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力以，原名承学，1923年8月30日生于广东省遂溪县。1938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遂溪青抗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大夏大学肄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别山区《七七日报》记者，《冀鲁豫日报》记者、编辑，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记者。1948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主任、副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国际出版合作促进会会长，《中国美术全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主任，《编辑与出版》丛书主编。

这本《许力以纪念文集》(作者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是关于其的纪念文集。

这本《许力以纪念文集》(作者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是关于许力以先生的纪念文集。

《许力以纪念文集》收录了《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奠基者和擎旗人——深切悼念许力以同志》；《我们的骄傲与心痛——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力以报国泽被海隅——追忆许力以同志》；《一位可敬可佩的出版家——忆许力以同志》等文章。

深切思念资深出版家许力以同志(序一)

像力以同志那样做事做人(序二)

许力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讲话

长者

力以同志千古

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奠基者和擎旗人——深切悼念许力以同志

我认识的许力以同志——一位新中国出版业创建者的历史贡献

向力以同志学习努力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

遗憾与追思——许力以同志追思会发言

怀念许老：好领导、好老师、好朋友

怀念与感激——深切悼念许力以同志

为中国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典范——怀念许力以同志

许老的人格魅力——深深怀念许力以同志

我们的骄傲与心痛——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怀念许老

深沉怀念《出版参考》掌舵人许力以

播撒光明蜡炬成灰弘扬文化鞠躬尽瘁——沉痛悼念许力以同志

忆许老逝世的前前后后

追思许力以同志

许力以先生点我加入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

音容宛在情思绵邈——追忆许力以先生

怀念许力以

力以报国泽被海隅——追忆许力以同志

在老许身边的日子

许公不朽

忆许老

感念与歉疚

眼光敏锐的许力以

遥祭许老

一位可敬可佩的出版家——忆许力以同志

怀念许力以同志

我们学习的楷模——忆许力以同志

怀念许力以先生

老骥伏枥推动交流——怀念许力以先生

思想起老友许力以

我的二哥许力以

我的父亲许力以

忆父亲二三事

我最敬爱的人——送岳父许力以远行

与父亲许力以的书缘

父亲在天有知

许力以同志是我深为敬重的革命老干部和资深出版家。他的辞世，我感到突然，更感到悲痛。我一直这样想、这样看，在比我年高的老同志中，力以同志身心最健康，思路最清晰，虽年近九十，仍然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在为他所心爱的出版事业操劳着。对他突然离世，我实难接受，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我回忆着，思考着，许力以的身影在我眼前萦绕。

1973年5月，力以同志从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调国家出版局工作，先后任出版部主任和副局长，是我“半路出家”搞出版的领路人和指导老师。我知道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随军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宣部出版局担任领导工作，很注意向他学习和请教，他也不时地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我以指点。我近几天的回忆与思考，也总是围绕这两方面而展开。

1974年“四人帮”发动“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矛头直指刚从原文化部和原中宣部“五七干校”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国家出版局机关被大字报攻击为“旧文化部旧中宣部的浓缩”，而从“旧中宣部”被“浓缩”过来的直指许力以。在巨大压力之下，力以同志清醒沉着、善于应对，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帮助别人“过关”。当时，被视为重点批判对象陈翰伯(后任代局长)所在出版部党支部，力以同志多次召开支委会统一我们几位支委的思想，以刚刚恢复工作跟不上形势定调，在不得不开的批陈会议上，大家心领神会，一直坚持“跟不上形势”这个基调发言，并在此后积极支持陈翰伯为恢复出版业务所做的各项工作。

得知力以同志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广东。从深圳到广州，我多次向广东出版界同志讲，1975年我跟随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徐光霄、陈翰伯、许力以来广州，在羊城宾馆(今东方宾馆)参加《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975—1985)规划》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所定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英词典》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0年后陆续出版，成为新时期出版繁荣的基础性和主体性工程，影响巨大和深远，直至今日仍然是书写新时期出版成就的重要选项。在制定和实施这一宏大出版工程中，陈原所主持的工作班子起了重要作用，而许力以作为当时的出版部主任和随后的主管副局长，不仅参与了策划，更在组织协调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力以同志还直接组织领导了由四川、湖北两省负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1979年11月2日，他写信给胡耀邦，拟在四川成立编纂处作为执行机构，胡耀邦于11月6日即作出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作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耀邦同志对力以同志信的批示，使《汉语大字典》以及其他词典编纂起步阶段面临的机构不确定、人员不稳定、财力无保障等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力以同志作为王匡、陈翰伯两任局长的主要助手，对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他坚定地支持王匡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 (写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1978年，他坚定地支持并组织实施了王匡决定大批量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极大地缓解了“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1979年，他坚定地支持陈翰伯在长沙会议上确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并在实际出版管理中指导地方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和提高图书质量，有力地推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出版繁荣和发展。1980年前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始终以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为主线，突破出书跟着当前政治运动转的狭窄局面，使各级各类出版社迈入图书品种丰富、特色突出、质量提高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力以同志不仅成为国家出版局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这是为王匡、陈翰伯以及其后的局领导班子成员所公认的。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决定》起草前向中央汇报提纲和随后起草《决定》的工作中，力以同志都是积极参与者，并且给有关同志以具体帮助。国家出版局党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向中央汇报提纲送审稿，遵照中宣部领导同志意见，按1981年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对几年来出版工作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影响出现的问题作了检查，并在图书和期刊出版部分增写了有关内容。力以同志对这一段作了使我认真思考的批注；“老宋：根据现在的形势和要求，繁荣创作和出版方面的内容要增加，还要积极一些才好。”力以同志对重大政策性问题一向深思熟虑。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即或在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掌握上也不要搞得太紧、太窄。据此，我在汇报提纲中加进了“进一步把出版的路子搞宽，把出版工作搞活”的内容，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竞赛的自由，使创作和著述繁荣起来”。实践证明，把路子搞宽搞活，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决定》的起草，他更重视解决影响出版事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在《决定》稿中如何写入“出版单位的利润(包括外汇)基本不上交，或采用大部分留成的办法，作为发展基金”；“出版部门由于纸张提价而增加的支出，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力以同志“邀请王益、宋木文、徐荇(《决定》起草小组负责人)等同志开会商讨”，上报邓力群并中央书记处。出版部门至今享有的优惠经济政策，多来自1983年的《决定》，力以同志为此所作的努力却鲜为人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写出。

力以同志对出版工作的指导，始终把促繁荣、上质量、抓重点放在突出地位，在几次面临调整和整顿时也绝不放松。他对中外语文词典编写规划实施的宏观指导与其中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的编写，对《中国美术全集》(60卷)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出版都倾注全力，抓了再抓，直至完成。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组织和推动出版界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是力以同志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比如策划和推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策划和推动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之旅》，策划与推动中国多家美术出版社与比利时范登出版公司合作出版60卷《中国美术全集》法文版等，都是力以同志在1979至1985#：间全力支持与组织的重点对外合作项目。他还主持制定了对外合作出版的文件，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以指导和推动中外出版交流与合作的有序发展。

对改革开放后列入党和政府议事日程的版权工作，力以同志是热情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协助和支持陈翰伯在国家出版局建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展版权立法调研，启动版权法起草。1985年，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他主持起草了中宣部关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这一年的6月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尚在起步阶段的我国版权管理和版权立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确立了我国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和处理中外版权关系的基本原则。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