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曾谓“近百年中国史上中国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算两个，顾维钧算半个”，何以对李鸿章评价如此之高？

成也外交，败也外交，梁启超甚至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何以会有如此断言？

《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由董丛林著，带你走进李鸿章刀锋下的外交。

《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由董丛林著：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时，是与“洋将洋兵”打交道的主角，平捻之后又升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正式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天津教案、中法和战，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其忧患意识和防患弭患的策略构想。甲午海战到“马关议和”，成为李鸿章政治外交生涯中最大跌落点，“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却尽”了。《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史论结合，叙事生动，论说独到，再现了起伏跌宕，机谋无奈的晚清外交史上真实的一页，是单从外交方面来评价李氏的一部作品。

前导 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第一章 “北洋王”外交舞台上的初场戏

 一、“善后”津案与论道外交

1. 接任直隶总督与“善后”天津教案

2. 津门论道：“痞子腔”与“诚字经”

 二、面对岛国“新客”

1. 应接不速之客

2. 正式议约及成约后的交锋

3. 恶浪陡起现尴尬

 三、与秘鲁的交涉

1. “黄奴”的地狱之国

2. 华工问题与议约之争

 四、由马嘉理案引出的外交风波

1. 马嘉理案发生之后

2. 天津的交涉

3. 烟台订约及连带事议

第二章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一、战前的交涉

1. “越事”的由来

2. 首轮筹议

3. 变局发生之后

4. 与脱利古的谈判

 二、战争期间的交涉

1. 开战之际论战和

2. 与福禄诺谈判

3. 从“北黎事件”到清方宣战

4. 在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中

第三章从一个教堂到一堆教案

 一、关于蚕池口教堂的交涉

1. 这个教堂怎么了？

2. 交涉中的多边关系

3. 关键与结局

 二、教案多多看两例

1. 晚清教案何其多

2. 再看两个例子

 三、其人的“洋教观”

1. 政治层面的剖析

2. 文化层面的审视

第四章 “蕞尔小国”带来天大麻烦

 一、仗是怎样打起来的

1. 与森有礼的那场谈判

2. 不可忽视这个“专条约款”

3. 战火的燃起

 二、临战之际和战争之中

1. 他与光绪皇帝

2. 靠“调停”行吗？

 三、马关议和

1. 不得不应的差事

2. 前三场谈判和突挨黑枪

3. “转机”后的续谈

4. 签约和随后的厄运

第五章 “历聘欧美”那些事儿

 一、俄国之行与“密约”问题

1. 特殊使命

2. 隆遇背后的秘密

 二、造访德、法等国

1. 在“铁血宰相”的国度

2. 法兰西之行

 三、在英纪事

1. 政事与礼仪

2. 与银行和“中国会”

3. 惊羡英伦奇巧物

 四、转访北美及全程得失盘点

1. 访美兼至加拿大

2. 开眼与入心

3. 花絮掇拾

第六章庚辛乱局中的最后使命

 一、变乱之中在南国

1. 南粤封疆

2. 与“广东独立”及“东南互保”

 二、“秋风宝剑孤臣泪”

1. 重返北洋复旧职

2. 上海滞留

3. 如此“议和”

4. 《辛丑条约》

5. “临事方知一死难”

第七章 “一生功过在和戎”？

 一、不是“惟一”是“之一”

1. 从一首诗说起

2. 其“和戎观”的内容分析

3. 进一步的审视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多面体的军政生涯

2. “一条艰劬路。半部晚清史”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新版后记

第一章 “北洋王”外交舞台上的初场戏

1870年在办理“天津教案”的难局之际，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且开始兼任“北洋大臣”，成为实权在握的“北洋王”，处理外交事务成为其分内职事，于是有了他与日本初次议约，和秘鲁进行交涉，同英国谈判“马嘉理案”……

一、“善后”津案与论道外交

1，接任直隶总督与“善后”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秋天，在北方京津一带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然而，受命与洋人议结天津教案的清朝大员们，心里边却绝对没有天气这般清爽。李鸿章此时也在这班大员之列，不过，他是来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的(很快兼任北洋大臣)，并涉及教案的最后议结工作。借用句不雅的话说，是给这一教案的清方主办者曾国藩擦屁股的。他并不是全程操办这一案事的最主要责任人。只是在最后的环节上打个擦边球而已。所以，朝野舆论上没有让他为此案背太重的黑锅，他在处境上不会像此时的曾国藩那样狼狈，心情上也不会像曾国藩那样糟糕；说不定还因得以取代曾国藩主政直隶，心底潜藏着几分庆幸。当然，天津教案也不免带给他无奈和悲苦，自闻知案子发生后，他也一直十分关注，还时或作些参议，最后成为结案的清方主办人之一。此案对他和曾国藩来说，都不失为一次难忘的外交经历。正是基于这一事件，还引出了两人交接之际一番关于外交问题的微妙论道。为了能依傍天津教案的具体情境来体察其论道的“奥蕴”，我们还是从天津教案的发生说起吧。

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城乡盛传法国天主教堂让人用“迷药”迷拐人口，然后挖眼剖心，拿去作教材，闹得人心惶惶。实际情况却是：教方的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孩子病死后。用薄棺盛装。有的一棺装两三具尸体，并且往往在夜间偷偷掩埋。埋得不深，棺材又薄，有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来，撕咬得不成样子，便被认为是教方挖眼剖心所致。惊惧之下，民间提防“拐匪”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一次地逮住“拐犯”，经审讯还都有承认的“口供”。不过，连当时清方的办案人员都透露，这种“口供”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可信性自然很差。跟天津教案有最直接联系的，是一个叫武兰珍的“拐犯”的“口供”。6月21日(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官府人员押着他到教堂对质，结果其“口供”中所说关于教堂的情况与实际对不上号。围观群众以为是教堂做了手脚掩盖真相，教方人员则认为是冤枉了他们，也出言不逊，双方遂争斗起来。民众越聚越多。场面逐渐失去控制。离教堂不远就是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嫌在天津的中国官员镇压不力，竟对其开枪行凶。这下更激怒了民众。群起打死了丰大业和教方的一些人，也连带误杀了法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数名外侨，还放火焚烧了法国教堂、领事馆等处所。这样，大乱子出来了，法国联同其他有关国家逼着清方惩办凶犯、赔款、道歉等等，甚至摆出对中国动武打仗的架势来威胁。

这场乱子发生的时候曾国藩在省城保定。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案子，清廷谕令他赶快到天津办理。曾国藩明白，这可是要受夹板罪的大难事：你不依外国的条件它肯定不干，屈从外国不要说自己也不尽甘心。舆论的压力更是厉害。他想，弄不好就得搭上老命，所以写下遗嘱。像灵柩南运路线怎么走，这等事情都嘱咐下。按其本意，到天津后先要查清传言的教方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是否确有其事。他觉得，若确有其事，教方自有理亏之处；若实无其事，则津民误听误信传闻致乱，案子办起来则更为麻烦。  外国方面认为有关传闻纯属无中生有，毋需调查，逼迫曾国藩直接查办所谓“凶手”。

仓促之下，曾国藩只查定教方挖眼剖心之事实无，对所谓“迷拐”一事的虚实未能查清，只得含混作罢。既然教方挖眼剖心的恶举是虚传，那么，“迷拐”人口之事到底有否？这个，基本上也可以否定。因为所说的“迷拐”，并不是一般的拐骗，而是所谓“拍花”，指用“迷药”一拍之下让人立刻神志上出现幻觉、错觉，丧失正常意识，而又不影响肢体活动，自动跟随迷拐者行走。按照当时记载下的“拍花”具体情节，笔者咨询过医药学和刑侦方面的有关专家，均认为当时真有如此一种邪乎“迷药”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这种不实传闻又为什么在当时能够盛行？除了前边介绍到的具体诱因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天津开埠后，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惯常飞扬跋扈，激起天津民众的惊惧和激愤，而举动诡异的教方，也被推而广之地认为是邪恶害人的；第二，民众与教方因为正常沟通不够，存在严重的隔膜和生疏感，极易生疑致误，当时曾国藩在查案过程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外国方面的胁迫下，案子办起来自然非常棘手。当然，能争曾国藩也不是一点不争，但总体结局上肯定是屈从于外国方面的。逮捕“案犯”并拟判其中20人死刑，另判多人充军流放，自然还要有数额不菲的赔款。这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不满，认为曾国藩屈从外夷，误国害民，曾氏心里自然不服，但当时有口难辩，只能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表态搪塞。表面看似检讨、自责。但心里并不真正服气。就在曾国藩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恰好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的事件，曾国藩奉旨回调两江，直隶总督即由李鸿章接任。

且说李鸿章，在案子刚发生十来天的时候，他就从外地接到了曾国藩的函件，了解了案件的大概情况，也感到“案关重大，事多棘手”。而对作为教案重要诱因的关于教方主使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他从一开始就不信其实有，而认定“全系谣传”，说天津地方绅民是受了反洋教宣传品中有关说法的蛊惑，“一唱百合。以讹传讹”，激成事变，何况又有杀死法国领事、教士的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他估计外国方面一定借端百般要挟，不会轻易放手；他也担心曾国藩的安全，说前往天津“固不必张皇”，“但防备不可不严”，建议“以弹压民间立说”而“酌带劲旅护卫”。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曾国藩在交涉中“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何谓“痞子手段”？从稍后他与曾国藩“论道”的内容中可有助体察。

P1-5

上面的后记，是五年前出版拙著时写下的。据闻，该书出版后销路尚可。今拙作能以更为形象的书名《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新版面世，于心甚慰。

拙著有以新版面世的偌好机缘，本应利用这五年的研究心得对原作进行增补订正，但因眼下教学、科研任务颇重，出版时间较紧，故未能对原作做大面积的增补改动，只酌情在有些地方进行了字句上的推敲修改。特别需要说明，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李鸿章全集》业已出版，较原《李文忠公全集》成倍地扩展了篇幅，增补了内容，本人作为该书点校的参与者，对有关情况自然了解。而这次拙著中的相关引文、注释，之所以没有改依新版《李鸿章全集》，除时间紧张的原因外，也是考虑，既然并非重写，作为特定时候的作品，还是保留基本的原貌为妥。这中间，虽说不免多少有点对前之草成之作敝帚自珍、不愿“整容”改相的情愫，但这并不妨碍抱有诚祈读者赐教的虚心。由衷感谢尊敬的读者及施惠于作者的所有师友！

董丛林

2012年5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