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职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退稿”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出版人，那就放弃写作”。这位法国出版业“大角鲨”出版过几乎所有二十世纪法国大作家的书，纪德、普鲁斯特、塞利纳、萨特、加缪……但说到怎样做好一位出版人，竟是这么平淡的两句话。当年轻的出版同行向他讨教的时候，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四十年之后，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这位拒绝写回忆录的著名出版人，这位从不写书的法国文学最大推手，如今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他就是：加斯东·伽利。

在二十世纪法国出版史上，加斯东·伽利玛(1881—1975)创建的伽利玛出版社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多如繁星，风格和思想各异，却几乎都曾出现在伽利玛的书目上，只有少数几位作家成为“漏网之鱼”和他的“遗憾”。

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加斯东去世，法国人得了十八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六位是他的作者；他的作者还得了二十七次龚古尔奖、十八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十二次联合奖、七次美第奇奖、十次雷诺多奖、十七次费米娜奖……对许多读者来说，伽利玛简直就是法国文学的同义词。如果没有伽利玛出版社，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将会改写，许多作家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人们不禁要问：伽利玛是怎样炼成的？

由于加斯东·伽利玛生前拒绝写回忆录，而许多档案资料属于出版社的秘密而被封存，外界一直对这位法国出版业“大角鲨”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况不甚了了。法国《读书》杂志前主编、传记作家皮埃尔·阿苏里带着同样的好奇，访问了伽利玛传奇的许多见证者：他的家人、朋友、作者，他的生意伙伴，甚至他的敌人，查阅数百本书籍和许多未公开的档案和私人信件，十分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真实、完整的伽利玛。

本书是加斯东·伽利玛的人生传奇，也是贝纳尔·格拉塞、罗贝尔·德诺埃尔、勒内·朱丽亚尔等一代法国杰出出版人的群像，是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

前言

第一时期 1881-1900

第二时期 1900-1914

第三时期 1914-1918

第四时期 1919-1936

第五时期 1936-1939

第六时期 1939-1944

第七时期 1944-1945

第八时期 1946-1952

第九时期 1953-1966

第十时期 1967-1975

致谢

译后记

参考文献

“车夫，去第九区区政府！”

三个男人离开他们共同的住处，乘马车前往德鲁奥路，向区政府职员申报，一八八一年一月，也就是本月，十八日，一个名叫加斯东的婴儿出生于家中。这三个人都住在圣拉扎尔路79号一栋豪华的矮楼中，那是他们祖传的屋子，就在圣三一教堂对面。

“谁是父亲？”

“是我……保尔，塞巴斯蒂安·伽利玛，三十岁，建筑师……母亲，也就是我的妻子，叫露西·伽利玛，生于杜歇，二十二岁，没有职业。这是他的两位教父：我的父亲塞巴斯蒂安，居斯塔夫·伽利玛，五十九岁，靠年金生活的人；我的表兄，加布利埃尔·杜歇，三十岁，批发商。孩子是两天前的九点三十分出生的……”

对保尔·伽利玛来说，长子的出生，无疑是年初最重大的事件。这是个很奇特的男人，从外表上看，他一点也算不上美男子，但他衣着讲究、得体，举手投足很是潇洒，给人的印象非常之好，而且很聪明，这种种优点使他显得极有魅力。他的姓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因为在古法语中，它指的是“文具”或“墨水瓶”。这个祖传的姓氏来自勃艮第(如果你知道它是怎样传给后代的，你就会发现，它好像是专门留给未来的加斯东的。)，但加斯东·伽利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奥弗涅人。这是因为，除了他出名的吝啬外，家中的真正财产都来自父亲一方。

爷爷夏布里埃是个锅匠，是靠制作和买卖哺乳用的“奶嘴”发掘他的第一桶金的。然后，他离开多姆山省的梯也尔，来到了巴黎。他非常聪明，富有想象力，在七月王朝时期社会地位迅速上升。在资产阶级君主政体中，没有人想废除共和制中最好的东西。奥斯曼男爵宠爱的郊区动产还没有到达黄金时期，夏布里埃早在几年前就承包了灯光工程。当时还是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他在首都的主干道都安装了金属灯杆，并出租了油灯照明系统。而当油灯被煤气灯代替时，他已经积聚了财富。他幸亏早就投资了房地产，买别墅、土地、不动产和剧院。

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继承人成了职业食利者，并且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将如此。

当时，露西还不到三十岁，龚古尔兄弟在《日记》中把她描写成“一个棕发女人，黑眼睛十分温柔，有时像司芬克斯女神瞪着两只询问的眼睛”，但他们也说，“这个女人非常歇斯底里，跟她坐车出去兜风的朋友常常不得不大喊：‘停车，车夫，我要下车！’”

她有许多画家朋友，也有许多作家朋友。她对儿子加斯东的同学们都很熟悉，喜欢他们在周末或放假的时候陪她去贝内维尔她家的城堡“露西别墅”，或一起在圣拉扎尔路吃饭，那里有专门给他们家留的桌子。在好多年当中，他们互相写信或写信给加斯东时，总不忘问问他母亲的消息。莱昂保尔·法尔格莱昂保尔·法尔格(1876—1947)，法国抒情诗人，以写巴黎著名。他的诗作不多，但大都为精心之作，并擅长写散文诗。作品有《唐克雷德》(1911)、《诗集》(1918)、《灯下集》(1929)等。——译注甚至把自己那本著名的书《巴黎的行者》题献给了她。

保尔·伽利玛确实是个人物。他在社交界游刃有余，对自己充满信心，自我感觉特别好，不是因为自己所继承的财富，而是因为自己有文化、有品位，对艺术比较敏感，这一点，他是名声在外。他于一八五〇年生于叙雷斯纳，小时候生活条件优裕，年轻时无忧无虑。成年后，他一直不工作，靠母亲给他的年金生活，非常边缘化，常常光顾一个比一个穷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传统商人、公证人和经纪人的伽利玛家族中第一个涉足这一领域的人，在这个领域中，只要不是新教徒，在工作上得到承认，在专业上获得成功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喜欢闲逛、呼吸新鲜空气、阅读、看展览，日日夜夜都用来饱眼福，满足自己的感官，但他的方式和妻子不一样。因为露西悄悄地画画，而且深受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影响，趣味非常接近。而保尔却会毫不犹豫地在他刚买回来的莫奈的作品上修改细节。

在孔多塞中学毕业后，他在音乐界和莫尼公爵的私人秘书处进行过短期实习，然后进了美术学校，巴里约教他画画，多梅教他建筑。由于经常出入这些著名的画室，他后来在公共场合多次声称自己是建筑师。因为这么年轻就成了一个食利者，他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他的阶层、家庭和社会使他感到窒息，所以他在婚前选择了野外和洲际旅行，不是为了远离故乡，而是想通过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和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汲取欧洲或美洲其他艺术家的知识营养。在阿根廷作长期逗留时，他甚至整理出了一份“布宜诺斯艾利斯博物馆馆藏艺术品系统目录”。

好奇造就男人。保尔也懂得如何表现自己的厌恶，只是，他的傲慢和愤世嫉俗由于他的精明和语言风趣潇洒，才显得没那么明显。但他并不孤独：他需要世人，尽管他有时看不起他们。他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决不会有什么东西让他厌烦。他的财富保证了他的衣食无忧，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论争和谈论，惟一的乐趣是丰富自己的思想。保尔的这种生活，正是所有热情的艺术爱好者渴望的生活。况且，他还是个收藏家，懂得如何通过这种办法，协调自己的爱好与趣味，给它们一个和谐的形式。他年轻时就收集了一些漂亮的书籍、独特的珍本和罕见的精装本。他对图书收藏的这种爱好一直没有停止过，长期以来，丰富的图书宝藏一直是他的骄傲，甚至让龚古尔兄弟也感到震惊，他们占据了有利的观察地位后可是见过世面的。一八八九年，他们在《日记》中讲述在阿斯尼埃尔插图画家拉法埃利家中吃饭时，曾这样写道：“在那个愚蠢的藏书家的世界里，在那个旧印刷物的奴隶的世界里，这个伽利玛确实是个革命者，他会像个大方的农场主一样，花上三千法郎，给自己出一本精装的现代图书，出一本像《杰米尼·拉舍特》《杰米尼·拉舍特》是龚古尔兄弟的作品，这部作品奠定了他们在法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译注那样的书，仅供自己使用。”

他是个革命者！是这样，但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保尔·伽利玛订购了两兄弟的这本小说的精装本并监督该书的出版，条件是只出三本：第一本留给自己，第二本给埃德蒙·龚古尔，第三本给居斯塔夫·热弗罗尔，后者写了一篇序，探讨妇女在龚古尔兄弟作品中的地位。最后两本的价值更高，因为他们请欧仁·卡里埃尔给他们用油画画了肖像。保尔·伽利玛在自己的阵地上被打败了：珍稀版本，高质量的版本。

一九〇四年，他在弗卢里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四开的书，居斯塔夫·热弗罗尔的《康斯坦丁·居伊，第二帝国历史学家》，还是自己出资。书中有托尼和雅克·贝尔特朗的木刻，是根据水彩和素描改编的。只有编号为1的那本全是用日本纸印的，里面有十二幅原版图画，时价两千法郎……

这个为人讲究的图书爱好者，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心血来潮，必要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笔。一九一〇年，在法兰西水星出版社的要求下，他替约翰·济慈的诗集写了一篇十分博学的序。一九二八年，他在去世之前不久，还将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拥抱过去》，这本对话体小说只有一个场景，五天时间，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七年的达尔马提亚。毫无疑问，保尔能如此随心所欲，是因为他不断地拜访当时的画家所致。

他熟悉聚集在玛德莱娜教堂四周的印象派画家的工作室，比如杜朗鲁埃尔、乔治·佩蒂和贝恩海姆。他在哥哥居斯塔夫身边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居斯塔夫早在一八六〇年前后就对巴比松画派索菲·莫内莱，《印象派及其时代》，Ⅰ,　1978。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巴比松画派，1830年到1840年，在法国兴起的乡村风景画派。因为此画派的主要画家都住在巴黎南郊约5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村，1840年后这些画家的作品被合称为“巴比松画派”。——译注他在经纪人阿尔封斯·波尔捷家里认识了皮萨罗，波尔捷卖给他许多皮萨罗的油画。他常常到吉维尼去拜访莫奈，几小时几小时地看大师作画，然后买下一些作品。但他和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友谊维持的时间最长，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五年，两人在伽利玛的贝内维尔城堡度过了两个夏天。当时，加斯东才十二岁，当他和他的两个小兄弟雅克和雷蒙不当模特儿时，他便好奇地看着那个长着白胡子的先生在调色板上忙活。

雷诺阿曾与保尔一起去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旅行。画家常给这个收藏家提些建议，比如说，让他买下了一幅戈雅的画。在圣拉扎尔路79号的墙上，已经有一幅弗拉戈纳尔、一幅格莱科、九幅科罗、七幅德拉克洛瓦、九幅多米埃尔，还有布丹、马奈、库尔贝、莫奈、德加、玛里·卡萨特、图卢兹劳特累克、西斯莱、塞尚、卡利埃尔等人的画，其中很多都是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间弄到的，家里的墙都被这些画挂满了。

一个惊人的私人小博物馆！当伽利玛的藏品出售时，它将卖到世界各地，给最权威的收藏锦上添花。保尔曾是一九〇〇年百年展览的经纪人，在秋季沙龙组织了许多展览，1903年，他是拥有雷诺阿的油画最多的两个爱好者之一，这是画家本人说的。另一个可能是他的朋友莫里斯·冈尼亚，冈尼亚买了一百八十幅雷诺阿的油画。伽利玛收藏的大部分绘画作品现在分布在东京和哥本哈根的博物馆和美国、意大利的大收藏家中。

可惜，到了世纪末的时候，这位热心资助文化事业的人，对绘画的兴趣逐渐淡了，原先那么大的热情不见了。那个有品位的人把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女人，世俗的、半世俗的、卖弄风情的、当演员的女人。这对艺术来说真是不幸！他的老朋友，半个世纪来与他交往过密的建筑师、艺术评论家弗朗茨·儒尔丹，把这种变化归因于“坏脾气发作，在他想挤进去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当中得不到什么承认”见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龚古尔兄弟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此人以前只为书然后是为画而活着，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在杂耍剧院度过，扣眼里插着鲜花，穿梭于高级妓女之间。他终于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公开宣称，艺术家(他以前也属于他们的行列)都是些忧郁的、悲哀的、碍事的人，跟他们交往只会感到心情郁闷，现在，他只想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活着。” 见龚古尔兄弟的《日记》。

保尔成了花花公子？那么高雅的艺术鉴赏家堕落到这样庸俗的地步？朋友们很难相信：他们亲爱的艺术爱好者无情地躲避着他们。很快，他就对剧院(杂耍剧院、折中剧喜剧院)进行了投资，出手大方地交了几个女朋友，在从前请画家和诗人吃饭的地方接待路边的一些轻浮而漂亮的人物。他正式与妻子分居了，住在克里希路的一家私宅里，离巴黎的赌场不远。他每个月都从家里拿一两幅画到新居里，周围的人都明白，当圣拉扎尔路寓所的墙上真的空了时，分手就不可避免了。

从此，加斯东非常敌视父亲。这个害羞的年轻人，有点假正经，举止很灵活，他欣赏父亲的轻松和自如，却不能原谅他离开和抛弃一个女人，也就是他所敬重的母亲。在大家看来，这种抛弃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一部重要小说中，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乔治·布尔吉尼翁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我，你知道……我对父亲没有丝毫敬意。我很少回忆过去，很少想象，我在心里永远觉得他可笑。”雅克·里维埃，《被爱的女人》，伽利玛出版社.　1923。

事实上，父亲咄咄逼人的性格又让他佩服，所以加斯东长期以来在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中摇摆不定，保尔·伽利玛这个人难以理解，有时又有些粗暴。在朋友家里吃饭时，加斯东任他们谈论父亲，他们把他父亲描绘成一个“极其自私、绝对自私的人，什么都不爱，既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爱自己的孩子、朋友和情妇”，但能做出非常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来。加斯东还听说，有一天，一个男子把一只活猫扔到阴沟里，父亲用钱打点了警察，获权把这只猫抱回了家，养了好几年，对它如对国王，自己却像个奴隶……保尔·莱奥托，《日记》，法兰西水星出版社, 1936。  这就是他的父亲。年轻的加斯东是在这个男人的影子里长大的，他所遗传的并不仅仅是名画：他的某些性格后来体现在他对待女人、戏剧、金钱、艺术和生活的态度当中，艺术家们称之为“模仿”，心理学家称之为“排斥父亲”，医生说这是遗传法则……随便怎么说吧！加斯东·伽利玛后来变成了那么复杂的一个人物，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父亲的遗传。

一八八九年，加斯东八岁。他的生活完全局限在圣三一教堂四周。早上，当女佣打开他房间的窗户时，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教堂。教堂的钟声从此成了他一生中的基调，如同那条美丽的商业大街的嘈杂声。那条大街行人很多，戴着帽子的男人和穿着裙子的女人在散步时常常要躲避来往的马匹、出租马车和双篷四轮马车。

加斯东常常在圣三一教堂的广场玩耍，否则就跟兄弟们和女佣去散步。那年，为了迎接万国博览会，圣拉扎尔新车站刚刚落成。人们乘这个机会，在同一条轴线上建了一座终点站旅馆，有一条通道直接通往车站，里面的漂亮阅读长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吸引了广大的街坊。

布朗热将军在北部、索姆省、内夏朗德、多尔多涅的全民投票中获胜后，又成功地被选入了首都。他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虽然以他的名字命名，却超出了他引起的这场运动的范围。这个“可敬的将军”的主要功绩在于让一场全民选举变得非常激进，他把选举不是引向社会主义，就是引向民族主义。在巴黎，人们非常警觉，而在外省，这场运动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鼓励大家反对自由的议会制度。

如果不是满街叫嚷的报贩，圣拉扎尔路好像对这种政治动荡漠不关心。当然，市郊人头攒动，但离这里很远……这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博第尼埃(La Bodinière)剧场里看十分紧俏的演出，他们早早就在特拉普饭店订了位，左拉发起的自然主义流派的文学大餐就在那里举行；或者在另一家饭店，帕亚尔饭店，它后来取代了著名的英国咖啡馆。大家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吃饭。在那里吃饭和在那不勒斯咖啡馆与记者和作家们吃冰淇淋一样得体，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们很快就离开了“里奇咖啡馆”，嫌那里太肮脏。

这就是年轻的加斯东看到的景象，他也不时在“他”的马路和当丹路的交汇处专注地看到人们离开莫加多剧院。他常常在家中的一个朋友、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请求下，长时间地站在窗前，卡里埃尔教他如何迅速地用笔给行人画速写。有时，吃完饭后，为了让大家高兴，卡里埃尔也会拿起画笔，加斯东和兄弟们便给他当模特儿。②路易·吉尤，《笔记》Ⅱ，伽利玛出版社,　1982。而且，他最著名的一幅画，画的就是伽利玛家的三个孩子在看着外面的景象。那个时候，加斯东是个爱幻想的孩子，漫不经心，有些保守，面对女性，他会涨红了脸，同时也感到兴奋。已经这样了！十四岁的时候，他常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在窗前幻想，想象着拉车的马受惊了，他及时赶到，平息了它们，漂亮的女乘客亲切地向他道谢。②

一天，母亲带他去隆尚看跑马，在过磅处附近，当母亲正在和一个漂亮而优雅的年轻女士说话时，这个穿着短裤和海员衫的小男孩好像局促不安，突然，他松开母亲的手，抓住那位女士的手，抚摸着，喃喃地说：

“漂亮的女士！……漂亮的女士！……”R.P.布鲁克贝热，《你将死于断头台》，弗拉马利翁出版社,　1978。

母亲从这件事上看出，他真是保尔的儿子。

P7-14

……

为什么要写伽利玛？因为他独一无二，非同寻常。

当然，大出版家还有，而且不少。但在上个世纪前十年投身这一冒险活动的出版家中，只有他，能在晚年的时候，翻着自己出版社厚厚的书目，对自己说：“法国文学，就是我！”

他没有写过任何书，但所有的书上都有他的名字。在封面的下方，而不是在作家们通常署名的上方。那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数百万计，其封面和颜色在二十世纪所有读书人的书房里一眼就能看出来。加斯东·伽利玛倾其一生，拿陌生的年轻作家的前途打赌。一开始，他的出版社就作长远打算。这个年轻的出版人选择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他不愿意盯着名家，虽然大部分读者都局限于阅读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精英的作品。但干了几年之后，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马上就发现，出版，首先是一种商务。于是，这个漫不经心的美学家、音乐会和舞会的常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生意人，一个狡黠的吹嘘者，他能锲而不舍地恳求或请求他人。

这并非因为他是个杰出的经营者或是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而是因为遭遇失败之后，他能清醒地从短暂的灾难中获取教训，首先把一些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以自己的才能、远见或为人处世的方式，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学殿堂，它就叫做：“加斯东·伽利玛”。

他不断地把法国和外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收罗到自己的徽标下。每当他发现自己看走眼或犯了大错时，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作者从其他竞争者手里挖回来。由于这样劝说别人，他自己最后也相信，只有在伽利玛出版社出书，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被大家叫做“加斯东”的人会不惜任何代价。魅力、智慧、和蔼，当然还有专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毫不妥协，甚至撒点小谎，玩点伎俩。用创意赚钱，要吸引住人，这一点并不比做别的生意容易。加斯东·伽利玛懂得不失时机地提醒他的竞争者，极有分寸，很讲档次，颇有技巧，充分显示了大出版家的与众不同。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具有持久生命力，他出版了许多专刊，推出了一些周刊，编辑了一些与自己的趣味和最初目的大相径庭的书籍，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洁身自好。

这种惊人的历险，其结果是在法国的书店里，在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里，从东京到得克萨斯州到处都有他的书。他让那么多作者表达和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可在我们的辞典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生平资料。真是忘恩负义啊！……

有几个作家，比如说龚古尔兄弟、保尔·莱奥托、路易·吉尤、安德烈·伯克莱等，他们曾在自己的《日记》或《回忆录》中提到过加斯东·伽利玛。但也许是在一些重要的小说中，人们更容易发现他，虽然用的是各种不同的化名，但一眼就能看出来：加亚尔弗朗西斯·儒尔丹，《无怨无悔》。——本书除注明译注外，均为作者原注。、布鲁亚尔安德烈·伯克莱，《歌唱的花朵》，伽利玛出版社.1939。或乔治·布尔吉尼翁雅克·里维埃，《被爱的女人》，伽利玛出版社,　1923。。

采用这些文学伎俩清楚地表明，加斯东·伽利玛是多么不喜欢别人提起他，至少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而且，他一直拒绝写回忆录，尽管他的合伙人、朋友和同行一再请求他这样做。

这是为了尊重真正的作家，也因为胆怯，因为缺乏信心，更因为诚实：在回忆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东西要说，有些事实可能会伤害许多作者的自尊和名声，影响伽利玛出版社和他本人的声誉。

在庆祝九十五岁生日的前几天，这个被死神纠缠的人终于离开了人间，他把自己的秘密也一同带走了。这部献给这个显赫的也是陌生的人物的传记，也是一部关于半个世纪法国出版史的专著。因为通过加斯东·伽利玛的一生，其他出版人的活动也显现了出来，如贝纳尔·格拉塞、罗贝尔·德诺埃尔、勒内·朱利亚尔以及其他在这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出版家。

很奇怪，法国的出版家很少出版关于自身的著作。更糟的是，他们往往反对学者研究他们，不让他们查阅出版社的资料，所以许多秘密一直没有公开，成了神话。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外。如果涉及陈年往事，那更是这样。

为了重新拼凑起伽利玛的一生这一引人入胜的拼图，我不得不到处寻找资料，尽最大努力地重新梳理我所得到的材料：我查阅了数百本书籍和许多未公开的档案、私人信件、当时报纸上的专栏，还采访了许多见证者。

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想客观地阐述历史，而是想尽量做到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加斯东·伽利玛是怎样炼成的？

先生们：

加斯东·伽利玛先生低调而谦逊，为了尊重他的意愿，如果不是要指定会议主席、任命新的总裁，关于他的去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将不作任何评论……

巴黎，塞巴斯蒂安博坦路，一家私宅不动声色地挂着《新法兰西杂志》(NRF)的徽标。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十五时，看得见窗里面有许多男人。他们在通常举行行政会议的大厅里，围坐在一张桌子四周。差不多二十天前，创始人离开了他们。这是他去世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管理人员的神色都非常严肃。他们很伤心。这场打击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加斯东·伽利玛几年前就已退居二线，把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克洛德，但他还是每天都到他创办的这家出版社来上班。加斯东消失了，出版史上的一页无可挽回地翻过去了。

噩耗公布后，大家一致对他进行了赞扬，理事会的成员们比别人更了解他，他们是：加斯东的儿子克洛德·伽利玛，加斯东的侄儿罗贝尔·伽利玛，贝纳尔·于格南，保尔马克·施伦贝格尔和企业委员会的两个代表昂布瓦斯维克多·皮热贝和吉·热尔曼。有个人请假：埃玛纽艾尔·库夫勒，库夫勒是加斯东的老朋友，伽利玛出版社最老的理事和股东之一。他病了。一月十三日，他向理事会送来一封致歉信：“我的身体不允许我来参加我的好朋友和老朋友加斯东·伽利玛去世后推举出版社总裁的理事会。如果理事会选择他的儿子克洛德，我将完全表示赞同。现在，克洛德已经懂得为我们的出版社赢得名望的传统是什么。非常抱歉我不能来到你们当中参与你们非同寻常的决定……”

读完这封信后，克洛德·伽利玛也提醒大家，埃玛纽艾尔提到的保持传统，父亲在去世之前留下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那几行字可以说是精神遗嘱，加斯东·伽利玛请求他的继任者们继续出版社创始人提出的编辑方针，即“寻找富有才华的新人，许多作品的出版并不一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的职责，是创造和积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靠没有前途的商业成功来获取短期的利益。这就要求股东们有更大的耐心……”

考虑到托付给他的任务只能在这条道路上完成，克洛德请求得到同事们的支持。理事会一致同意。十六时三十分，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这份遗产可真是不轻，那是加斯东·伽利玛花了半个多世纪所创造的。

三年前，在北京开会遇到彭伦，谈起他们的“出版人书系”。我很赞赏这套丛书，觉得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并当即表示愿意“承包”法国出版界方面的选题。第一个被我们选中的，当然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伽利玛”不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也不是最富的出版社，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在出版界的声誉和在文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法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比不上的。可以说，它是法国出版界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正如美国一份出版杂志所说，“伽利玛是法国文学的同义词”，“因为法国文学中最好的书有四分之一都是它出的。”没有伽利玛出版社，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将会改写，许多作家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加斯东一九七五年去世，法国得了十八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六次是他的作者得的。他出版的书还获得过二十七次龚古尔奖、十八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十二次联合奖、七次美第奇奖、十次雷诺多奖、十七次费米娜奖……

我跟伽利玛出版社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跟他们的许多部门都熟，洽谈过不少版权，认识他们的很多作者，在巴黎期间，也常常应邀去那里参加各种活动，还见过他们现在的掌门人，加斯东的孙子安托万，深谈过几次。

加斯东虽然大名鼎鼎，但有关他的书却凤毛麟角，因为这位专门替别人出书的人不愿意别人写他。这是大出版家的风度和素质之一，正如一个好编辑往往不写作一样。我和彭伦几乎别无选择地定下了皮埃尔·阿苏里的这本《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巧的是阿苏里也是我的熟人，他是著名的笔杆子，以写传记出名，现在也写小说，曾长期在法国的《读书》杂志任首席记者。我订阅该杂志二十多年，主要就是冲着他每期一篇的“文坛大调查”。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没有时间再写“大调查”了，杂志马上就减色不少。有一年我去巴黎，曾专门到他办公室向他提意见。凡此种种，都让我觉得自己是翻译这本书的最佳人选，况且，我还是出版社的编辑，在出版业务和专业知识方面比别的译者更熟悉一些。

书定下来之后，接着就是谈版权了。这是我的专长。有了那么多便利条件，我原以为拿到版权会轻而易举，谁知却一波三折，费尽周折。这本书是巴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所以先跟他们联系，但我的去信如石沉大海，久无回音，只好找瑟伊出版社，因为他们在一九八五年也出过一个版本。“瑟伊”是老熟人，他们很快就答复了，说核查之后发现版权并不在他们手里，不知转给谁了，最好还是咨询伽利玛出版社。但伽利玛出版社也一反常态，久久没有回答，在我一再追问下，他们才说，作者收回版权了，要我直接与阿苏里联系。此时的阿苏里，已经明智地辞去《读书》主编一职，专心在家从事写作，并聘请了经纪人，所以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能轻易找到他。尽管伽利玛出版社给了我他的经纪人的联系方式，但经纪人简单地回了一信之后也“失踪”了，不再露面，让我百思不解。直到几个月后，伽利玛版权部的安娜才喜滋滋地来邮件告诉我，说这本书的版权刚回到伽利玛出版社，现在跟她谈就可以了。还说，真不好意思，让您兜了那么大一个圈。之后，便顺风顺水了。二00六年春，我去了伽利玛出版社，直接跟他们谈妥条件，带回了合同。这时，已经大半年过去。

加斯东的故事很吸引人，译阿苏里的文字更是愉快。两年来，我好像一直在跟他们对话和交流，跟他们谈出版，谈文学，谈我们共同熟悉的作家，以至于我不顾彭伦的一再催促，总是不想把书译完，不想结束这段难得的机缘。我循着阿苏里的思路，一直想弄清“伽利玛是怎样炼成的？”这个命题。

加斯东·伽利玛年轻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日后会成为一个大出版家。他游手好闲，逛大街，追女人，爱看戏，讲排场，喜欢玩，是《新法兰西杂志》给他创造了通往出版的道路。而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足够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够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够谨慎，能把此事办好；足够爱好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够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够听话，能执行创始人其实是纪德的指示。”正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加斯东欣然接受了命运的这一安排，决心抛弃优越的生活，像他所崇拜的出版家瓦莱特那样，勤奋工作，不惜凌晨四点就起床。要当好出版人，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出版人，自己不一定要会写作，但必须熟悉文坛，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作者。“他喜欢书，追踪作者”，为了物色到合适的作者，他订阅了许多文学杂志，潜心研究，细心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去寻找和发现。写信，这一传统的联系方式是加斯东的一大法宝，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信上，给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作者写信，那些信“就像漂流瓶一样，有的人回信，有的人不回信。还得知道如何跟陌生人说话，懂得如何恳求别人，鼓动别人离开已经习惯并且过得很舒服的出版社。在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与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诗人之间建立和保持书信往来关系，这是一门艺术。”好在加斯东深谙这门艺术，并得到了回报，包括普鲁斯特在内的许多大作家，都是被他信中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和智慧所感动和折服，离开了其他出版社，奔他而来。

加斯东深知作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所以非常尊重作者，爱护作者，宠作者，有时到了低声下气、忍辱负屈的地步，“他让自己适应不同的人和事。他可以压下自己最强烈的不满，掩饰他对某人的藐视。”他接受西默农的苛刻条件，答应了他近乎无礼的要求，忍受莫朗的不仁不义和阿拉贡的忘恩负义。他求贤若渴，觉得所有优秀的作者都应该汇聚在他的麾下，看到名作家在别的出版社出书，他就感到是一种悲剧。为了挖到好作者，他不惜代价，锲而不舍，十分执著，并能及时纠正错误，尽管有的错误不是他犯下的。他从格拉塞手里赎回了普鲁斯特的稿子，挖回了塞利纳、马尔罗和蒙泰朗，又把马丁·杜加尔拉进了出版社，这些著名作家不但为他赢得了殊荣，而且替他引来了大批有实力的作者，聚集了人气。

“敢于选择，能够等待：这应该是所有出版人的金科玉律，但还必须有办法……能根据蛛丝马迹，捕捉信息，觉察到初人文坛的作者是否有前途。”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一定是一个懂得判断书、判断作者的人。而小出版商和大出版家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有长远的眼光，能看到作者的未来。加斯东开明、大方，他可以出版一本他觉得卖不好的书，因为他相信，只要作者是个真正的作家，总有一天会得到奖赏的。他舍得花大价钱培养作者，花时间慢慢地等待大作，加缪没有让他失望，而他的宽容也让阿尔朗看到了这个出版家的价值，“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出版人”。比起性格和人格魅力，判断力更多是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加斯东的“脑子里总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作者有才能吗？‘才能，用出版人的术语来说，就是他的肚子里有多少本书？’但如何判断、怎么猜测得到呢？嗅觉，本能……”但人是动态的，深受环境的影响，情况千变万化，所以加斯东在这方面也常常犯错，“他久负盛名的嗅觉并非战无不胜”，所以要借用别人的力量，利用别人的长处。

和另一个同样有相当实力的出版家格拉塞不同，加利玛强调团队意识，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他的审读委员会就是一个智囊团，聚集了当时法国文坛的各方精英，他们不但替他审读、判断和选择书稿，还替他出谋划策，吸引作者。懂得用人，以诚待人，“这是一个行动果敢但语言谨慎的人，他深思熟虑，总是设法让自己的言行显得有理。他就像一台计算器，策略英明，外交精明，能进能退，能爱能恨，从两个方面都可以说他很宽宏大方，他随意、自由，充满幽默感，总喜欢战胜和说服别人，而不喜欢凭权势强迫别人”，这种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也弥补了他的许多不足和失误。他尊重别人，给人面子，从来不会当面让人下不了台，这使他拥有很好的人缘，“他在所有重要的领域都有天线”，而广泛的社会关系正是一个出版家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二次大战中，当他遇到各种困难时，这种社会关系便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帮助他度过种种难关。他为人正直，讲究道德，做事公正，不昧着良心，所以战后才有那么多作家和政治家保他，替他说话。同时，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也懂得有原则的让步，使用双重语言，l因为出版是一种商业，这是他一开始就明白的。所以，他紧贴市场，创办多种媒体和丛书来互相服务，为了出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他冒着被骂、被误解的委屈，推出了通俗杂志和大众化的读物。他执著而不迂腐，忠诚而不死板，懂得在文学和商业之间保持平衡，既重视文学质量，又注重市场的回报。他有文人的智慧，更有商人的精明，既能考虑到未来，又能接受和适应眼前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扩大经营、兼并企业，对外合作，该勇敢时勇敢，该谨慎时谨慎，“必要时会当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冒险，但他懂得让读者来冒险”。他在战争中不卑不亢、灵活机动的态度，不但使他在德占时期保全了自己，也使他在“清算”中轻易过关，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和外交家的玲珑，而这种种综合素质，正是一个大出版家所必须具备的。

加斯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时代，名家辈出，佳作不断，书被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两次世界大战虽然造成了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空虚，却带旺了读者前所未有的读书热情。在那样的环境中，当一个出版家是多么光荣、多么带劲、多么自豪，多么有成就感啊！我有时甚至认为，伽利玛这块钢，并不是炼出来的，而是时代造就的，当然，前提是它首先应该是一块好坯。这样一来，伽利玛的经验好像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我认为，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和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却是永远也不会过期的。·c出书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出了错是出版商罪过”；“我们的职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退稿”；“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出版人，那就放弃写作”；“作者和作家往往都不是男人，而是一个要用钱买的女人。你还要知道，他随时准备投入别人的怀抱。他是个妓女”；“在任何一种职业里，两个人都可以互相沟通。出版界为什么就不能呢？他把这个原始而有效的原则当作是自己的原则，从此以后，一切都可以考虑，可以商量”。“如果你说话总是那么肯定，那你当不了出版人。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四十年之后，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当我译到这些感悟和他体会到的酸甜苦辣时，我常常哑然失笑。我想，许多出版人会跟我有同感。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专门写给出版界的人看的。它按编年史的方式，以文学的笔法，描述了加斯东九十四年的人生历程，并通过他与当时其他几位大出版家的对比，勾勒出法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的出版进程和发展脉络，展现了这一时期法国出版界的主要活动，堪称是一部“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而这一时期的法国出版史是与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伽利玛出版社又是一家重要的文学出版社，所以这部传记又可以说是一部文学史，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坛大事在书中基本上都得到了反映，纪德、萨特、加缪、热内、塞利纳、瓦莱里、莫里亚克、尤瑟纳尔、西默农、杜拉斯、萨冈……几乎所有的大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书中。“七星文库”的诞生，“黑色系列”的推出，普鲁斯特事件，《飘》和《日瓦医生》的出版……书中涉及的种种文坛轶事，作者所刻画的那么多有趣的人物肖像，也足以吸引广大的普通读者。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协助，也请教过国内外一些友人，在此深表谢意。书中除“译注”以外的注释均为原注，特此说明。

胡小跃

二OO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