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雁在编入《书来话长》的《“有味诗书苦后甜”：书与人的成长》一文中自述：

自一九八四年北大毕业以来，写作并发表在报刊上的书评、书话文章多达数百篇，先后结集成为《秋禾书话》《秋禾话书》《沧桑书城》《苍茫书城》，以及《雁斋书灯录》《江淮雁斋读书志》等文集出版；我所著述出版的《书房文影》《旧书陈香》《书来话多》《到书海看潮》《藏书与读书》《中国旧书业百年》《中国图书文化简史》《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及与友好们共同编纂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华读书之旅》《全民阅读推广手册》，等等，无一不在书名中蕴含有一个“读”字或者“书”字，它们浸透着我在漫步书林后的感悟、吮吸书香后的心得，成为我与书为伴、以书会友及以书辅仁的一道又一道生命年轮。

《书来话长》精选作者徐雁今年来创作的书评、日记等作品，这些著作，既是他人与书共成长的见证，也是他与书友相交往的纽带。

“花香何如书香远，美味怎及诗味长？”是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笔名“秋禾”）在其阅读推广讲座中最喜引用的名句之一。为养育“读书种子”，他在《书来话长》中品荐自传、回忆录等好书佳作之外，还刊发了一组回溯自己开卷读书和走读华夏的随笔文章，推广阅读，倡导书香，情深意长。

上辑 “读书种子”的养成

 由“阅读”而“悦读”

 “有味诗书苦后甜”：书与人的成长

 “四壁图书中有我”：我聚书的历程

 “室雅何须大”：《我的书斋》与《我的书房》

 无言的博学师长：我与《辞海》一段缘

 书林归来衣袖香：“2014江苏书展”感言

 百年书城去来中：我与苏州图书馆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曾国藩家族“耕读、孝友”家风说起

 最是书香能致远：“2014—2015阅读年度校园读物推广好书榜”

 在北大，我学“图书馆学”

 添枝“阅读树”，增益“书卷气”

中辑 回忆录里悟人生

 “童忆”与“乡愁”：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

 “文学追梦五十年”：隐地的《涨潮日》

 “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李黎的《昨日之河》

 “滔天浪潮沙一粒”：王觉非的《逝者如斯》

 “颠白倒黑”的那些日子：徐小棣的《颠倒岁月》

 “隐忧”：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

 “浮云有尽家何在？”：野夫的《乡关何处》

 “个体的价值”：《老照片里的家国记忆》

 “旧渐渐远逝”：从《陈旧人物》到《陈年旧事》

 “与汲古阁并寿干世”：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

 “志士营世业”：由《嘉业堂志》所见真实世相

 “种竹编篱读异书”：薛冰《觅胜吴淞向甪直》读后

 真情解读“娄东文化”：陆静波散文随笔集《太仓，太仓》读后

 大时代的“潜望镜”：从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说开去

 关于日记的随札

下辑 诗书继世长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景范”行记

 由“耕读传家”到“人文世家”：湘乡荷叶镇曾国藩故里走访记

 “耕读孝义传家久”：书《曾国藩文化世家》后

 回忆“青涩年华”：《我的中学时代》读后

 大师们的大学生活：《胡适选专业》读后

 “他买的主要是外国的文学书”：巴金书事随札

 “读书真不易”：金克木的“新知”与“旧识”

 观其大略·但求会意·检视阅读：从开卷观书到在屏求知

 清、谷佳日好读书：第十九个“4·23世界读书日”前夕的阅推之旅

后记

在北大，我学“图书馆学”

1963年9月1日，我在雷暴雨时分出生于江苏吴县光福镇，但我完成小学、中学全程学业的地方，却是在太县。整整十七年后的那一天，我带着一份复读一年后391.80分的高考卷面总成绩，在俗称“北大大饭厅”的图书馆学系迎新台前，怯生生地完成了入学注册手续。

当年的图书馆学系，秉承老系主任王重民（1903一1975）、刘国钧（1899—1980）教授所主张的“图书馆员应当有至少一门专科的知识基础”这一优秀专业教育理念，安排1979、1980两级文理科新生，分为中文、历史、经济、物理、生物等组，跟随对应系科的同级新生学习基础课，为时两年。

王、刘两位先生，是被马嘶《负笈燕园 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提名的“学养深纯”的本系两位知名教授，我虽然都没有见过，但沐浴到了他们的教泽。因此，在两位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我先后提交了两篇万余字的论文，弘扬了他们的生平、学行和事功，表达了一个专业后生对先辈的承恩和怀念。当然，这是后话。

（一）

我入学后没多久，就被编进了中文组，随1980级中文系文学专业共同学习。古代汉语课，用的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四大册教材。我由对诗词楹联的爱好，突然生发了对古诗中各种另类句式的兴趣，醉心于从各种诗选和诗话著作中搜集案例，如白居易“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杜甫“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等“诗家语”。

后来，我增补改定为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开篇引用的就是王力先生《略论语言形式美》里的论断：“诗词有了固定的格律，可以容许特殊的句型。”这篇文章定题为“格律诗中的特殊句法结构”，后来被北大出版社的胡双宝大学长推荐到了《语文研究》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

却说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本科生都有资格把清版线装书一函一函地借回到宿舍中慢慢看的，而“工具书阅览室”两边的书橱里，更开架陈列着《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古今图书集成》等备检的原版书，足以供有兴趣又用心的学生自由“汲古”和自在“修学”。

我这一程凭兴趣自在读书之“得”，是在于初尝了随意求索“未知”的乐趣；而那“失”呢，则极易走偏锋、入斜谷，寻不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正道，登不了大堂，入不了雅室。所幸我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就邂逅了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这部书让我找到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将学习的图书馆学专业的结合点，那就是中国藏书史研究。

从事这项自发兴趣的所谓“研究”，让我切实体会到了知识发现的乐趣，也因此结网般地浏览了不少好书，知道了一点检索资料、组织资料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感觉图书馆知识宝库的魅力，在毕业以后逐渐脱离教育部机关和南京大学有关机构的行政工作，在岑寂中甘坐“冷板凳”，潜心读书、淘书、研书、教书和写书，是一种极其有益的学术情意积累。

1982年11月10日，我还为北大创建了一个大学生学术社团——“学海社”，先后请到王力、冯友兰、宗白华、张舜徽、蔡尚思、顾廷龙、许大龄、阴法鲁、张荣启、楼宇烈、金开诚、朱天俊、沈天佑、白化文、叶朗、孟昭晋、肖东发等十余位北大内外的专家学者为本社学术顾问。

创社的成功，完全是我随中文系求学的另一大收获，它让人有了系际整合的宽视野。学海社一度发展成为当年与北大五四文学社、学生书法社鼎足而立的跨系学生团体，编辑了十余期社刊《学海》。当年，我们还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学海讲座”。至今还记得的，有梁容若“祖国文化遗产在台湾”、严绍鋈“日本古代诗歌形式与中国文学关系”、曾孟辉“图书馆古籍问题”、唐弢“关于‘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建立”、王余光“试谈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和研究”，等等。

（二）

当两年中文、历史、经济系的基础课程学罢，在体制上回归图书馆学系以后，首先“苦”了的，是本系执教专业课的那些老师们。

才从舞文弄墨的文学、博古通今的史学、经才济世的经济学课堂中走出来，要让只有百余年学科史的“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获得长足发展），通过课堂讲授赢得眼高手低、少不更事的同学们的青睐，肯定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在经过了叽叽喳喳却又不得要领的多次“卧谈会”以后，大家终于认起“命”来，开始在图书馆学里做起各自的“道场”来：有的思考着“图书分类”的问题，有的探索起“图书馆要素”的学说，还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竞钻研起什么“图书馆学定律”来了呢！

不知怎的，我对于图书馆这个实体“形象”始终没有“思维”（感觉），兴趣全在于它所收藏的传统文献——书、报、刊；但对于当时被视作“高科技产品”的缩微资料，我又没啥兴趣了。所谓“兴趣”，体现为到馆阅览，乱读瞎翻，一目十行，自美其名，日“博览群书”。

读熟了《晦庵书话》，尤其是其中的《书城八记》后，我开始把读书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藏书家史实上来了。同时也像前辈那样，留意起海淀、西单商场、东风市场、新街口，以及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门市部来了。那两年，在星期天借一辆同学的自行车去城里各处的旧书店巡阅一番，是我很大的一种乐趣。  如今回想起来，1983年5月4日，我在本系主办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表有关中国古代藏书保护的“论文”，该是我专业形成偏好的一个标志。难怪本系的师友们，从此就把我指为想钻故纸堆搞业务的“夫子型学生”了。那“夫子型”的出典，该就是《青春之歌》中被无情讽刺的“老夫子余永泽”。

P91-94

书来谊长

——为《书来话长》序

徐雁先生新著《书来话长》编成，要我写篇序言。这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可说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由他的书名想到了“书来谊长”这个话题。屈指算来，与徐雁交往已有二十六七年了。虽然在我的友人圈中，尚有半个世纪的旧识，但像这样因书订交，与书共进，可谓“书来谊长”的，除了蔡玉洗、王稼句先生，就数徐雁了。

作者在编入本书的《“有味诗书苦后甜”：书与人的成长》一文中自述：

……而今我自1984年北大毕业以来，写作并发表在报刊上的书评、书话文章多达数百篇，先后结集为《秋禾书话》《秋禾话书》《沧桑书城》《苍茫书城》，以及《雁斋书灯录》《江淮雁斋读书志》等文集出版；我所著述出版的《书房文影》《旧书陈香》《书来话多》《到书海看潮》《藏书与读书》《中国旧书业百年》《中国图书文化简史》《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以及与好友们共同编纂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华读书之旅》《全民阅读推广手册》等，无一不在书名中蕴含有一个“读”字或“书”字。它们浸透着我在漫步书林后的感悟、吮吸书香后的心得，成为我与书为伴、以书会友及以书辅仁的一道又一道生命年轮。

这些著作，既是他与书共成长的见证，也是他与书友相交往的纽带。一九八九年冬，徐雁从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不久，因我俩同时参加南京举办的首次私人藏书比赛活动得以初识，随后就得到了他的两种赠书：《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当时我主要还在写小说，但受“寻根热”的影响，阅读兴趣已更多地转向文化范畴，对于这位才二十五岁就有如此成就的青年学子，不禁大为钦佩。隔年又得他相赠的《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如果说我开始写“书话”，是因为王稼句先生的诱导，那么关注藏书文化，以至有意识地涉足版本目录学领域，则是受科班出身的小友徐雁的启发。

那些年，我俩经常相约一起逛书店，尤其是旧书市，交流读书心得，介绍各自发现的好书，相互引荐爱书的友人。渐渐地，在南京形成了一个爱书人的朋友圈。一九九八年，蔡玉洗、徐雁主编的“华夏书香丛书”，是这个群体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编委会中的南京诸友，也就是后来《开卷》同人的基本队伍。我的第二部书话集《止水轩书影》，也被编入了这套丛书中问世。

“华夏书香丛书”的总序言题为“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出自徐雁的手笔。那时他就已明确提出：“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二十一世纪的激烈竞争。”我当时在编《东方文化周刊》，也曾为此摇旗呐喊过。

进入二十一世纪，南京的民间读书刊物《开卷》杂志甫经面世，即让入耳目一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徐雁“书文化”圈中的友人和《东方文化周刊》曾经的作者加盟进来。《开卷》同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合，其间陆续有人淡出，也有人加入。其要旨是每个人虽然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治学方向和人生事业，但能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相处准则。正是《开卷》同人不同路径的和谐交集，齐心协力，才开创了南京读书界空前活跃的局面，构建了为其他人所羡慕的“金陵书香部落”及其引人瞩目的文化园地。

创刊之前，蔡玉洗先生邀集同人反复磋商，明确办刊宗旨、栏目特色、装帧形式。还一同前往嘉兴图书馆，走访了范笑我君，考察了秀州书局，学习了《秀州书局简讯》的经验。最初数年，我们每个月都要碰几次面。从谋划当期刊物的看点，到组稿、审稿、校对，徐雁都亲力亲为，对《开卷》文化品牌的形成，贡献颇多。记得《开卷闲话》这个栏目初编时文稿量不足，他曾提出《开卷》同人每月至少提供两条。随后，同人们又陆续编辑出版了“读书台文丛”“六朝松随笔文库”“书林清话文库”“开卷读书文丛”“凤凰读书文丛”等，我还与他一起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组稿了一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而一年一届“民间读书年会”的发起，更将“《开卷》效应”推向了全国。

在董宁文先生独力撑持《开卷》编务之后，我遂专注于个人的读书和写作；而徐雁初衷不改，致力于“书香社会”的倡扬，肩负起主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重任，为养成“读书种子”、推广“全民阅读”，奔波于南北各地。同时，他还通过发表回溯自己读书生活、治学经历的文章，现身说法，说明了一个“书种子”是如何具体养成的。而对于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发生的种种“书厄”，他的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总之，收录在《书来话长》中的若干篇章，记录了他从事阅读推广、弘扬书籍文化的心路历程，其情理兼备，无须我再赘言。

也有人说，读书完全是个人化的事，无须社会干预。徐雁则强调前辈读书人的引导责任。他认为：“面对学科林立、品种繁多、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献资料，面对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乱花渐欲迷人眼’，作为以读书求知为天职却又缺乏辨别力的学生和青年们，不免以如何择善而读为难事。”而在学校里，“以优良读物推广为抓手的校园阅读推广，能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不断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最后形成与各院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的‘书香校园’特色”（《最是书香能致远》）。他还提出，借助目录学方法，采用在新书中好中荐优的方法遴选出适量的好书加以推广，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法。通过“授人以渔”，待学会了择书、读书的方法，养成了“大阅读”的习惯，如何阅读、读什么、怎样读，才能真正成为“个人的事情”。

徐雁如今年方半百，足下的天地愈来愈宽广。如果说，相识的最初几年，多是我为他介绍江苏的新朋友，如当时在编《服务导报》读书版的赵允芳等；那么，最近几年，则是他为我介绍全国各地的新朋友——同样是因书结缘的朋友。而这得力于他交游上的宽广胸襟。

与徐雁多年交往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便是他的宽以待人。几乎对周围的每一个人，他都能看到其优点和独特的贡献。据他说这是身为教师的职业习惯所致，依我看大约也可算是对古老的“因材施教”传统的继承。而营造“书香社会”，推广“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书文化”，不正需要这样的人文精神么？

是为序。

薛冰

二〇一五年元月十日于南京止水轩

我所在的家庭在2000年底被评为“南京市家庭读书示范户”；2003年底，又获得南京市唯一的首届“全国学习型家庭”的荣誉奖牌。我与妻子谭华军在1984年7月同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在同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教师。我们的女儿徐子晨，出生于1988年5月20日，她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读本科，现在美国波士顿巴布森商学院继续求学。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极主动地读书求知，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服务，是我们家庭的一个特色。在我们家，几乎分不清业余或者课余，看书学习与衣食住行一样，总是被作为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内容。

在位于南京龙江小区的一百平方米住宅中，书橱是我家“随处可见”的家具。三个房间、一个客厅的近二十个书橱，收藏着我自大学毕业以来所收藏的一万余册书刊。它们体现着家庭成员各有特色的治学特征和求知特点。被命名为“雁斋”的我的个人书房里，悬挂着“惜花春起早，爱书夜眠迟”的对联，八个顶天立地的特制大书橱，收藏着大量中文、历史、地理、文献学书籍和工具书、人物传记，其中有关书文化领域的一千两百多种书籍，是雁斋藏书的重要特色，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特藏”。

早在半个世纪前，梁实秋先生就曾说过：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藉以骄人的……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女儿从小就耳濡目染，养成了喜欢读书和不怕作文的爱好。考上南京外国语学校次年的生日，我们为她收拾了一橱文史图书作为生日礼物，中外古今的都有，说今后这些书都归你保管了，但是你必须在看过一部书以后，才能盖上自己的姓名图章：因为只有确确实实地读过一遍，那部书才可以说是属于你自己的了。遇到她不明确、不明白的事物，我们也不是随口告诉她某种答案，而是要求她自行查阅家中收藏的《新华词典》《辞海》等各种工具书，以便获得最准确、全面和权威的解答。这就渐渐培养了她比较广博的知识面，尤其是向“无声的老师”——工具书请教的良好学习习惯。

我们的一个观点是，书本学习主要获得知识，课堂学习主要获取学识，而成功的课外学习则可以收获人生可贵的见识。除了要求孩子认真学好书本知识和课堂学识外，我们还常常利用寒暑假、节假日，鼓励她走出家门，融入小群体，走向大自然，去观察了解社会、自然和人文胜迹。一般说来，每次旅行归来，我们都要求她完成一篇作文，或者至少一篇日记，让她把自己在野外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们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自己收获的必要方式。

对于电视，我们家庭对孩子并不做一般性的拒绝和全面的否定。对于那些根据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只要时间允许，都是鼓励孩子观看，并提出进一步抽空阅读原著的要求。这样慢慢地就让她对高深的文学名著不再望而却步，而是有了亲近之感；对于电视中播出的一些知识性节目，如《科技博览》《希望英语杂志》《中国优秀电视散文展播》《探索与发现》《世界各地》等，也都尽量安排时间鼓励她看。

我们觉得，通过上述种种书里书外、课上课下、家里家外的读书求知方式的有机结合，可以在知识的互动中培养孩子喜爱阅读的习惯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实现从“阅读者”向“悦读者”角色的转换，从而改善其求学的态度，塑造其知识的结构，使其综合文化素质（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逐步提升。

在一个家庭里，父母的知识、学识和见识，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我们还常常就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进行交谈和讨论，并及时鼓励孩子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我家一种独特的教子求知方式，因为我们奉行“从无字句处读书”（周恩来语）和“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叶圣陶语）的教育原则。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个人的淘书、藏书，则是为了读书和著书。如今我利用二十年来精心收集的万余册藏书，陆续出版了《秋禾书话》《故纸犹香》《旧书陈香》《纸老，书未黄》等十余部读书随笔集。而本书作为《书来话多》（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的续集，能够得到江苏知名作家、金陵藏书家薛冰先生的序言，可谓喜出望外，特此鸣谢！

甲午寒春间叙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