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今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本书为其文学作品集。

为了让广大青年读者对中国现当代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学术、文化思想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编者在大众文艺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推出《青年读本》系列。

本套书选入作品，均以优美文字来表达绵厚的感情内涵，使读者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生命之光》分册，书中收录了：《一木一石的精神》、《“社联”、“剧联”等的成立》、《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等作品。

永远难忘的教诲

追念瞿秋白同志

韬奋精神永留人间

忆达夫

忆阿英同志

赞颂我的“老大姐”

纪念潘汉年

杨度同志二三事

风雨故人情——《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忆健吾——《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为中国剧坛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

悼念田汉

悼秦似

忆孟超

怀念章锡琛先生

于伶小论

小丁今年七十五——《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悼孙寒冰先生

不能忘却的纪念

家世·童年

从“辛亥”到“五四”

从香港回到上海

耕耘(节录)

高墙里的梦

迟到的春天

要忧国忧民

谈经验教训

关于“谈自己”

关于笔名

忆儿时旧梦

发生命之光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未晚谈》代序

野草

从杜鹃想起隋那

宿草颂

论恭维

从点戏说起

一木一石的精神

论肚子问题

左翼十年(节选)

“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革命文学论战

筹备组织“左联”

“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文艺新闻》及其他

进入电影界

“左联”的后期

“怪西人”事件

在大的悲哀里

郭沫若回国

关于改编

关于电影

为电影诊病

关于剧本

关于杂文

关于诗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3月5日，是他九十一岁冥诞。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

从1937年到1966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期，我曾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我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55年7月，我到文化部报到前夕，恩来同志约我到西花厅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对我说：电影你干过多年了，我没有太多的意见要说，只希望你团结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电影工作者，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多拍一些好的影片。但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严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第二是外事工作“授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你开始做外事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对外活动中，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也是终生难忘的教诲。临别的时候，他又你先了解一下文化部有没有胜任的翻译力量，要有俄、英、日三种能口译和笔译的人才。在文化部当翻译，单懂生活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懂文化方面的专业用语，假如力量不足，给国务院打报告，尽可能给你们补充。他说，沈部长(雁冰)懂英语，胡愈之副部长懂法语，请你转告他们，假如翻译译错了，或者翻译得不恰当，要立即纠正。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外语，常常因为翻译出差错而闹笑话，这看来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是技术性的差错会造成政治上的失误，这一点一定要抓紧。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延伸到外交领域，创建了一种以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崭新的总体外交政策。他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立足本国，纵观世界，立足今天，展望未来，又不能割断历史，不考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一切外交活动既要坚持原则，在适当时机又要当机立断，灵活运用。

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总体外交政策。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为例。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是国际宪兵。它还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汹地冲破三八线，直逼我们边境。而我们则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上百孔千疮，百废待举。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应该说我们是被迫应战的，国是弱国，兵是疲兵(一方面又是哀兵)。可是美国军队已经打到鸭绿江边，还在东北投了细菌弹。我们先是提出警“不能置之不理”，警告无效，“退避三舍”到了东北边境，那就只能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了。我们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这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可以说这一举是完全出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终于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把美军赶过三八线，迫使他们要求停战谈判。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同志到板门店去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全面的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返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我还记得日内瓦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在外事口作过一次报告，会后在少数人的交谈中，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相持不下，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思想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