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成编著的《河东三十年》是作者丰厚人生历程的回忆和展现，从苦难的童年、艰辛的求学生涯，到因成分问题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再到成为民办教师，最后执教三十余年，作者的人生历程与历史浑然一体，真实生动，催人泪下，同时又能激励支撑在人生低谷奋斗的人们。

白石山下，拒马河畔。

1947～1977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也因此天翻地覆。

三十年转瞬即逝，对人，却是半生。

《河东三十年》作者孙国成自幼丧母，在奶娘的哺育下长大，却在5岁时被父亲接回家中。从此与奶娘永别；艰难岁月，全家都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填饱肚子成为唯一的奢望；入学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学业荒疏，志再难酬；回乡劳动，终日辛劳却仍一贫如洗；当上民办教师，却因成分问题进“学习班”，受尽折磨……

《河东三十年》里有“我”和小表姐哀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的迫害猜忌，更有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乡亲之间真挚的情谊……

这是时代的缩影，这是个人的史诗。

第一章 我的童年

 一我的家世

 二我的奶娘

 三我的小学

第二章 中学时代

 一兴文塔下

 二我的表姐

 三追梦燕赵

 四梦断易水

 五情了鸿雁

 六五奇公社

第三章 艰难岁月

 一脱胎换骨

 二光棍天堂

 三闪婚佳话

第四章 民办之路

 一上任风波

 二苔花如米

 三学习学习

第五章 四喜临门

 一山穷水尽

 二柳暗花明

 三乞丐赶考

 四四喜临门

第六章 河西后记。

后记

河东村，美丽极了!春天，放眼望去，田野是嫩绿嫩绿的，树是嫩绿嫩绿的，白石山是嫩绿嫩绿的，拒马河的水也被染得嫩绿嫩绿的。夏日，拒马河的水深了，用她的碧绿，又把田野、树木、白石山染成了和自己一样的颜色。秋季，啥都熟了，田野金黄金黄的，树金黄金黄的，拒马河的水也被染黄了，只有白石山，成了秋霜染的红色。冬雪，是个公平佬，管你什么绿呀黄呀，深呀浅呀，还是不合群的红色，统统地给它们盖上一层厚厚的白棉被子。

河东村，可真是拒马河畔最富庶的地方。有人这样描述，我觉得挺确切：“滔滔的拒马河，造就了这片肥沃的冲积扇。这里自古以来，早年粮丰，涝载菜茂；处处可见谷黍稻麦之殷庶，家家可闻瓜果桃李之芬芳；朝可以拒马之鱼虾佐餐，夕可以白石之狍鹿下酒；晴可浴乎村北之清流，雨可采菇于西山之松下……”

河东村，最美的还是人。这河东人，长的是白石山的骨头，流的是拒马河的血。自古以来，善良纯朴，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好客向热(本地方言，即对本村、县的老乡格外爱护照顾的意思)，不媚权贵，不畏强暴……那些好词儿你就加吧，再多也不为过。而一位抗倭英雄的到来，不仅给河东村注入了山东人的慷慨豪爽之风、行侠仗义之气，而且使这个小小的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成化年间，跌跌撞撞走来两位山东大汉，衣衫褴褛，伤痕遍体，面呈饥色。兄弟俩说，小倭寇占了他们老家，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他们组织人们奋起反抗，寡不敌众，惨遭失败，迫不得已，避难逃亡到这里来了。村人听后，收留了他们弟兄俩。不久，弟弟回了山东老家，哥哥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便是我们的始祖。

始祖开始为大户人家扛活，凭着山东人的勤劳、吃苦、正直与豪爽，很快就在村里赢得了信任，站住了脚。娶妻生子，绵绵繁衍。

 ‘到了清乾隆年间，村里原来的几家显赫家族纷纷凋零，有的告别了昔日的高门朱户，委身于茅屋草舍，沦为无足轻重的他姓小户，有的甚至断了香烟，而我们的家族却占据了村中绝对的统治地位：村里的关帝庙碑中记载，重修关帝庙时，庙址是我九世祖捐的；从发起组织到书写碑文、施工领班、监工采买等二十人中，我的八世、九世祖辈占了十七位；施财人名单中，排在前面的都是我们家族的人。道光年间，我们家族人才辈出，十年内，就出了两位举人，其余考中监生、贡生、秀才、廪生、庠生的多达几十个。到了高祖时，我们家族人口已占了村中的十之八九。

我的高祖因救赈灾民、兴建义学、重修庙宇、建造镟门等，名垂县志，芳泽永存。曾祖是道光年间举人，任过县训导，光绪年间因赞助、校勘县志而名传后世。

到了祖父辈上，我们成了三代合一的九口之家：祖父母、父母、叔婶和一个堂哥、两个姐姐；一处四合院，二十几间房子，几十亩地。在当时，可谓生活富足，人丁兴旺。

卢沟桥一声炮响，目寇的铁蹄无情地踏碎了我们这个家。在爷爷、叔叔的支持下，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县大队，钻山洞、打游击、筹粮款、除汉奸。抗日军民拍手称快，鬼子汉奸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抓到父亲。几次失手后，便把魔爪伸向爷爷和叔叔。数九寒天，爷爷被汉奸抓走，途经拒马河时，从桥上被推了下去，衣服全湿了；走到宪兵队时，棉衣变成了冰铠甲。鬼子汉奸说，只要爷爷给父亲写封信，让父亲离开县大队，便立即放爷爷回家。爷爷以无言代替蔑视，日本人黔驴技穷、气急败坏，把爷爷锁进了木笼，一直冻了三天三夜。几天之后，爷爷被抬回来了，但却是一具直挺挺、冷冰冰的尸体。叔叔不肯说出父亲的去向，被日本人一场毒打之后，枪棒之毒归内，不治而亡。父亲的前妻正在病中，因家在敌占区，父亲不敢回来，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也不久亡故，留下了我两个苦命的姐姐：大姐十岁，二姐五岁。

天塌了下来!不到一年时间，五十岁的奶奶，接连丧夫失子亡媳；二十刚出头的婶子，青年早寡；一岁半的堂哥在怀抱中给叔叔扛起了引魂幡。我家便由红红火火、团团圆圆的九口之家，变成了非孤即寡、老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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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太行山、燕山交汇处的一个小山村里。妈生下我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姥姥说，从小没娘，命不强。也奇怪，她说了那么多话，我就把这旬记住了，而且这句话一下子管了我三十年。

妈去世后，我就到了奶娘家。奶爹一个人养活七口人，又加上那里人多地少，那时又不时兴化肥良种什么的，每年打的粮食，还不够吃半年，“糠菜半年粮，稀粥照月亮”这句话把奶娘家的日子说得是入骨三分。

五岁时，父亲把我接回家。我们村里的地比奶娘家的多，所以肚子比以前舒服了些，但情感上的别扭劲儿比饿肚子还难受。我总想不通。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自己叼了她的奶子之后，她就变成自己最亲近、最值得信赖、永远无法忘记的人了；反之，即使那些有亲缘关系的人，却都不值得信赖。体验是很神奇的东西，没有过奶娘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有过奶娘的人的这种情感，人们都相信血统，而我却宁可相信奶头。

好容易盼到上了学，好好地读几年书吧，赶上了大跃进，大人们都使着劲儿地跃，我们小学生们也就只好攥紧拳头跟着。我们像大人们一样，春天除四害、讲卫生，夏天抗旱浇水、除草灭荒，秋天又大炼钢铁、抢秋夺秋，冬天造肥运肥……至于为什么这样做，能起到多大作用，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反正我们把大人们的活儿都干过了，把当学生应干的事儿都荒废了。

上了初中，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饿得眼睛发蓝，看到下了雪只盼着把它变成白面，看到个土坷垃都想把它塞进嘴里当窝头吃。满脑子整天想的是如何吃上一顿饱饭，那心放错了地方也放不到课本上。饱过一回——狠狠地吃了一肚子生玉米粒，差一点儿没给撑死，现在想起来，头发还一个劲儿地往起穸。

到了高中后，拼命地学呀学，眼看着一只脚要踏进重点大学的门槛了。万万没想到的是，爹却成了“黑五类”，被开除了公职，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我也便由一个红得发紫的老革命干部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又黑又臭、令人不齿的狗屎堆。那些曾经笑容可掬地捧我为“神童”、“才子”的人，立刻就改了称呼，叫我“黑五类子弟”、“富农羔子”了。

高中毕业了，大学停止招生——当然，招生也轮不着我，我只好和老爹一样，回老家接受改造了。我原想，回了老家，三亲六故，左邻右舍，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一天不见十个面也得见八九个，自己多问些“您吃了吗”，多流些臭汗，就可以与世无争，凑合着过一辈子算了。回到生产队才知道，孩提时代人们之间其乐融融的美妙景象早已荡然无存了。频繁的政治运动，把人们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像烙烙饼似的，今天你上台整我，明天我上台整你，都恨不得把对方灭了。村里的两派之争，不像在学校，学生们来自天南海北，一毕业，说声再见，就各奔东西；在村里，一斗往往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活着斗，死了也得埋在这块土地上，鬼魂儿也免不了打架的。

我回村后是下定决心置身派性之外的，因为我已成了农村青年中最低等的公民——“富农羔子”，处在仅次于“白天干重活，早晚扫大街”的没有公民权的“黑五类”的地位。在学校搞革命时，我就已眼睁睁地看到许多出身不好或家庭背景有问题的人，只要占了派，便毫无疑问地成了两派斗争的替罪羊，首当其冲地挨骂挨批、挨斗挨揍还不说，有的甚至丢了性命。那些出身好、历史清白者，即使站错了队，也只是认识问题；出身不好者，便是阶级立场、阶级本质所决定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的“老革命干部子弟”和“富农羔子”矛盾的特殊身份，也终于令我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派性斗争的漩涡——被大队选作一个挣公分的民办教师。从小形成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对家乡的那份爱心，激励着我为了自己深爱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