会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16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29岁时，随拿破仑军队攻打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后两年，拿破仑下台，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司汤达曾说：“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在书桌一隅，安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崇拜拿破仑方面，司汤达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他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就不禁惊喜雀跃。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而司汤达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定为拿破仑，把他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司汤达庆幸自己跟随拿破仑东征西战，先后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了“拿破仑史诗”时代。滑铁卢一败，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而司汤达不顾这股势力，振笔疾书，在1817年，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20年之后，又写下《忆拿破仑》。1837年，写自传《亨利·贝尔传略》，最后一句：“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言尽于此，司汤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无论是在司汤达的小说，还是游记，抑或文论和史书中，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在作品中都或隐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

《红与黑》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磕出来的一个克隆人物。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把《圣经》能倒背如流，他最喜欢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的分别。于连神往拿破仑，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征战时代，于连最后喟然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多痛快！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也不是出路”，英雄真的无用武之地，壮士复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写一失败的小说，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小说。

于连是一个“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英雄的行为。但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按于连自己的说法，是“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家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在修道院，在侯爵府，看到的都是庸俗、虚伪、委琐。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他既不能像拿破仑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惩恶除腐，伸张正义。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营，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于连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的时候，受到告密信的打击，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于连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一条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杰出的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

司汤达提出“小说一镜子”的理论，这由来就是在《红与黑》的书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红与黑》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

从“纪事”的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成就讲，实为爱情小说也不过当。在写男女情爱上，司汤达从心理分析着笔，细致深刻，不愧为大家手笔。在19世纪上半叶，深刻刻画恋爱心理，司汤达确实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世界，功不可没，有久远的影响。一般人或许不知道，司汤达是个论爱情的高手能人，在《红与黑》成书的前八年，已有《论爱情》(1822)问世，此书成为司汤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红与黑》开笔之初，叫《于连》，直到写完上卷，才最终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名，司汤达有寓意存焉。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为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等等，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倒是司汤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照司汤达的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

《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世人对她不乏溢美之辞，但无论怎么说，司汤达可以跻身于19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该是不争的事实。

罗新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