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在胡国台访问、郭玮玮纪录的这本《刘真先生口述历史》中，刘真先生讲述了他亲历过的台湾教育改革，回忆了陈诚、胡适、傅斯年、钱穆、梁实秋等师友。

一个人的口述，凝结一个时代的大历史；远去的声音，回响民国以来沧桑往事。

在《刘真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刘真先生讲述了他在台湾亲历过的教育改革，回忆了陈诚、胡适、傅斯年、钱穆、梁实秋等师友。

《刘真先生口述历史》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之一，由胡国台访问、郭玮玮纪录，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弁言／1

一、忠恕传家／3

二、父兼师职／6

三、在战乱年代中成长／9

四、六年安大生活／14

五、赴日留学／21

六、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行列／25

长沙大火／28

七、抗战时期的中央训练团／31

战时的湖北教育学院／32

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处及组织处副处长任内的工作／34

八、当选立法委员与辞去立委的经过／35

九、师大校长期间的回忆／44

十、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50

创立教师福利制度／52

兴建教师会馆／55

初中入学免试常识／58

设置教育建设基金／61

创办实用技艺训练中心／62

师范改制专科并将花莲师范迁地重建／64

扩充与改造水产教育／65

成立中兴大学及省立屏东农专与台北护理专校／66

成立省立体育场及体育专科学校／68

迁建省立台北图书馆与彻底整修博物馆／69

济助山东来台青年及抢救金门中学师生／70

十一、任职“国家安全会议”二十四年／75

十二、参与筹设台湾电视公司／85

十三、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联考制度／90

十四、新竹试办“免试升学”与实施九年国教／115

十五、坚辞教育厅长／124

十六、倡导人文教育与弘扬传统师道并获颁“文化奖”／128

十七、主持学制改革工作／141

十八、应聘担任教育大辞书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56

教育大辞书撰述体例／160

十九、出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65

附：“中山学术论坛”双周刊“创刊献言”／171

二十、我所认识的文教界人士／175

胡适先生／175

蒋梦麟先生／185

陈大齐先生／194

傅斯年先生／199

刘季洪先生／207

梁实秋先生／211

钱穆先生／216

台静农先生／222

蒋复璁先生／226

王云五先生／229

黄君璧先生／235

附录：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240

我在南京立法院开会时，四月六日晚突接台北陈主席电报，嘱即日启程来台。我于是遂由沪搭轮渡海抵达基隆，当乘汽车进入台北市区时，见重要街口马路两旁均有宪警持枪布哨，甚为诧异。当晚至延平南路谒见陈主席时，彼即告以四月六日台大与师院发生学潮，两校学生沿街游行示威，并与宪警冲突。师院系省立，彼已令知该校暂行停课，听候整顿，因我过去担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训导长时，曾处理过一次类似的学潮，可能陈主席认为我系研究教育的，且对处理学潮稍有经验，所以特打电报要我来台处理师院的学潮。

当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是浦薛凤先生，他于我见到陈主席的第二天下午，即来电话约我到省政府去一趟。见面后便将陈主席所写的一张便条给我看，上面写着：“成立省立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聘刘真先生为主任委员兼院长。”委员中还有黄朝琴、游弥坚、谢东闵等人。我当即向浦秘书长表示，我现任立法委员，担任临时性的学风整顿委员会主任委员没有问题，至于能否兼任院长，恐须先向内政部选举事务委员会请示。浦秘书长说主席即在隔壁办公，你可当面向主席说明。于是我便拿陈辞公的手条请他将“兼院长”改为“兼代院长”，他说谢东闵系教育厅副厅长，他在学潮发生后，坚决请求辞去兼院长的职务，经再三挽留后亦不同意。辞公又说，目前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很多人都急于离开大陆，或远往美国，或滞留香港，大家都认为台湾终将不保，不肯来此撑持危局。所以才想到把我找来，担任此一职务，我乃向辞公坦率陈明，请省府去电行政院内政部正式回文加以解释，立法委员是否可兼任师院院长。那时内政部部长为李汉魂，在广州市办公。陈主席采纳我的意见，嘱先行到师院将学潮平息，另由省府去电内政部请示。四月十日上午，谢东闵先生亲至台北市福州街十一号我的寓所，陪我到师院接事，开始办理学生重新登记注册手续。陈主席原来指示在一个月内，能将师院学潮处理完毕，学校秩序恢复正常，学生继续上课。我当时便认为此次学潮乃系偶发事件，原来煽动学潮的幕后人士，早已脱身离台，所以我对拘留在警备司令部的一部分学生，便负责向警总主管单位保释返校，在两星期内，学校便继续开课，陈主席于学校恢复秩序后，曾亲至师院巡视，对师院同仁予以嘉勉。

行政院内政部很快便电覆省政府说：“依据宪法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公职，师范学院院长系聘任职，依法不受限制。”明示我虽系现任立法委员，但师院院长并非官吏，自可兼任师院院长。因此，省政府在接到内政部电文后，便正式聘我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

一九五三年二月，我应美国政府之邀，赴美考察工业职业教育。因师院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有合作关系，我乃与师院新成立的工业教育系主任顾柏岩同往美国，在宾州大学附近赁屋住了一年，一面在宾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一面至各州考察工业职业教育。在此期间，我在国内所寄来的报纸上，看到有关“立法院”的一则新闻，即有几位“立法委员”提出质询案，认为“立法委员”不应兼任院外职务，他们虽未提出兼职“立委”的姓名，但我看到后内心总觉有点不安。当时兼任院外职务的，就我所知，便有萧铮(兼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萨孟武(兼台大法学院院长)、任培道(兼台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一些“立法委员”。我看过报纸上所刊此项新闻后，经过数日考虑，便决定辞去“立法委员”，专任师院院长。于是便致函“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表示决定辞去“立委”之意。张院长接到我的信以后，便告知内人劝我不必辞职，若我一辞职，便会影响到所有在外兼职的“立法委员”；另一方面，萨孟武先生也托人向我劝说，希望我由美返国与他见面交换意见后，再决定是否辞去“立委”职务。而国内许多好友，如郭外川(骥)兄更到我家里对内人说，“立法委员”得来不易，这种“金饭碗”何能轻易放弃？何况我以“立委”身分兼任师院院长系经“内政部”解释完全合法，对“立法院”少数委员的质询根本不必理睬。可是内人则向外川兄说明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她一向不过问我的事。这样经过两个多月国内外的函电，我终于在一九五三年由“立法院”函知“内政部”同意我辞去“立委”职务。

自民国三十七年春第一届立法院成立后，曾有少数立委如陈立夫(因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少谷(因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等，因“立委”不得兼任“政府”官吏之规定必须辞去“立委”外，可以说我是第一个非因法令规定而自动辞职的“立法委员”。我之所以坚决辞去“立委”职务，主要因为我对政治素无兴趣，当时之竞选立委完全系受本省长者(吴忠信)之鼓励与支持，其后既同意应聘出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自应全心全力投入学校行政工作，倘若一面做院长，一面又做“立委”，必然会使社会尤其是师院师生有一种“官学两栖”的印象，如此我何以对学生实行“身教”？近来回想起来，我当时此一决定应该算是很正确的，否则，如果贪恋“立委”的荣衔与待遇，拖延至今，岂不同样被人讥为“老贼”？

在我三十八年四月担任师院院长不久，便有一位在内政部选举事务所服务的朋友告诉我，内政部刚接到我辞立委的文件，问我内政部曾电知台湾省政府表示我兼任师院院长是完全合乎宪法规定的，为何我要辞职？我听了极表诧异，告以我并未去文内政部请辞立委，同时我也将此事报告陈主席，陈主席当即嘱省府主任秘书刘慕曾速电内政部(时在广州办公)查明究系何人冒名伪造文书，并应依法严办，以端政风。我心中当然知道此一请辞文件必是我那一选区未当选的立委候选人所伪造，大概他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蒙蔽内政都，准予递补我的立委职务。可是我向以恕道待人，力劝刘慕曾兄去电内政部说明内情即可，但不必继续查究，结果此事遂不了了之。政治上有些人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惜运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可谓司空见惯。上述此一冒名伪造文书的事件，只是我担任立委期间的一段插曲，也使我从此对“政治”更加厌恶了。

P40-43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3年4月