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庆祝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到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了《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一书。

　　该书全面总结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披露了达赖集团流亡国外后所从事的大量分裂祖国的非法行径，揭示了其最终必然彻底失败的命运。

50年前，在辽阔的青藏高原，百万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维护封建农奴主利益、阻碍西藏社会发展、严重侵害人权、早已经被人类社会抛弃的封建农奴制度。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变革彻底结束了在西藏沿袭千载的压迫剥削制度，使占西藏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成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奠定了西藏社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坚实基础。

《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走上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总结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披露了达赖集团流亡国外后所从事的大量分裂祖国的非法行径，揭示了其最终必然彻底失败的命运。

代序一 西藏民主改革前后

代序二 从“赞成两条”到“三个坚持”

1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

 (一) 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源远流长

 (二) 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

2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一) 分裂集团制造“七．八事件”

 (二)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三) “十大政策”的提出

3 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一) 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

 (二)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4 执行协议和维护协议的斗争

 (一) 伪人民会议事件

 (二) 康区等地的叛乱

 (三) 局部叛乱的升级

5 全面叛乱的爆发

 (一) 拉萨暴力活动与武装叛乱

 (二) 中央争取达赖的努力

6 平息武装叛乱

 (一) 拉萨平叛

 (二) 其他地区平叛

7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一) 经济制度的特征

 (二) “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三) 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改革

8 和平解放后的新气象

 (一) 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扫清道路

 (二) 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三) 影响群众的工作

 (四) 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与“六年不改”的提出

9 民主改革的历程

 (一) 民主改革的主要政策

 (二) 民主改革的伟大实践

 (三) 民主改革中对上层人士的工作

 (四) 在民主改革实践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五) 开展民主建政工作

10 巩固和发展民主改革的成果

 (一) 民主改革的成果

 (二) 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

 (三) 西藏内部对平叛和改革认识的提高

11 达赖集团苦心经营“藏独”活动大本营

 (一) 成立非法的“流亡政府”和“议会”

 (二) 重组叛乱武装

 (三) 成立各种“藏独”组织

 (四) 加强对国外藏人的控制和利用

12 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一) 建立驻外办事处，开展各种“藏独”活动

 (二) “五点计划”、“七条建议”与“中间道路”的实质

 (三) 与境外反共反华势力同流合污

13 破坏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稳定

 (一) 对藏区进行渗透和破坏

 (二) 进行“藏独”宣传

 (三) 制造1987、1988、1989年拉萨骚乱

 (四) 非法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五) 策划组织“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

14 分裂活动注定失败

 (一) “西藏问题”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

 (二) 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新特点

 (三) “西藏独立”没有出路

主要参考文献

(二)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

13世纪，西藏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管辖，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将整个藏区分为3个军政区，设立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加以管辖。3个宣慰司的长官叫宣慰使，均由皇帝任命。元朝对西藏实施了有效的管辖。一是在中央设立管理西藏等事务的机构宣政院。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负责境内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由国师八思巴掌管。八思巴之后由宰相桑哥(藏族人)担任总制院使。1288年，桑哥为了加强对整个藏族地区的统一管理，向忽必烈建议把总制院改为宣政院，使宣政院和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成为平行的中央四大机构。二是清查户口。清查户口是元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措施，元朝中央曾3次派官员赴藏清查户口。1260年，忽必烈刚即位就派官员人藏调查清理户口，确定赋税的数额。1268年，又派官员赴藏第二次清查户口。这次清查了乌思藏的13万户所属民众户口，任命了万户长，确定了每个万户应该缴纳的贡赋数量。这次清查户口较为彻底，为后来完善驿站和建设地方行政体系提供了依据。1287年，元朝再派官员进藏第三次清查户口。三是设立驿站。忽必烈即位初期就派官员进藏，按照各地道路的险易、土地的肥瘠以及人口的多寡，仿照汉地驿站制度，从青海的汉藏交界处至萨迦设立了27所驿站。驿站的设立，是元朝对西藏地方和其他藏族地区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对加强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藏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亦起了很大作用。四是对西藏地方各级官员实行任免、赏罚。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经忽必烈任命，掌管西藏地方事务，受封为“白兰王”，后来八思巴家族的锁南藏卜等人也被授为“白兰王”。恰那多吉死后，元朝设萨迦本钦一职掌管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万户长等高级官员都须经宣政院或帝师举荐，由皇帝任命。中央政府还向西藏各教派的一些上层僧人授予宁国公、文国公、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大元国师、大司徒等名号。对西藏地方高级官员的处罚也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

1354年前后，西藏噶举派的支派帕木竹巴的第二代喇本降曲坚赞消灭萨迦政权，元朝承认了既成事实，封授降曲坚赞为大司徒，帕木竹巴政权便成为西藏地方的统治者。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明朝，继承了元朝的统治，也继承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元朝版图。明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帕木竹巴政权归顺明朝。1372年，西藏本部摄帝师喃加藏卜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第二年被封授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两次向明朝举荐乌思藏元代旧官百余人，全被授予官职。西藏地区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以求换取明朝新的敕封，在中央政权管辖下治理地方事务。二是设立西藏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任命地方官员。1374年，明朝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下辖河州、朵甘、乌思藏3个卫(卫是明代行政区域)。后将朵甘、乌思藏升为都指挥使司，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均由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这些朝廷命官的升迁、任免和更替，均由中央政权直接决定。1375年，明朝中央在西藏俄里思(今阿里地区)设立军民元帅府，明太祖下诏书封搠思公失监为元帅。三是敕封西藏各大教派首领。元代独尊萨迦派，而明代根据有些教派的势力已超过萨迦派的情况，实行多封众建，使各地方僧俗首领直接受命于朝廷，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中央政府先后加赐西藏各教派首领为法王称号，又敕封其他一些寺庙首领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等各种名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大法王和5个王。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贡噶扎西受封为“大乘法王”，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益西受封为“大慈法王”。  1644年，清军人关，清朝取代明朝。此时，西藏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64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加措、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和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起，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应顺治皇帝的邀请，赴北京朝觐。第二年，他在返藏途中，被顺治帝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被赐金册金印。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历代达赖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清朝对达赖喇嘛的册封，进一步明确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派使者进藏，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也被确定下来。

18世纪20年代，清朝在西藏设立众噶伦管理政务。1727年，清朝开始建立驻藏大臣制度，派遣大臣进藏管理西藏事务。1750年(乾隆十五年)，总理西藏事务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阴谋叛乱，被清朝驻藏大臣所杀。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四川总督策楞率兵进藏，处理西藏善后事宜，颁发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郡王掌政制度，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地方，设立噶厦，规定4名噶伦由二俗一僧出任，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1793年，清朝在派兵击退尼泊尔侵藏军队之后，制定并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了达赖喇嘛、班禅以及其他大活佛转世的程序。自此，达赖、班禅的转世必须以清朝颁发的金本巴瓶抽签决定，并由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典礼，达赖喇嘛和班禅由中央政府决定身份与宗教、政治地位。

1911年，清朝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谓领土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在中央政府国务院下设蒙藏事务局办理蒙古和西藏事务。1912年，民国政府恢复达赖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次年又加封班禅。1913年，从前后藏各选举10名代表，分别出任民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民国政府时期，国家对西藏地方主权关系没有改变，西藏仍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政区。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重申西藏地方为中国领土，设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十三世达赖遣使到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了西藏的形势，表达了拥护中央的诚意。1931年，十三世达赖在南京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圆寂后，国民政府派员致祭，批准其转世灵童继位，并派中央代表主持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P2-4

从“赞成两条”到“三个坚持”——略论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中央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是争取达赖，实现和平解放。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是争取达赖，逐步实现在多年内进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在达赖集团叛乱失败逃往国外之后，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有效的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争取了民心，保持了稳定，在西藏胜利实现了民主改革，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体现了当时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政策的主要内容。

1．他想跑，就让他跑

“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人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2．没有关死门，留有余地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劫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

3．只要他赞成爱国和改革这两条，就可以回来

“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

“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指十世班禅等——作者注)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

4．回来的路，达赖自己堵塞了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

5．事实上他现在难于回国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国外，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

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政策与策略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是十四世达赖必须做到“赞成两条”：第一，爱国；第二，改革。赞成，就欢迎回来；不赞成，就不能回来。这种原则是一贯的、全面的，是符合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策略是留有余地，掌握主动。世界会变的，形势比人强。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的是达赖要“赞成两条”，而不是一条。也就是说，达赖不仅要赞成爱国，放弃独立；而且要赞成改革，转变立场。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应该指出的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在现阶段，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爱国，就要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要防止达赖集团打着所谓“放弃独立”的旗号，以售其奸。抽象地、口头上说他们要放弃独立，具体地、实质上又企图否定民主改革成果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口头放弃，实质不变的策略达到他们利用其他手段达不到的目的。

从那时到现在，50年过去了，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现了民主改革，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正在建设平安西藏、和谐西藏、小康西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在具体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例如在1964年撤销了十四世达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等，但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说：“中国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同达赖进行对话。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

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与十四世达赖的代表进行接触商谈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5年8月26日，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西藏工作，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

2006年5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拉萨召开的专门研究部署反分裂斗争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三个坚持”是我们在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今后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最根本原则。

从“赞成两条”到“三个坚持”，既一脉相承，贯穿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主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原则是明确的、一贯的、全面的。1959年达赖策划实施暴乱失败叛逃出国，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分裂主义的不归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几次与达赖的代表接触商谈，立场、观点、态度鲜明坚定一以贯之，那就是：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焦点，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是所谓的人权问题。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核心与实质，是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达赖集团一天不放弃分裂祖国、图谋“藏独”的主张和行为，我们的思想就一天也不能松懈，斗争就一天也不能停止。1998年10月，江泽民同志曾经专门就十四世达赖问题作过重要讲话，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对达赖集团的政治策略保持高度警惕。“三个坚持”是对这一策略的有力回击。只有承认“三个坚持”，彻底转变政治立场，才是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唯一的回归之路。

“三个坚持”是西藏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则，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是对十四世达赖政策的根本政治原则，是维护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稳定、反对分裂的思想之基、政治之本、力量之源。要“强基固本”就要“三个坚持”。“三个坚持”是主心骨，是定心丸，是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定海神针”。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上必须始终做到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始终做到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决不能有丝毫退缩。

“三个坚持”是接触商谈，开展涉藏外交外宣的有力武器。“三个坚持”是对我国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的高度概括，既包括了国体，又包括了政体，既包括了全国共同实行的制度，也包括了在西藏和其他民族聚居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达赖集团打出的所谓“中间道路”、“高度自治”、“真正自治”、“大藏区”等，万变不离其宗，实质上都是企图否定“三个坚持”，否定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恢复他们对西藏的统治。这恰好证明其“放弃独立”的虚伪性、欺骗性。

必须把实现西藏长治久安建立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基点上。继续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反分裂工作方针。要深刻认识重点还是要做好治本的工作。要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寺庙法制宣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积极成果。夯实宗教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

2008年发生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以及国内外相关事件，进一步证明达赖集团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事件前后十四世达赖的言行进一步证明，他顽固坚持与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为敌的政治立场，甘愿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西藏反分裂斗争将继续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分裂西藏与反分裂的斗争将继续存在。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工作，彻底粉碎分裂分子的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

(原载2008年第10期《求是》)

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人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圖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50年前，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及其特权“永远不改”，达赖集团不惜发动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武装叛乱。叛逃国外50年来，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图谋。他们在境外建立和维持着以十四世达赖为政教首脑的政教合一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破坏西藏发展稳定和分裂国家的活动。

今年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回顾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50年来西藏广泛深刻的历史巨变，揭示西藏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事实揭穿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各种谎言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澄清历史是非，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发展变化的西藏。

——《西藏民主改革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