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门人薛福成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列幕宾83人；但另据统计，跟曾国藩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达400多人。

曾国藩用人，从其遴选湘军将领的原则可见一斑：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成晓军所著的《晚清第一智库：曾国藩幕僚》将以李鸿章等九位重要曾幕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择要叙述其与曾国藩学术事功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

曾国藩幕府，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晚清第一智库：曾国藩幕僚》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九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李瀚章，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等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晚清第一智库：曾国藩幕僚》由成晓军所著。

前言

第一章 “薪尽火传”——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两进曾国藩幕府

 发迹上海滩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适时应势而督直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奇男子”——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墨经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芒鞋徒步”七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彭郎夺得小姑回”

 血战九洑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早年的科途奋斗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粤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章“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力耕读书”十年功

 初次出山显奇才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第五章 “笑谈都与圣贤邻”——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少负奇才”

 “海内论义我最先”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

 “赛诸葛”名扬巴蜀

 巡抚关中遗恨多

 “遂初园”内耕耘勤

第六章 “良师益友”——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读书明大义”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

 回援武汉勤远略

 联姻续友情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 （上）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 （下）

第七章“患难相从”——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大器早成”

 “追随忧患日”

 “带勇非其所长”

 “发愤著书”立说

 “缔婚姻而申永好”

第八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入幕前的不凡经历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

第九章“香火缘深”——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

 “拔贡”做官

 总理湘军后路粮台

 报销兼转运局总理

 主办江西牙厘

 襄办广东厘务

 主政湖湘

 从巡抚江浙到总督湖广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薪尽火传”

——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影响最为重大、权势最为显赫者，当为李鸿章。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此，时人已清楚地意识到，如“淮系湘出”、“湘淮一家”之类广泛流传的口碑，即道出了曾、李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李鸿章本人也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的确，李鸿章谨守曾国藩的谆谆教导，在实现“修身、齐家”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信条方面，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充分具体：他在曾国藩的维护“纲常名教”这面大旗的驱使之下，残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为延续大清王朝60多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曾国藩的“主和”外交理论加以实践和发扬，特别是对曾国藩倡导的“师夷智”以“自立”、“自强”的洋务新政，加以全面继承和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曾氏事业的忠实传人。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先代本姓许，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因心庄无子而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这样，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同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谨守“处家恭俭”之祖训，从最初“清贫无田”渐积至拥有200多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乏政治靠山，也就常常受到他人的欺凌。到了李鸿章曾祖父李椿时，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又是县学习武的生员。他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之后，便不再存有功名进取的想法，退居乡间尽心督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虽然他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是家里人口众多，经济负担较重，他仍坚持“耕读”之本，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于1802年。八岁的时候，李文安与哥哥李文球一同受业于李龙桥先生。由于他“少年时多病”，到13岁时只读过《毛诗》等粗浅之书，而且还不能背诵下来，所以他的父亲让他回到家中跟着长兄李文煜继续读书。李文煜本来就是教书先生，对自己的弟弟当然格外的尽心，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样，天资“中下”的李文安，就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遏制邪欲，专心攻读，做学问的根底在这八年中初步奠定下来。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饱学之士为师，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的技巧。但自1825年开始，他一连几次参加江南乡试，结果都是败兴而归。1834年，李文安终于考中举人，四年后又成为戊戌科进士，朝考人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

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是合肥处士李洪谟的女儿，一位典型的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有六男二女，家庭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节勤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读书学习的条件。因此，李鸿章兄弟对母亲非常孝顺，终生不忘其抚育教养之恩。李鸿章兄弟六人，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或是科途中式，当上大官；或是经商发迹，成为当地首富。李鸿章的两个妹妹略知诗书，她们的丈夫一为富商一为官僚。

李鸿章生长在上述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使得李鸿章过早地懂得生活的艰辛；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素质，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良好文化氛围。正是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又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李鸿章自六岁发蒙，在父亲所开家馆中度过了六年的家学生活。1835年起，因其父李文安连续几年赴京会考，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此外，他还曾受教于名师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这三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40年即18岁那年他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因才华初露，故自信心很强。他在1842年写的《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中表示要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自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①

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诗人锐意进取，要作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少年得志的“大丈夫”。1843年，李鸿章经过又三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函催鸿章人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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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所以能够由一介书生而领兵数十万，坚持十多年疆场血战，最终将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燎原烽火平息下去，进而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不仅为应对“千古未有之奇变”，为延续大清王朝60余年的寿命起过重要作用，促成了他本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贤”形象的“完满”体现，而且他的思想和言行、学术与事功，又深深影响到他身后几代人，时至今日还直接或间接地留下许多影响的痕迹。

曾国藩的成功，除了他本人人格、学识、才能产生重要作用之外，还在于他的幕府盛况空前、人才济济，与他的幕僚们对其辅佐扶持密切相关。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曾国藩在其成就功业的过程中，就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他幕府中诸多幕僚的帮助。综而言之，曾幕幕僚对曾国藩的帮助，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曾幕幕僚对曾国藩在创建湘军和治理湘军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曾国藩饱读诗书，其中包括对军事理论尤其是对治军方略的了解和体会比较全面，如他在1851年初上咸丰皇帝的《议汰兵疏》中就认识到：“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曾氏早期建军、治军思想的基本内涵，并为他后来在编练湘军时“改弦更张”，尽力避免清朝原有八旗、绿营兵的弊端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还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更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反复实践提炼，才能获得最佳效果。曾国藩自1852年底奉命至湖南省城长沙办理团练时，曾明确表示要“略仿戚元敬氏(即戚继光——笔者注)成法，束伍练技”①。可是，实际情况却不理想。正如他自称：“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辩。”②从而，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初，可以说处处碰壁，困难重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未解决好如何挑选营官的问题。随后，他在罗泽南的帮助下，不仅妥善解决了营官等将领的挑选问题，而且在兵勇的招募和技艺训练方面，都得到了罗泽南的鼎力相助。早在曾国藩出山领兵之前，罗泽南就在家乡湘乡组建了团练，并且将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浚、蒋益澧、王錱等人聚集到自己门下，参与湘乡团练的组建和训练。这些人深受罗泽南的影响，很快汇集到曾国藩旗帜之下。他们不仅构成了早期湘军营官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士兵也成为了早期湘军的基础。正如钱基博指出“无泽南，无湘军”③，曾国藩在《李忠武公神道碑铭》一文中也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④曾国藩对于湘军水师的组建，更离不开幕僚的帮助。起初，曾氏并未把组建一支专门化的水师纳入组军建军计划，只是在1853年底练兵衡州时，得到郭嵩焘的建议才正式组建湘军水师的。郭嵩焘这个建议的由来，是他在1853年初夏协助江忠源转战江西时，获得太平军拥有较强大的水营而形成湘军必须相应创建水师才能克敌制胜的认识。曾国藩很器重郭嵩焘，立即改变原有练兵计划，与郭氏“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湘军之兴亦由始”。⑤后来的实践证明，曾国藩采纳郭嵩焘建议创建湘军水师的举措，对于湘军最终战胜太平军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依靠水师之力，湘军自1854年春出师东征到1864年最终攻占金陵，控制着长江三千里江面，为保障湘军陆营攻城略池，提供了畅通无阻的后勤供给和水上火力支持。正如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天下大局，西北之形势在陆，利用车马；东南之形势在水，利用舟楫。”①在复彭玉麟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攻剿金陵，诚非陆师奋力不为功，水师亦断不可少。水师以断江面之接济，截北岸之援贼，陆师则开花炮与地道并举，而辅以苏军洋枪骁队，当可济事。”②可见，在幕僚的帮助下，湘军水师得已组建，不仅为曾国藩成就功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表明曾国藩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向纵横两个方面都获得拓展。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与彭玉麟等人从“勤远略”这个角度出发，在1866年会奏《长江水师章程》，为后来中国海军的筹建提供可资参考的蓝本打下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基础。

此外，曾幕幕僚为曾国藩筹集军饷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军，加之清政府在经受西方列强经济入侵的同时，疲于应付国内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连年征战，国库极度空虚，所以湘军的饷糈主要靠自己筹集。对此，曾国藩在最初团练长沙时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③：“湖南军饷浩繁，现实无饷可筹”。④很显然，饷糈短缺，使湘军生存问题受到严峻的考验。正当曾国藩被饷糈短缺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善于出谋划策的郭嵩焘向他提出了劝捐筹饷的建议。尽管曾国藩感到劝捐会扰民，但他最终接受了郭氏建议，“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⑤随后，曾国藩与敦嵩焘议定以劝捐形式解决湘军水师船炮经费的办法，收到较好效果。然而，劝捐筹饷毕竟是权宜之计，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变成硬性摊派，曾国藩深悉其弊：“凡劝捐，无不略寓勒意者。”⑥鉴于此，他又在幕僚的帮助下，自1854年2月出师东征之后，在劝捐筹饷的基础上，增加了征收百货厘金与食盐厘金两种筹饷办法，为解决湘军浩大的饷糈供给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曾幕幕僚对曾国藩军政决策的制订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对军事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制订和实施，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军事决策决定着湘军的生死存亡；政治决策则关系到曾国藩及其湘淮军集团的兴盛衰落。绝顶聪明而又谨小慎微的曾国藩，深知每一个军政决策的制订和实施，都异常重要。然而，曾国藩并非“圣人”，不能事事先知先觉，在惨痛的失败中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同时，得到了诸多幕僚的开导、帮助：从而应付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就军事决策而言，在领军初期，曾国藩主要在某一战役战术决策上听取了幕僚的建议，其乐于纳言的作风，使他与幕僚之间在军事决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形成了良性沟通。而在1858年再次出山之后，随着权位的上升和责任的重大。曾国藩的军事决策从战役战术决策的制订与实施，逐渐向整体战局战略部署的转移。这种转移的实现，除了曾国藩自身智慧之外，幕僚对其影响不可低估。

一是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战术决策的制订和实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国藩不擅长具体战术，他自己在书信和日记中常常提到这个弱点。如在1854年4月。面对太平军形成三面包围湖南省城长沙之势，在与幕僚集议兵锋所向的问题时，曾国藩主张全力援助湖北，应将湘军主力进击湘鄂通道靖港重镇。左宗棠、陈士杰等则主张先取湘潭，使长沙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然后水陆乘势推进湖北、江西。曾国藩虽暂时接受了大部分幕僚的意见，派遣湘军水师进攻湘潭，但他在长沙县乡团士绅的鼓动下，很快放弃了率军后援湘潭的既定方针，转而指挥所留各部向靖港进发，结果遭到惨败，差点投水自尽。幸亏彭玉麟等在湘潭大获全胜，才挽回了曾国藩的一点面子。通过这次教训，曾国藩对既定战略决策再也不敢轻易变更了。事后，曾国藩虚心采纳罗泽南的兵分两路进击武昌的策略。经花园一战，湘军终于立稳脚根。

二是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战略部署的制订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858年再次出山后，曾国藩统领的湘军达到十多万人，如何制订和实施重大战略决策。也就关系到湘军的生死存亡。在整体规划湘军进止的战略部署上，曾国藩听取了众多幕僚的正确意见。如当左宗棠部湘军于1862年初进入浙江境内，为围攻金陵、包抄金陵后路作准备时，幕僚汪士铎向曾国藩提出了对金陵围而不剿的战略部署。曾国藩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接受了汪士铎的意见，认为“与其急进金陵，师劳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先清后路，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的战略部署是非常有效的。又如，自曾国藩于1861年11月奉命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汪士铎又向曾国藩建议，从水师长远发展考虑，奏设长江水师提督以护长江水路安全。曾国藩不仅接受了汪士铎的建议，派一军设防衢州“以规浙东”，派一军驻宁国“以屏宣歙”，而且与彭玉麟等幕僚反复商定《长江水师章程》，从建制上为湘军水师的生存，为水陆配合合围金陵，为“勤远略”巩固海防等举措提供了保障。再如。当曾国藩于1865年6月奉命主持“剿捻”重任之时，他认为老湘军大部分已裁撤，临时招募的湘军战斗力不强，决定全权统率李鸿章淮军。对此，幕僚赵烈文据理谏阻。曾国藩接受了赵烈文所作的主客之势将导致“将士不相习”的分析，最终制订出曾国藩为统帅，湘军和淮军协调作战的部署。尽管后来淮军不听指挥，曾国藩“剿捻”无功，但至少可以表明，他能够虚心接受幕僚的建议，并且为他力荐李鸿章充当接替“剿捻”的最佳人选起了重要作用。

就政治决策而言，曾国藩在对政治风向的正确解读方面得到了幕僚的重要帮助。这种帮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在是否应命出山帮办湖南团练的问题上，曾国藩得到郭嵩焘和刘蓉等人的启发、开导和敦促。早在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之前，曾国藩对江忠源带兵“剿贼”之举在总体上持反对的态度。他的理由是，江忠源“墨经从戎”关系到尽人子之孝的问题，“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②所以，当他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后，产生了极强的抵触情绪，拟就奏折打算抗旨不遵。面对好友吴敏树的劝说，曾国藩仍不为所动。随后，敦嵩焘、刘蓉等至交好友反复加以劝说，尤其是郭嵩焘恳词提醒：“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絰从戎，古之制也。”③加之，父亲曾麟书也极力敦促应以忠于君国为己任，曾国藩才终于下定决心“毁弃前疏”，“定计赴省”。④1857年曾国藩丁父忧回籍守丧期间，也是听从了吴敏树、罗汝怀等幕僚的劝告，在湘军与太平军相持不下的艰难之际，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的。

二是在对待1860年英法联军攻人北京，是否应命“勤王”的问题上，曾国藩听从了幕僚的建议，得以妥善安排。在接到饬派湘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①的谕旨后，曾国藩的内心十分矛盾：如拨兵北上“勤王”，围攻金陵之举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如果不拨兵“勤王”，则感到“未尽人臣之本分”。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幕僚张芾劝其暂缓派兵北上，先召集众幕僚商议再说。在集议期间，大多数人主张北援，李鸿章则独持己见，“独谓夷氛已迫，人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②曾国藩经过反复权衡，毅然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表面上奏请由他和胡林翼两人中派一人统兵北上，但须接到谕旨后才能动身，实际上是运用拖延之术应付此事。结果，不到一个月即奉到“毋庸前来”的谕旨。“按兵请旨”的政治决策，一方面避免了朝廷的不满，另一方面，使得湘军能够实施全力围攻金陵的战略部署，对于稳定整个东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政治决策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对清中央朝廷大政方针的领会与实施之上。面对1862年发生的辛酉政变，尤其是在年底奉旨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次年初又授两江总督兼协办大学士等要职的客观现实，曾国藩一时不清楚朝廷用意何在，“酉正，与眉生、伯符、尚斋、小泉诸人议余得协办应否辞让，商酌良久”③；“至眉生等处，详论应否疏辞协办之命，众议以为宜受协办，而坚辞节制四省之权，不可同时并辞，近于矫情钓誉，灯时定计”。④经过连续数日与幕僚的商议，曾国藩博采众长，以位太高、权太重之名奏请辞去协办之名及节制之权。当然，清中央朝廷正在倚赖曾国藩之际，最终没有批准这个请求。尽管清中央朝廷也清楚曾国藩是在演戏，但最起码可以感到曾国藩不事张扬，且有辞职报告作为随时警戒曾国藩的依据。

总之，曾国藩在军事与政治方面的决策艺术，实践证明是十分高明的。这种高明，除了他本身的学识和才能之外，幕僚的建议与提醒，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洋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是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的第一人。他之所以成为“首倡者”、“第一人”，既与其自身学识、才能存在密切关系，同时离不开众多幕僚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具体说来，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洋务理论和洋务实践的影响，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曾国藩“和戎”为主外交理论的产生形成，离不开幕僚的影响。我们知道，曾国藩饱读诗书，传统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观念是十分浓厚的。盲目虚骄，无视客观现实，清谈对外开战，抵拒外洋，闭关锁国的意识，是很容易产生的。然而，曾国藩却主张“师夷长技”。运用“和戎”为主体的外交方式，争取相对和平稳定的时间实现用西方长技去“制夷”的长远目标。必须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这50年间，中国人始终面临着学习西方与抵制西方这两难有机统一的抉择。只有学习西方，才能真正抵制西方。必要的对外开战，是抵制西方的直接行为；而学习西方长技，用以去抵制西方，更显得理智而富有内在实力。所以，“和戎”为主的对外方针，实际上是理智的抉择。因为，“和戎”不是拱手投降：“和戎”是为了争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间和环境。曾国藩的“和戎”为主的外交理论，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在这里。在这方面，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等幕僚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

郭嵩焘的家庭出身，尤其是他早年在江浙和京城对西方世界的较多了解，以及自身对中西方实情比较鉴别，使得他成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的过渡时期一位孤独的先行者。曾国藩深知郭嵩焘在洋务方面确有专长，在清咸丰年问经常去信询及办理洋务之法：“西夷之事，屡接来书，俱称御之有道，而所谓始终不一说破，战耶和耶？抑别有一术出于战和之外者耶？……国藩所处之位，渐虞与彼族交涉，请阁下详悉指示：所谓康庄者安在？荆棘者又安在？可以不战者安在？战而胜与胜负皆无悔者又安在？祈告我浅显之情，无故作深妙之语，至要至荷！”①尽管他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但他虚心请教郭嵩焘：“夷务之书，以何者最得要领？”②对此，郭嵩焘耐心细致地与曾国藩作了交流，开扩了曾国藩的胸襟和视野。值得指出的是，郭嵩焘主张循理外交。他把程朱理学中的“理”，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融入到外交事务之中。他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得“理”。这个“理”字运用在外交事务中，体现的是必须明白洋人所争者“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③；“彼其意志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④。懂得此理，就不宜轻易对外开战。他明确提醒曾国藩。“国家办理夷务二十馀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事理”⑤。曾国藩在认同和接受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内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形成了“和戎”为主的外交观。他将对外交涉中的“理”化解为“守约”二字。即守定条约，凭条约据理力争，尽力减少条约之外的损失：“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是”⑥，“依定和约，接以诚信，而又旁询熟悉彼中情事者，每有争讼，则细究曲直之所在，必可批邻导窾，不致龃龉”。⑦受郭嵩焘“以和为贵”外交思想的影响，曾国藩形成了“夷情志在通商，稍有损于国体，尚无害于民生”⑧的认识。因此，他不主张轻易对外开战。

曾国藩“和戎”为主体外交理论中的另一核心内容，体现为“自强”二字。他不主张轻易对外开战的深层用意，即是尽力实现“自强”，争取时间和环境。他说：“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⑨

但是，“自强诚为要义，然须由渐而致”⑩，不是短时间就能达到自强的。这就需要“和戎”，争取时间和环境来完成“自强”的整体过程。曾国藩的这一认识，受丁日昌“素有捍御侮外洋之志”的影响较深。①他的洋务观侧重点在“力”，认为“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绌”②。因此，他极力主张“内则卧薪尝胆。外则虚与委蛇”，用以实现“自强为根本”的目的。1967年，丁日昌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就实现自强提出了12条具体措施。曾国藩对其给予了很高评价，建议将此信“寄总理衙门，以备采择”③。由此可见，丁日昌的为实现自强而对西方列强采取“羁縻为上”的洋务外交观不仅被曾国藩认同和接受，而且期盼这种外交观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洋务自强新政的传人，一方面其“和戎”为主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深受曾国藩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他领兵上海，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阵地，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较早、较多、较深，从而在洋务信息包括与洋人相处的实际感受，洋枪洋炮的功效，以及洋人性情、处世方式等方面，不断提供给曾国藩，对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作出有效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促使曾国藩“和戎”为主外交理论的形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譬如，李鸿章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与洋人交际中感到“词意尚和顺”、“并无一语刁难”等等信息的反馈，对于消除曾国藩心中因受传言影响，存在对洋人诸多疑虑之情的阴影，提供了间接的但又是第一手的资料。

总之，曾国藩“和戎”为主的外交理论及其以自强为根本的洋务思想体系的形成，深受幕僚在多方面影响的依据是很充足的。

二是曾幕幕僚在促成曾国藩的“用兵在人不在器”观念的转变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当指出，“用兵在人不在器”观念有其合理性，即曾国藩领兵之初所反复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于训练有素的士兵，而不在于拥有多少装备精良武器。但是，单凭一腔热诚或勇猛，缺乏先进武器的装备，则很难在对付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面前稳操胜券。因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惨败的客观现实已经说明，除了清政府的腐败之外，科学技术的落后，大刀长矛无法抵挡西方坚船利炮则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曾国藩最初认定的“用兵在人不在器”的观念是不全面的，应当补充调整为“用兵在人也在器”则比较合适。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李鸿章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如在1863年1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①是年4月又在书信中提醒曾国藩：“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馀，敌外国亦无不足。”②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第一线，其对西洋先进武器的肯定和认同，是从实践中得来，从亲身阅历中得来。从而，自此开始，曾国藩在李鸿章等人的影响下，对“用兵在人亦在器”的认识逐渐深化起来。1864年，湘军中已有数营增设了洋枪队。曾国藩不仅在日记中记载多次检阅护军营所辖洋枪队，而且通过亲自阅操后发出感叹：树字营“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⑨。值得我们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曾国藩从对西方武器先进性感叹、赞赏的基础上，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新政，从仿造西方枪炮船只到制器之器的实践，补充和丰富了人与器有机结合的理论内涵，促使其“用兵在人不在器”的观念向“用兵在人亦在器”的观念不断转变。

三是曾幕幕僚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扩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曾幕幕僚促成曾国藩对现代军工企业的开办。购买西方枪炮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随时可能受人牵制，只有自己设厂制造，才是唯一出路。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在1861年就于安庆设立了内械所，但纯系手工制作，生产的长枪、鸟枪、土炮等远远比不上西方的精良。1863年，曾国藩采纳了幕僚的建议，决定建立一个“制器之器”的大型企业，先期拨款近七万两，全权委托容闳赴美国购置机器。一年后，容闳所购机器运抵上海。在这个基础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终于1865年在上海宣告诞生。与此同时，又在幕僚的建议下，曾国藩“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①。江南机器制造局和兵工学校的创设，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企业的先河，意义不同凡响。自此之后，各地军用企业相继开设。军用企业的开设，又引发了民用企业的创办。曾国藩倡发的洋务自强新政，也就不断朝着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艰难迈进。

另一方面，曾国藩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幕僚对其启发、帮助存在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首先指的是对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和传播。曾国藩在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同时，创设翻译馆，用意很明确：“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②他之所以有这个认识，之所以决定设立翻译馆，除了容闳等人的影响外，还与幕僚李善兰等人的建议有关。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人作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很自然地对西方科技的先进性看得深、看得透，曾国藩对他们的人品和学识异常器重。这样，他们的建议很快就获得曾国藩的采纳。自1867年至1872年间，李善兰等人与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外国传教士兼科学家精诚合作，在曾国藩的亲自关注支持之下，运用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的方式，翻译出数学、化学等学科及测量、汽机等领域的书籍多种，如《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过重要影响。近代中国新的学科专业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等在日后的产生，与这时期大量西方译著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带来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传统的视西方科技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科技救国、科技兴国的观念逐渐被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而曾国藩之所以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又与幕僚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在江南机器局诞生五年之后，容闳适时向曾国藩提出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的建议。在丁日昌、李鸿章等幕僚进一步影响之下，曾国藩于1871年数次领衔奏请清中央朝廷，恳切陈述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获“着照所请”谕旨后，他在李鸿章、陈兰彬等幕僚的配合下，拟订具体留学方案上报朝廷允准。尽管在1872年8月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起航赴美时，曾国藩已经离开人世半年时间了，但他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正如容闳指出：“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计画，后亦率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①这段话，道出了容闳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已，同时也证明曾国藩善于听取幕僚建议，善于接受幕僚建议的开明胸怀是很突出的。

综而言之，曾幕幕僚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种影响的形成并发生实际效果，则离不开幕主与幕僚双方因素的有机结合。作为幕主，曾国藩的人格、学识和才能，吸引和促发幕僚对他忠心辅佐扶持，同时反映出曾国藩具有虚心纳言的广阔胸怀。作为幕僚，他们大都学有专长，人品和才能也大都与曾国藩接近，从而愿意进言，敢于出谋划策而不计个人得失。本书将以李鸿章等九位重要曾幕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择要叙述其与曾国藩学术事功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

《曾国藩的幕僚们》自2000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初版以来，先后于2002年由台湾捷幼出版社出版繁体本，2007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修订本，2009年经增订又由团结出版社以《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为书名再次出版。读者和出版社给予该书的厚爱，既是对我辛勤劳动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我研究曾国藩的一种鞭策和鼓励。为此，我深深感到，依据第一手资料，通过细心的思考，开展原创性研究工作，显得多么必要和重要!同时，也坚定了我抱定的尽力将“平淡中见高雅，通俗中见专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的决心和信心。

此次应东方出版社之约，以《晚清第一智库——曾国藩幕僚》为书名奉献给读者。经过反复思考，笔者对原书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修订和增补。一是从曾幕幕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这个角度，撰写了一篇前言，将原有前言删去。二是将原书中附录一《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和附录二《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两篇文字删去，以精简篇幅。三是考虑到资料引述非常重要，而原来几个版本均未将引文出处交代到页码，所以此次将每处引文来源不仅注明页码，且尽力采用最新版本。这样既可增加是书论据的可信度，而且修订了原来存在的一些错误。

在《晚清第一智库——曾国藩幕僚》体例调整、内容修订和增补过程中，惠州学院政法系不少老师给予了诸多帮助和鼓励。此外，我在撰写“前言”的过程中，重点参考、吸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崔志远同志的毕业论文《试论幕僚对曾国藩的影响》许多观点和内容。在拙著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殷切期盼读者诸君对拙著批评指正。

成晓军2013年5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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