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杨春枝编写的《源远流长民族魂(中华文化)》讲述中国人不会忘记的历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学习历史，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铭记中华民族的深刻历史教训，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基础。

杨春枝编写的《源远流长民族魂(中华文化)》内容简介：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史前历史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过漫长的洪荒时代（母系氏族阶段），而从黄帝时代开始，至今最少也有五千年之久了。《源远流长民族魂(中华文化)》从语言文字、中医药文化、建筑文化、文学、陶瓷、民俗、饮食等方面展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文化纵观

 文明遗迹

 大河文化

 中国古代墓葬文化

 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区域特色文化

 中庸之道

 纵横之术

 中国古代外交礼节

 人神文化

 残酷的“文字狱”

 古代文化名人

语言文字

 文字的形成与发展

 甲骨文的发现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

文化异彩

 中国民间四大传说

 诗词文化

 书法和对联

 京剧和评书

 中国四大书院

 二十四史

 《四库全书》的编纂

 从乐器到文化

 丝织文化

中医药文化

 中医

 医药圣典——《本草纲目》

建筑文化

 东方特色的建筑与布局

 古代园林

 四大名园与四大名楼

从器皿到陶瓷文化

 器皿的发展

 陶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五大名窑

民俗文化

 民俗

 服饰的演变

 娱乐设备的发明

 车轿文明

饮食文化

 冠绝世界的餐饮文化

 中国菜系分类

 中国古代餐宴之礼

文明遗迹

随着一系列的古人类遗址的发现，中国文化的起源也成了人们再度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以西方传来说、仰韶与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文化说与多元说三种观点的争执最多。

20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并作出错误的判断：中国文化来自西方。为此，西方文化一度对中国文化持有偏见，认为中国文化源自西方。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考证西安半坡村的彩陶文化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比起安特生所估计的公元前2000年早得多。又发现中原仰韶遗址叠压在甘肃仰韶遗址之下，彩陶西传来中的假说于是被推翻。紧接着龙山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发现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在渭水流域、晋南、豫西，后来因为中原的人口压力与农耕技术的进步，开始向东部大平原与东南丘陵河谷地区扩张。于是，这一起源说开始深入人心。

考古遗址之“城”的出现

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时期，“城”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初步形成的标志。“城”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而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以夯土城圈为代表的城，既在原有的构筑技术上和布局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又多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内在结构上，初现的城体现了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初现的城并没有将原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圈括在城中予以“保护”，城头山城内出现了大型夯土基址、制陶区和墓葬区——显然城圈内变成了特权阶层从生到死的聚落专利。城防建筑需要巨大的耗费，西山的城中建筑还使用了人、畜奠基，说明权贵利益是建立在牺牲大部分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如果说“城”是文化与文明的初步开始，那么铜器的出现则是这一时代技术与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陕西姜寨仰韶文化早期残铜片、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铜刀、山西源涡仰韶晚期铜渣、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的铜残迹，都早于或相当于初城时代。这一阶段称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换句话说，三代文明重要内容之一的青铜文化是同步萌芽于初城时代。

同时这还是象形文字萌芽的时代。山东诸城前寨、莒县凌阳河以及皖北蒙城尉迟寺多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停留在写实、图形化的原始阶段。但是三地共出笔画、结构相同的“日、火、山”形组合字体说明这种文字在很大区域内通用，而且这些陶文还可以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同字。虽然只是简单的形体字，但是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却是很重要的。

因此，仰韶时代中晚期也被认为是中国原始社会组织深刻变化的时代，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特权阶层筑城自保，是中国文化向着文明方向发展的重要体现。

龙山文化遗址

在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遗址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此时期即龙山时代。迄今已在黄河、长江流域发现近50处该时代的城或相当于城的遗迹，这是中国早期城址的繁盛时代。城址的数量、分布、规模、结构与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熟的文明因素在广泛区域内积淀，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正在中华各地加速形成，中国历史走到了建构文明的最后阶段。

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等级群落”结构完全不同于仰韶时代中晚期的初城形态，从形态与结构上说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方国组织形成、氏族部落社会的组织结构濒临解体在聚落形态上的反映。龙山城址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六大古文化区系中，分别相当于我国传说时代至历史早期华夏、东夷、巴蜀、荆楚、吴越等民族集团及其先民的活动区，而不同区系中相继出现的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等级群落”结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实体的考古遗迹。

从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上说，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龙山群落中的私有制已经成熟发展、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那些占据群落中心、位居高台建筑内发号施令、处于权力最上层的实体首领开始逐步蜕变为方国的“国王”。

迄今所见的近50座先夏时期的城址绝大多数创建于广义的龙山时代，在等级群落单位的中心修造了面积20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如石家河城达到120万平方米，尤为壮观。中心城址都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大型高台建筑与祭坛。大型工程的全面实施意味着动用大量的劳动力从事非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蛋壳黑陶、精雕玉器、祭坛里包含的复杂礼仪，表明在手工业、宗教祭祀等领域已经分化出许多满足上层社会特殊需要的专业阶层。中国文化已经逐渐地形成自我体系。

但是，从墓区的形态与结构上说，龙山时代贵族与平民共用“公共墓地”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平等”社会关系的躯壳仍然保留的证据。就是说“贵族”大墓虽具有类似于阶级社会贵族墓葬的特征，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大众。这不但是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还没有割断（三代国家中氏族纽带外壳也仍保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始方国”的“王室”专有墓地尚未建立，氏族社会的社会关系纽带还没有被抛弃。

文明产品的衍生

铜器、文字、礼制等中国文明的表征产品在龙山时代也同步复杂化，与国家文明加速成长的形势相吻合。

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铜器，其分布比仰韶时代要广泛得多，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至少发现20处地点，技术和形态也明显进步和复杂化。仅齐家文化中就发现了50多件铜器，器型包括刀、凿、锥、钻头、匕、指环、带銎釜、铜镜等。这表明铜器的使用已经超越了仰韶时代的零星、个别特点，而成为龙山时代的特征之一。龙山时代的铜器有小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所运用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已经非常广泛，但铜容器和商周式的“礼器”还没有发生。

在从刻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向成熟的象形文字发展的轨道上，龙山时代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山东龙山、河南龙山、陶寺、石家河、齐家、良渚等文化中都发现了原始文字。龙山时代原始文字较之仰韶时代的成熟性表现为两点，一是单个字体已经超越了仰韶时代写实、图形化的初始阶段，会意、抽象化程度提高，笔画工整、规则，与三代象形文字越来越接近。二是龙山原始文字摆脱了仰韶时代单字孤立存在的阶段，出现了多字成行的文句，在从单个符号向记事文字发展的道路上完成了关键的一步。最重要的发现是山东邹平丁公一块龙山陶片上的11个原始文字，三排排列，是龙山时代象形文字已经基本成型的证据。当然，这些文字资料不是国家文明的直接证据，而是中国文明时代的重要的表征。

龙山时代礼制的复杂化也达到了先夏时期的顶峰阶段。在大型城址和等级聚落中心的重要建筑内普遍发现了人、畜牺牲祭祀的奠基遗迹。在丧葬上，贵族墓地或公共墓地内的贵族墓区人、畜牺牲祭祀遗迹也相当普遍。中心聚落往往还建筑有大型、复杂的专用祭祀场所。

可见无论是仰韶遗址还是龙山遗址，以及后续的遗址，都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它们的不断进步，才形成了中国这独有的文化。P3-7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史前历史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过漫长的洪荒时代（母系氏族阶段），而从黄帝时代开始，至今最少也有五千年之久了。

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之前，甲骨文的发现可为确证。而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信史记录就一天也没有中断，也为世界各民族所钦羡。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不但是前人留给中华子孙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这56个民族是在中华5000年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地融合逐步形成的。现在的汉族实际上是由古代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历史上和现存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认为华夏族是自己的祖先，如匈奴出于夏、羌出于姜氏、鲜卑出于黄帝、氐出于夏时的有扈氏，这都是史有所据的。  5000年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历史。

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千米。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但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从近代开始却经历了备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百年之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中国人不会忘记历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学习历史，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铭记中华民族的深刻历史教训，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基础。

在此感谢本系列书的主编金强、周卫华、于永玉以及编委陈余齐、高阶顺、高志强、李国芳、魏巍、张少鹏、郭鑫、张萌萌、卢冬林、刘佳、权娜、石欢欢、时利英、曾令、杨春枝等同志对本系列书的编写所作出的贡献。

编者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