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人生之最高境界乃在于此。问世间能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胸怀、境界呢？

他，是放浪形骸的风华才子，他，是悲欣交集的云水高僧，他拥有“我心似明月”的胸怀，他就是李叔同！

让我们跟随《李叔同回忆录——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同走进高人的回忆，去采撷其高明之果。

李叔同被成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反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

本书中按自述·日记、书信·来往、佛学·讲演、消息·杂言、附录的结构安排，为您全面展现李叔同的出家经过！

自述·日记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西湖夜游记

 余弘律之因缘

 南闽十年之梦影

 惠安弘法日记

 壬丙南闽弘法略志

 行脚散记

 断食日志

书信·来往

 致徐耀廷

 致海上同人

 致许幻园

 致杨白民

 致毛子坚

 致周啸麟

 致陆丹林

 致叶舟

 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

 致刘质平

 致王仁安

 致夏丐尊

 致印心、宝善和尚

 致李圣章

 致李圆净

 致蔡元培、经亨颐、马叙伦等

 致瑞今法师

 致仁开法师

 致林奉若

 致律华法师

佛学·讲演

 初发心者在家律要

 劝人听钟念佛文

 净土法门大意

 授三皈依大意

 放生与杀生之果报

 敬三宝

 常随佛学

 切莫误解佛教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万寿岩念佛堂开堂演词

 律学要略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佛法大意

 劝念佛菩萨求生西方

 佛法宗派大概

 佛法十疑略释

 佛法学习初步

 佛教之简易修持法

 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

 人生之最后

 改习惯

 最后之□□

消息·杂言

 日本文艺消息

 《太平洋报》出版祝词

 《太平洋报))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

 广告丛谈

 醵纨阁李漱筒润格

 李漱筒重订书例

 李叔同书例

 广告部消息

 文美会消息

 城东女学消息

 征求滑稽讽刺画稿

 征求小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学生诸君毛笔画

 征求学生毛笔画新规则

 书刊介绍

 乐石社记

 乐石社社友小传

 朽道人传

附录

 李叔同年谱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作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作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一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七月。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民国初年，西湖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丐尊居士却出门躲避，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丐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作断食的时间。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中国著名作家、出版家。原名铸，字勉旃，号闷庵。早年留学日本，1907年归国，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舍监。与李叔同为同事，结为终生挚友。其后任白马湖春晖中学教师、上海立达学园教师、暨南大学教授等职。晚年出任上海开明书店总编辑。著有《平屋杂文》，译作有《爱的教育》等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的虎跑不像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那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时候都是关着，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喜欢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P2-4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总序“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狭隘对待，容易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或并不完全如其人。人已逝，或将逝，文则遗留后代，垂为公器。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文只要被阅读，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故文可大于人。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尽传精神，故文也可小于人。之所以人外有文，文外有人，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这符合孟子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但司马迁日“想见”，孟子日“以意逆志”，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这就说得极有分寸，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比一度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割断文与人的关系，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都高明许多。

但作者不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又各不相侔。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有言：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他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诚为高论。浦氏提醒读者，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文人身逢“治朝”（太平年代），无大“变故”，不常流徙，甚或终身定居一隅，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如此“遗集”难以编年，价值也较低；另一种情况如杜甫，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征途和庶务（社会现象），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不言而喻，价值也更高。

如不嫌简单，我想说，现代作家（“五四”至1949年）与当代作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征途与庶务，不啻“自为年谱”，而书中其人宛在，宛然有一个鲁迅、一个周作人、一个胡适之、一个陈独秀、一个郁达夫、一个徐志摩、一个朱自清……活在无数读者心中。当代作家则反是，“自为年谱”的很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也颇不容易。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世界，或许也多有可观，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只为家属留下版权。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作者已死”，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我虽不敢苟同，但不妨买椟还珠，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并请读者留意：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

编这套“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杰作”，也暂时躲开书商、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不假良史之笔，不托飞驰之势，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自为年谱”或“回忆录”，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

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质诸高明，未知当否？

谨序。

郜元宝

二○○八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