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先生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

《逝水与流光》分七辑：“我的灵魂我的山野”“山城往事”“北大沧桑”“海外游踪”“前辈系列”“刻骨铭心”“学海拾贝”。作者从学者的视角，大量论述了学界掌故；从比较文学角度，阐发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从资深学人的视野，体味人生的百味……本书由阎纯德主编。

《逝水与流光》分七辑：“我的灵魂我的山野”“山城往事”“北大沧桑”“海外游踪”“前辈系列”“刻骨铭心”“学海拾贝”。乐黛云先生从学者的视角，大量论述了学界掌故；从比较文学角度，阐发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从资深学人的视野，体味人生的百味……

《逝水与流光》中一篇篇隽永秀丽的文章，读之会令你心潮澎湃、精神充盈，活在静谧的心境下享受那甜甜感情。本书由阎纯德主编。

【总序】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大家书系”之随想/阎纯德

【自序】

我的选择我的怀念(代序)

【第一辑 我的灵魂，我的山野】

我生在美丽的山城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如梦如幻的水神

跨越浩瀚的海洋

水的恐怖

治水英雄

依旧青山绿水多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第二辑 山城往事】

童年追忆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他们战死在山城

《贵州读本》是一个创举

夜郎文化——我心中的诗——《夜郎文化史》序

【第三辑 北大沧桑】

四院生活

快乐的沙滩

历史的错位

回忆一个难忘的春节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小记北大鲤鱼洲分校

我与文化热

美丽的治贝子园

我们的书斋

魂归朗润园

忧伤的小径

【第四辑 海外游踪】

第一次面对国际友谊的海洋

从哈佛到柏克利

世纪末访意大利

从“不可见”到“可见”——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

【第五辑 前辈系列】

献给自由的精魂——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怀念马寅初校长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一个冷隽的人一个热忱的人——纪念吾师王瑶

永恒的真诚——难忘废名先生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

李赋宁先生与中国比较文学

见证比较文学先贤的国际友谊——悼念孟而康教授

心灵沟通的见证——难忘丸山异先生

【第六辑 刻骨铭心】

叛逆牺牲殉道

“啊！延安……”

透过历史的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绝色霜枫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不伪饰，总想有益于人——纪念彭兰大姐

怀念吴北玲

【第七辑 学海拾贝】

从镜子的隐喻所想到的

异国心灵的沟通——纪念安德烈·纪德诞生140周年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作为《红楼梦》叙述契机的石头

安徒生童话与人文素质的培养

邹韬奋的散文《威尼斯》

中国的世纪末颓废——十里洋场邵洵美

知识的价值与传播

复仇与记忆

肩起黑暗的闸门——纪念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90周年

漫谈茅盾的抒情散文

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

生在群山环绕的山城，我从小就喜欢静静地面对群山，就像幼时已会背诵的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缭绕着云雾的螺蛳山就是我的“敬亭山”。我常常凝视着这一片苍蓝，心里想，这山后面是什么呢？母亲说，山后面还是山。那么，山后面的山后面呢？后来，年龄稍长，我才领悟到，其实中国人心目中的山是没有尽头的。它象征着人的眼界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孟子·尽心篇》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是鲁国人，他曾经登上鲁国的东山，从山顶俯视人寰，这才发现鲁国原来也并不是那么大。后来，孔子登上了更高的泰山，就更感到自己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天下，原来竞如此渺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们应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孔子死后一千多年，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杜甫(712—770)步孔子的后尘来到了泰山。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在泰山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望岳》，这首诗最后的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你来到凌空的绝顶，就会感到足下的大山、小山原来都很渺小。又过了近千年，明代诗人杨继盛(1516—1555)追随杜甫的诗境，又来到了泰山。他写道：“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他原想沿着孔子和杜甫的行踪，登上泰山的绝顶，一览显得渺小的群山。但他发现这样的登临是没有止境的，即便来到了“绝顶”，山顶之上，也还有来往的白云。大自然是无法穷尽的，“登高望远”成了中国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永远鼓舞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众多的这类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是王之涣(688—742)的《登鹳雀楼》。鹳雀楼在山西蒲州县的黄河高坡上，它面对巍峨的中条山，下临波涛汹涌的黄河。当诗人在一千多年前登临这座楼时，落日西下，黄河东流的宏伟气象尽收眼底，正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渴望着更高的立足点，更开阔的视野。随之吟唱出被广泛传诵的千古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以登高望远为主题的诗，在中国可以说不计其数。

那么，这种登高望远是不是真的没有尽头呢？人能够登到多高呢？庄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庄子认为人不能不受各方面的局限，首先是时间的局限，也就是生命世界的局限。例如朝生夕死的小虫，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它们绝不可能既看到月缺，又看到月圆；春生夏死或秋生冬死的蝉类也不可能既看到秋天，又看到春天。庄子说楚国南部有一只灵龟，它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只能活百年的人类当然不能和它们同日而语。因此，燕雀之类的小鸟只能往还于蓬蒿之间。它们生命的时间决定了它们生命的空间只能非常狭小。而鲲鹏就比它们自由得多了：这种鹏鸟，脊背像泰山一样宽广，翅膀像天边的云，一飞就是九万里！更自由的是一位名叫列子的人，他连翅膀也不需要，只要乘着风，就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但在庄子看来，这也还不够自由，列子毕竟还要依靠风和空气，只有他理想中的“至人”，乘天地之正气，把握着“六气”(阴、阳、风、雨、晦、暝)的变化，遨游于无穷之境，那才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庄子理想中的藐姑射之山就住着很多这样的神人。他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餐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山是挣脱了时间与空间局限的神人的住所。庄子通过这样一层层比喻和剖析，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人在肉体上不能不受百年时间和一定空间的束缚，但只要能打开思想之门，超越利害、得失、成败、生死等各种界限就能像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然而，能够打开思想之门，超越界限的人终究少而又少，几乎没有；因此，人们在登高望远之时，总是感到生命的有限和宇宙之无穷，而沉人一种宿命的悲哀。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说：“余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南朝诗人何逊的诗有“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的诗句。诗人李白(701—762)也说：“试登高而望远，咸痛骨而伤心。”可见，在中国传统中，山，总是和空间的辽阔、时问的永恒相联系的。总之，山，无论多高，总是占有着一定的空问，实际存在，可以仰望，可以登临。它永远静静地矗立在同样的地方，给人高远的、永恒的、沉稳的、可信赖的感觉。

水可就不同了。水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永不止息地流逝。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把流逝不回的时光和流逝不回的流水联系在一起。孔夫子曾在奔腾不息的河边叹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的意思是说，逝去的时光，如同这流水，永远日夜在流。后来的人们也就总是把时光和流水并提。例如李白的诗：“逝水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就是说，逝去的流水和消失的时间都是永不再来的。人们甚至把永不停息的时光就径直称为“逝水”。在中国诗歌中，以流水作为时间的隐喻再发展为人生短暂、自然永恒的咏叹是很普遍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约660—720)的《春江花月夜》就是很典型的一首：“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这首诗中，消逝的时光和流水与相对永恒的江上明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杜牧(803—852)的一首著名的诗也是咏叹同样的内容。他写道：“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流水总是令人想起逝去的光阴：曾经繁华一时的六朝文物早已变成一片连天的荒草，而悠闲的白云和淡淡的蓝天却千载相同；在同样的山色里，飞鸟去了又来，而人的欢乐和痛苦却永远消逝在永不再来的时光和流水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水的多变和难于捉摸，也常常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山，总是一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水，却变化无穷，从不使人绝望。正如王安石在《江上》一诗中所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隐来”。水，总是把人引向辽阔的、不可知的远方。

《庄子·秋水》篇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秋天涨水的时候，百川灌河，河流比往时更加宽阔，连两岸的牛马都看不见了。河神很高兴，以为天下万物都已在他的管辖之下了。他骄傲地沿着泛滥的河水来到了北海，发现这里的水根本看不见边际，这才自惭形秽，认识了自己的渺小。北海的海神虽然教导河神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但他比较了解自己的局限，他给河神描写了一幅更大的空间，告诉他，即便是东南西北四海加在一起，不也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吗？中国在四海之内不也就像一粒小米在大谷仓之中吗？水和时光一样总是通向浩瀚无际的、不可知的空间！庄子认为，人们应该向往于大江大湖。当湖泊干涸的时候，两条互相关爱的鱼不得不以自己的唾沫润滑着对方的身体，其实，他们不如忘记对方和住惯的湖泊，寻求新的环境，遨游于大湖大江。P5-7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用第一次工资，各捐5角钱，合力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蒂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成了极右派。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的前一天。那个黄昏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唯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七分钱的子弹费！

距此1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6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关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洲和欧洲。我确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