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是朱迪斯·克尔的儿童小说作品。

★入选英、法、德三国教育部所列“中学生必读书目”

★荣获世界反法西斯儿童文学贡献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美国图书馆联盟最佳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畅销四十余年，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出版，英国销量突破百万册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徐鲁，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朱自强联袂推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译联国内唯一代表方华文教授翻译

九岁的小安娜，突然发现海报上的那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男人正在改变整个欧洲……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命运，都攥在他手上。

逃往瑞士的途中，安娜一直惦记着没能随身携带的那个“粉红兔”玩偶——那是她最心爱的“玩伴”和“朋友”……

在逃难的途中，她度过了一个没有蛋糕、没有派对、没有生日礼物的十岁生日，可就是这个寒酸、严酷、颠沛流离中的“生日”，让安娜得到了一份特别的馈赠：长久以来总是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世界里的父亲，终于向她敞开心扉，让她重新燃起对今后生活的希望……

在《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中，作家朱迪斯·克尔将纳粹统治时期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置于景深位置，以明亮之笔描画安娜和爸爸妈妈在黑暗年代永不泯灭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使整部作品成为一部别样的成长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译后记

安娜和班上的女同学艾尔斯贝特离开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年的冬天，柏林城内大雪纷飞。积雪不化，于是街道清洁工就将雪扫到马路边，堆成一个个雪包，一堆就是好几个星期。那灰白的颜色，显得非常凄凉。此时已是二月，积雪化成了泥浆，到处都是一汪汪的雪水。安娜和艾尔斯贝特都穿着系带的靴子，一路走一路跳过雪水积成的水洼。

她们俩都身穿厚外套，头戴羊毛帽，这种帽子可以保护耳朵不受冻。安娜还系了一条围巾。她今年九岁，但个头小，围巾的一端耷拉下来，几乎都到了膝盖处。围巾将她的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绿眼睛和一绺黑头发。她步子迈得很急，因为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她还想到文具店买几支蜡笔。她走得气喘吁吁，所以当艾尔斯贝特停下来看一张大大的红色海报时，她心里倒是有些高兴。

“又是那个人的肖像。我妹妹昨天就见到了一幅，她还以为是查理·卓别林呢。”艾尔斯贝特说。

安娜瞧了瞧那人直愣愣看人的眼睛和冷酷的表情，然后说：“除了胡子像查理-卓别林外，别的地方一点儿都不像。”

接着，她们念出了写在肖像下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他想让大家在大选中投他的票，到时候他就能控制犹太人了。”艾尔斯贝特说，“你觉得他能控制蕾切尔·洛温斯坦吗？”

“谁都控制不了蕾切尔-洛温斯坦，她是位杰出的领袖。也许他能控制我，我也是个犹太人。”安娜说。

“你不可能是！”

“我就是！上个星期，我爸爸还跟我们讲过这事儿呢。他说我们是犹太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和我的哥哥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可是，你们又不像蕾切尔·洛温斯坦那样每周六到特殊的教堂去呀。”

“那是因为我们不信教，我们压根儿就不到教堂里去。”

“真希望我爸爸也不信教。”艾尔斯贝特说，“我们每逢星期天都要去教堂，让我窝在那儿的座位上。”她说着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眼安娜，“我还以为犹太人都是弯钩鼻呢，可你的鼻子很正常呀。你哥哥是弯钩鼻吗？”

“不是，”安娜说，“我们家只有一个人是弯钩鼻，那就是女仆贝莎。她从电车上摔下来，把鼻子摔成了那个样子。”

艾尔斯贝特有点气恼了。“那么，”她说道，“如果说你长得跟大家一样，又不到特殊教堂去，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呢？你怎么能确定呢？”

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觉得……”安娜说，“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父母是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犹太人。爸爸上个星期才跟我们谈起这事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多想过。”

“好吧。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愚蠢！”艾尔斯贝特说，“什么阿道夫。希特勒，什么这个人那个人是犹太人，还有一切的一切，都很愚蠢！”她说完就跑开了，安娜也跟了上去。

她们一直跑到文具店才停下来。店里有个人在跟柜台旁的男店员说话。安娜认出那人是住在附近的兰贝克小姐，她的心顿时一沉。兰贝克小姐一边皱眉头，把脸皱得像绵羊的脸，一边连声说：“这年头太糟了！这年头太糟了！”她每说一遍“这年头太糟了”，都要晃一晃脑袋，耳朵上的耳环也随之摆来摆去。

文具店的店员说：“一九三一年够糟的了，一九三二年更糟。记住我的话：一九三三年会糟得不能再糟。”这时，他瞧见了安娜和艾尔斯贝特，便招呼道：“你们要买什么，亲爱的？”

安娜正要告诉他自己想买几支蜡笔，却被兰贝克小姐瞧见了。

“小安娜！”兰贝克小姐高声说道，“你好吗，小安娜？你亲爱的父亲好吗？他可真是个出色的人！他写的每篇东西我都看。他的书我都买下了，还一直在听他在收音机上的讲话。不过，这个星期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东西……我真心希望他身体健康。也许，他出去做讲座了吧。唉，在这糟糕的年头，我们实在是需要他啊！”

安娜等兰贝克小姐把话说完，然后说道：“他得了流感。”

这句回答又激起了对方滔滔不绝的话语。你会感觉兰贝克小姐似乎已自知时日无多，要把心里的话说完似的。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耳环叮当作响，又是提供药方，又是推荐医生，说个没完没了。安娜急忙许诺，说一定向父亲转达兰贝克小姐良好的祝愿，兰贝克小姐这才作罢，走到大门跟前却又转过身说：“别说是兰贝克小姐的祝愿，小安娜，就说是一个崇拜者的祝愿！”说完，她总算走出了店门。

安娜很快就把蜡笔买好了。随后，她和艾尔斯贝特一道走出文具店，站在外边的寒风里。她们通常都是在这个地方分手，各走各的路。可是，艾尔斯贝特没有立刻走掉。有件事情她想问安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似乎是开口的好时机。

“安娜，有个名人父亲是不是感觉很好？”艾尔斯贝特问。

“遇到兰贝克小姐这样的人，感觉就不好了。”安娜说道，随即心不在焉地迈开腿往家走，艾尔斯贝特也心不在焉地跟在她屁股后面。

“要是不遇到兰贝克小姐，感觉好不好呢？”

“我认为感觉很好。首先，爸爸在家工作，我们总是能够见到他。另外，我们有时候可以拿到免费的戏票。有一次，我们接受一家报社的采访，他们问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哥哥说喜欢赞恩·格雷的书。第二天就有人把赞恩·格雷的一整套书赠送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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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苦难童年里盛开的铃兰花

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徐鲁

阅读《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这本小说，我首先想到了“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和“国际儿童图书节”的创办者叶拉·莱普曼夫人的故事。“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叶拉，幸运地逃离了纳粹德国，在瑞士暂住了下来。但是她在内心里，总是对已经变成了犹太人的噩梦的故乡德国割舍不下。她在自己的回忆里援引过海涅的话：每当我在深夜里想起德国，我就会焦灼难眠、热泪盈眶。我想，这种感情，应该是当年许多被迫离开了德国，流亡在世界咯地的犹太人之于祖国的感情状态。战后，叶拉以盟国占领军的文化官员身份，重新返回自己的祖国，开始在德国的废墟上四处呼吁和奔走。她的心中怀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她呼吁说，德国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一样纯洁，他们是无辜的，不应该继续生活在纳粹的阴影之中，何况，他们也是疯狂的战争和恶魔般的梦魇的受害者。如果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去拥抱健康、阳光和文学，他们就会背着沉重的“红字”走上歧途。

叶拉敞开自己宽容和温暖的女性与母性之心，渐渐融化了一些同胞的敌意的坚冰。她最早发出的一个具体倡议就是：在慕尼黑组织一次国际儿童书展，展出她从世界各国募集到的四千册童书，以此来吸引德国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重新建立起读书和生活的信心与幸福感，重新找回阅读、思考和想象力。她的倡议，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和响应。许多年轻的父母，像被拉出了黑暗地窖的葡萄藤一样，对生活的信念瞬间得以复苏。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本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小童书，竟然拥有那么大的魔力，一夜间就可以改变许多德国的孩子、父母和家庭的精神状态……

英国女作家朱迪斯·克尔的自传体小说《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也是一部反思纳粹历史，讲述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和纳粹统治德国时期，小女孩安娜跟着家人流徙异国他乡，度过自己“苦难童年”的故事。当时，年仅九岁的安娜，并不明白“逃难”的含义，她离开家、离开自己的祖国后，仍然惦记着留在家里的一只粉红色兔子玩偶，那是她小时候最心爱的东西。除了粉红兔，还有一只玩偶小狗。她犹豫再三，带走了小狗，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粉红兔子。

虽然故事发生在纳粹统治时期，但是作家并没有过多地去铺排和渲染那场恐怖的人间灾难，而是把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同学、家人，在黑暗年代里未曾泯灭的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与热爱，作为整个小说的主线，书写了这一代孩子直面“苦难童年”，乐观地走向新的生活的成长故事。

安娜的爸爸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专制统治的犹太作家。在希特勒即将上台之前，他预感到，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可能会赢得大选。

“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让那帮人掌了权，他就不想在德国生活了。咱们谁也不愿在这儿的。”妈妈告诉即将迎来自己十岁生日的安娜说。

“因为咱们是犹太人吗？”安娜问。

“不仅仅因为咱们是犹太入。你们的爸爸认为那时谁都不敢畅所欲言，他就无法写作了。纳粹不愿意听反对的声音。”

果然，在德国大选前夕，安娜的妈妈给爸爸整理了一个小行李箱，爸爸搭乘夜间火车去了布拉格，逃离了德国。如果纳粹失败，爸爸就会回来；如果纳粹获胜，那么，小安娜这一家犹太人在德国就很难待下去了，到时候，妈妈会带着全家人去布拉格、去瑞士，和爸爸在一起，“在那儿一直住到所有灾难都过去”。

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其他亲人、亲戚，他们都有一个共识：虽然让孩子们在童年时代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将会很难——就像小安娜看过的一本书上所描写的“苦难童年”一样，但是，“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已经成了大家的一种流行语。

但是，小安娜这一代犹太孩子生不逢时，他们注定要被迫离开熟悉的祖国，去陌生的异乡流浪。因为，希特勒果然赢得了大选，他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德国。正如爸爸预料的那样，谁都不被允许说个“不”字，谁如果反对他，谁就会被关进监狱。

在这种境况下，妈妈只好带着小安娜和她的哥哥，忍痛离开了祖国，星夜逃往异乡。黑暗之中，火车轰隆隆地穿过德国，少女安娜的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她在书上看到的那四个字：

苦难童年……苦难童年……苦难童年……

临离开时，孩子们帮妈妈捆扎书籍时，心里还怀有这样的希望：“所有的书还是要放回书架的！”可是接下来，“就跟悲剧里的剧情一样，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纳粹点燃的专制的大火，不仅烧毁了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的国会大厦，还在各地干起了疯狂的焚书行径，不单单焚烧了安娜爸爸写的书，还有其他一些杰出作家的书，如爱因斯坦的书，弗洛伊德的书，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书……

纳粹点燃的疯狂的大火，不仅烧痛了小安娜幼小的心，也烧毁了一代德国孩子童年的美梦。

在异国简陋的乡村小学校里，安娜虽然也在上课、念书、写诗，可是，她的心中藏着沉重的心事。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和念书了，不能和家乡的男孩子一起滑雪橇、溜冰了。她很怀念在祖国的那段快乐无忧的时光。

但是，这样的时光已经消逝了。她将被迫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运的重量。甚至在异国他乡，她也亲眼看到了这样令她费解的事实：

当她遇见了两个同样幼小的德国孩子时，本来觉得应该和他们一起快乐玩耍、成为友好的小伙伴的，可是，两个德国孩子的家长不仅仅不允许他们一起玩，甚至也不允许他们说话。末了，那个德国男孩只能抱歉地做了个鬼脸，耸了耸肩。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安娜是犹太孩子，而他们，是纳粹的孩子。

看到德国男孩被他的妈妈带着离开了，安娜感到十分迷惘和伤心。“不知那个德国男孩现在是怎么想的，不知他妈妈都讲了她和麦克斯什么坏话，也不知他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安娜这样在心里想道。

作为“逃离希特勒的难民”，安娜在苏黎世湖的渡船上，度过了自己的十岁生日。虽然也有爸爸妈妈和亲人祝福的礼物，可是小安娜毕竟还是觉得，“我还不太习惯当难民”。

那么，如何给幼小的孩子去解释这种灾难呢？如何去安慰孩子迷。倒和痛楚的心呢？

爸爸这样告诉她生活的真相：“你在一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而这个国家突然被一群暴徒所占领，你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无亲无友，一贫如洗。”

爸爸还这样鼓励正在成长的安娜：“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纳粹编造出可怕的谎言污蔑犹太人，所以，咱们这样的民族必须澄清谎言，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怎么澄清？”安娜问爸爸。

“要表现得比其他的民族更为优秀。”爸爸说，“比如，纳粹说犹太人不诚实，那么我们不仅要和别的民族一样诚实，还必须比他们更诚实；咱们必须比别的民族更勤奋，证明咱们并不懒惰；比别的民族更慷慨，证明咱们并不吝啬；比别的民族更懂礼貌，证明咱们并不粗鲁。”

爸爸也明白，这样的要求，对孩子来说似乎太苛刻。“但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身为其中一员是幸事。你们在瑞士代表的是犹太民族，当我和妈妈回来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的。”

爸爸的话，不仅给小安娜带来了温暖的安慰和鼓励，更像是在黑暗中给小安娜点亮了一盏盏路灯，为她照亮了童年的小路。

就像盛开在苦难童年里的春天的铃兰花，小安娜一天天成长起来，坚强起来，成熟起来，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她看到，爸爸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拼命写作，疲倦不堪，而且只要一闭上眼，就会不断地做噩梦，梦见自己试图逃出德国，却在边境被纳粹拦了下来……安娜听着爸爸在梦中的叫喊，心如刀割一般，她低声向上帝祈祷：“求求你，让我代替爸爸做噩梦吧！”

记得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以色列作家尤里·奥列曾经呼吁，儿童文学作家要帮助和拯救那些“如履薄冰的孩子”，因为，大屠杀曾经是他童年的一部分。另一位应邀为国际儿童图书节写过献辞的斯洛文尼亚作家鲍里斯-诺瓦克则直言，孩子们不仅仅生活在光明里，同时也生存在阴影里，因此他希望，“作为一个不能再真实的警告，希望成年人不要把他们的童年变成地狱。让我们都尽自己的一份力，让孩子们免受苦难”。同样是安徒生文学奖得主的奥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谈到她为儿童写作时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既然孩子们生长于斯的环境不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乌托邦，那我们就挽起他们的手，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如何美好、快乐、正义和人道。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向往会使他们思考应该摆脱什么、应该创造些什么以实现他们的向往。”

朱迪斯·克尔似乎是用这样一部讲述黑暗年代的故事，却又充满了温暖和光亮的小说，回应前面这几位作家的呼吁与倡议。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天使、宝贝和奇迹。我们甚至会惊异地发现，越是在苦难、艰辛、疯狂和黑暗的年代，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越具有一种如同芬兰儿童文学作家托芙·扬森所说的“非凡的自卫能力”：只有孩子才能将日常事物激起的兴奋，以及面对怪异而不慌不忙的安全感完美地平衡起来。

你们听，在那天空中阴云密布、灾难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孩子们在雪地上玩雪橇时发出的开心的笑声，是多么美丽和爽朗！

你们看，当纳粹正在到处制造人间地狱的时候，那开放在五月里的一束束小巧的绿铃兰和白铃兰，正装满了箩筐，出现在街头巷尾，给焦灼不安的人们送来了美丽的希望！

就在这样的五月的早晨，小安娜看见，一位老者手中的报纸上，头版正登着一幅希特勒不可一世的讲演照片。可是，老者把报纸拦腰一折，“希特勒就不见了”，随后，他充满感激地嗅嗅春天的气息，微微一笑，把嘴里仅有的一颗门牙露了出来。

“春天的气息呀！”他说。

五月是橄榄树返青的季节。严寒的冬天里，橄榄树的枝叶化成了泥土，但是，谁又能保证，那些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苦难者的骸骨，不在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化作青葱的橄榄树叶，来点缀那明媚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呢？

在《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里，希特勒可以说是灾难、邪恶、黑暗和魔鬼的代名词，粉红兔却象征了孩子们的美梦、热爱、幸福、希望和信念。魔鬼最终真的能偷走孩子们的美梦、热爱与信念吗？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最终，所有的征服者、霸权者、灾难制造者，也都将祸及自身。

“祝小安娜生日快乐！”

“祝一九三五年快乐！”

听，在艰苦的年代里，人们都在举杯祝愿。

是呀，谁能阻挡住历史的脚步、春天的脚步呢？

2014年12月12日于武汉东湖梨园

译后记

方华文

将译稿交给编辑之后，心中并没有我翻译《太阳照常升起》之类的成人书交稿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的只是“依依不舍”，仿佛我在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

书中的主人公安娜和麦克斯的童年恰逢“二战”，希特勒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而这一对小兄妹并没有被纳粹的丧心病狂所吓倒，却是以健康乐观的态度面对灾难，在颠沛流离之中遇到了许多友谊，化解了许多危险。他们欢笑，他们学习，他们用纯真的目光看待残酷的世界，以童趣感染了周围的人，给茫茫的黑暗涂抹了一层曙光一样的玫瑰色。但愿这样的童趣荡漾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贯穿于人生！

我在翻译时是这样想的，这样感受的，也是这样希望的——希望童趣能够给读者带去欢乐。原作者朱迪斯·克尔是在用“心”写作，用“心”在和读者交流，把读者引入一个只有儿童才具有的欣欣向上、洁净无瑕，但不乏浪漫的心理世界。她做到了，在国际上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小读者的心。我作为译者必须反映出她的“心”——一颗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童色”的心。这可不是喊几句“信达雅”的口号就能办到的，而必须有一个“儿童化”的过程，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儿童，说儿童的话，用儿童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儿童的世界，一个歌颂勇敢和高尚，耻笑怯懦和卑鄙的世界，一个即便步入成年之后也照样需要的充满了正能量的世界。前两点不正是我们循循教导我们的孩子应该具有的高尚品格吗？这本儿童书的确具备了这样的魅力和功效！我的职责是把这样的魅力展现在我国的小读者面前。

于是，我开始“挖空心思”地“儿童化”，一方面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事、所说的话，一方面和周围的孩子们接触、交谈，了解他们的观点和语言表达形式。翻译的过程，就是我重返童年时代的过程，一个时时刻刻给我享受的过程。对于同样一个客观现象，儿童与成年人的看法是不同的，表达法(写作方面则指的是修辞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是儿童文学的主旨，马虎不得！为了追求在用词上合乎儿童文学的特点，我竭尽了全力。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正合乎我当时的状况。

当你打开《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你会看到一个叫安娜的清纯的小姑娘从书页中跳出来，带着你一起去游历……

2014年11月28日于苏州大学

朱迪斯作品中的温暖和人性是永恒的。

——英国著名插画家 迈克尔·福尔曼

在异国简陋的乡村小学里，安娜虽然也在上课、念书、写诗，可是，她的心中藏着沉重的心事。她知道，她再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和念书了，不能和家乡的男孩子一起滑雪橇、溜冰了。她很怀念在祖国的那些快乐无忧的时光。但是，这样的时光已经消逝了。她将被迫去承受童年生活和命运的重量。

——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 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